云石：扭秧歌 信天游 与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大参考

　　1942年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在我党文艺工作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若干意见，不仅对当时的边区文艺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事业发展，也起到了立基定调的作用。会议确立的若干精神，一直到今天，依然是我党开展文艺事业的理论渊薮。

　　关于这场座谈的背景，想必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简单的说，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中国乃至大中华区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出于对国民政府的极端失望和不满，来到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这些知识精英的加入，一方面改变了边区文化落后的面貌，但也引发了一些矛盾

　　近年来，随着网络思潮泛滥，许多文章在界定这个矛盾时，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将它定义成两个不同阵营的人，在文艺战线上的针锋相对。一些还有点别的想法的文章，还会给这些文艺分子打上一圈正义的光环，然后拿这段历史，来否定政权的合法性。

　　其实这个还真不是这么回事。这些文化人如果真和共产党有仇，最合适它们呆的地方，应该是汪主席的南京或者蒋委员长的重庆，再不济，也得混到长春去投奔康德皇帝，一帮秀才跑到延安去挖墙角，这纯粹是脑子有病。既然他们愿意抛下外面的花花世界，来到延安这个穷疙瘩，至少一颗红心是肯定的。

　　既然都怀着一颗红心，为啥会引发矛盾呢？

　　这个就涉及到文艺工作的方式问题。简单点说，这些文化人的创作形式，与延安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脱节。

　　为什么会有脱节？这些知识分子毕业于燕大、北大、圣约翰，受的是精英教育，来到延安后，虽然创作内容方面也紧跟形势，但在创作手法上，未免过于文绉绉了一些。这一套形式，在文化名流聚集的重庆、上海、北平当然有足够的市场，但来到延安，自然就不太吃的开。

　　这个就不太好了。

　　为什么不太好？

　　这并不是说阳春白雪本身不对。只不过既然你投奔延安搞文艺创作，目的就是为了发动群众干革命。既要是要干革命，当然得与群众打成一片。当时的边区群众，扭的是秧歌，唱的是信天游，你左一个新体诗，右一篇律诗绝句，实在和大家的欣赏习惯差的太远。这一来二去，就显得曲高和寡，让群众敬而远之。

　　这当然是不符合党的需要的。如果这些人的文艺创作，只不过是自娱自乐，那么纵然曲高和寡，也没什么不可以——毕竟他们说的写的内容本身并不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你是利用组织的资源来从事，那就有问题了。

　　任何一个政治组织，都需要通过文艺宣教的方法来争取民众支持，这个无可厚非。而组织的资源同样是十分宝贵的，要让它的效用最大化，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创作内容要立场持正，这是从传授方的角度出发，确保组织的观点和形象，能够正面的展现出来；第二，创作形式上要接地气，这是从接受方的立场着眼，确保大家乐于接纳。只有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这种思想输出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

　　这两点是缺一不可的。如果过于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那这种创作输出本身就没有政治意义，起不到推动革命事业的效果；而如果过于追求内容，而忽视形式，那不仅会造成宝贵资源的浪费，而且还容易会让群众产生厌烦的情绪，其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虽然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立场没有问题，但在创作和输出过程中，普遍过于注重内容，而忽视了形式，造成传播效果不佳，广大边区群众不能接受，这就引发了当时党中央的忧虑。

　　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对文艺战线的宣教工作，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文艺宣教不同于理论宣讲，在理论宣讲时，我们当然要观点鲜明，立场持正，态度也要严肃；但是文艺宣教，它本身就是一个柔性手法，讲究的是寓教于乐。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把握教与乐的平衡，这样才能让群众乐于接受，起到好的宣教效果。

　　那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效果如何呢？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是相当不错的。在这之后，出现了一大批既符合革命工作需要，又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在文学上，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戏剧方面，有《白毛女》、《赤叶河》等等，这些作品努力向民间文艺学习，注意借鉴传统文艺的表现方法，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深受欢迎，对党发动群众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可谓教与乐的完美结合。

　　而且，党中央领导也身体力行，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贯彻下去。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老影像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的党中央领袖，与陕北民众一起扭秧歌的场景。

　　其实，客观的说，像扭秧歌、信天游这些陕北文艺形式，并不见得符合这些党中央领袖的个人喜好。毕竟当时的中共，虽然整体上确实大老粗居多，但在党中央这个层面，还是文化素质非常高的。像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都是留法、留苏的海归——这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而毛泽东虽未留过洋，但在文史上的造诣也是世所共知。所以即便抛开政治身份，仅就个人文化水平来说，他们也是当时中国的精英分子。而除此之外，这些党中央领袖基本上都不是陕北本地人。

　　从这些经历和背景来看，党的领袖的个人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应和陕北群众有着极大的差别。但是，他们依然扭起秧歌，听起信天游曲子，并甘之如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为党的领袖，有必要在此方面做出表率——换句话说，这是优秀政治家所必须做的。

　　当然，这并不代表着党的领袖，就一定要牺牲自己的文艺趣味。只不过，作为政治家，他们有能力明确个人喜好与大众需求之间的界限。具体来说，个人喜好，多数时候被他们压缩在日常生活的空间，或者圈定于特定范围内。这种公私分明，既满足了个人之文化需求，也不至于给党的文艺事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既然如此，为什么当时的延安，文艺宣教工作有时会出现脱离群众的现象，以致党中央需要专门召开文艺座谈会加以纠正呢？

　　这一方面，是之前所说的，投奔延安，加入革命文艺创作的知识分子，多少还有些旧时的思维和习惯，所以在从事文艺创作时，虽然内容上已突出革命色彩，但在形式上，仍和工农兵大众的需求有一定差异。

　　而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可能和党中央领导接触的机会较多，了解到大家在个人艺术趣味上有一定相似，以至于在从事文艺创作时，依然保留了之前的那一套形式。

　　只是，这些形式，在党组织内部的茶话会和团拜会中当然十分合适，有相同艺术喜好和欣赏习惯的同道诗文唱和，不仅不违和，还可以传为佳话；但具体到为人民群众办文艺，开展大众化的文艺宣教工作，虽然内容上依然要凸出革命主题，但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应该多汲取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为好。否则的话，不仅群众敬而远之，也不符合党的文艺工作需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这番批评，其缘由大致为此。而作为党的文艺战线工作者，也应时时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为引领，如此，方能让党的文艺工作永葆青春活力。

心平气和

说得好，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