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翰烽：山西选干部新标准能否经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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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电 23日，山西宣布了对吕梁市、交通运输厅两个班子干部的调整提拔使用情况，并对其进行任前集体谈话。有分析人士认为，山西此举有着重要意义，标志着在经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之后，山西基层重建的新进展。

　　王儒林在干部谈话时表示，“对吕梁市、省交通运输厅两个班子干部的调整是新的省委常委班子第一次提拔调整使用干部，在全省具有重要的示范性、导向性，全社会高度关注。”

　　2014年，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金道铭、杜善学、令政策、陈川平、聂春玉、白云、任润厚等多名省级领导干部落马。山西省纪委数据显示，2014年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县处级干部545人，全省累计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5450人。

　　“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王儒林透露山西有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岗位空缺。王儒林表示，这些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也不能今天提上来了，明天又进去了”。

　　因此，破解选人用人难题，显然成了山西省委的重大任务。为此，山西省委召开了7个座谈会，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3份操作性比较强的文件，形成了“三个一批”(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乱作为的干部，调整退出一批不胜任、不作为的干部，掌握使用一批敢担当、善作为的好干部)选人用人标准，并在吕梁市、交通厅进行试点。

　　由此可见，山西选干部的新标准就在于“三个一批”，概括来说，就是如何对待三批干部，一是“贪官”，这是当前要重点查处的；二是“庸官”，也是当前要重点治理的；三是“好官”，就是当前要重点选用的。

　　如何从众多的干部中发现这些官员，并分类予以对待。还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毕竟“贪”、“庸”、“好”字都不会写在脸上，有的可能还隐藏得特别深，仅靠一些惯常的普通做法，恐怕是无法实现的。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突破性措施呢？目前的报道无从得知具体的细节。但有几点是值得关注的。一是在发扬民主的方面，就是从下至上听取干部群众的各种意见、建议，了解干部在群众中的真实反映，这项工作应该是做的比较扎实的。除了惯常的民主测评之外，恐怕更多的扩大了直接听取意见的范围和层次。如果听取的人多了，所能了解的信息就更丰富了。

　　王儒林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个跑官要官和说情打招呼的”。也许是这方面的反映。

　　二是有没有在“抽查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个干部贪不贪，其个人的一些事项还是能够看出端倪的，尤其是财产方面的情况。

　　据统计，2014年中组部抽查核实中管干部、省部级后备干部等1550名，各地各单位抽查核实厅局级、县处级领导干部60170名。因抽查核实发现问题，已有5名拟提拔中管干部被取消提拔资格，有数十名厅局级、县处级考察对象被取消提拔资格；有一个省通过抽查核实将6名发现有问题的省管干部移交省纪委调查处理。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案例，在领导干部群体中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根据中组部最新发出的通知，从2015年1月起，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抽查核实力度。随机抽查比例由目前的3％—5％提高到10％；此外，凡是拟提拔为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拟列为副厅级以上后备干部人选，以及转任重要岗位人选等，将全部进行重点抽查。

　　那么，对于山西这次新选干部来说，恐怕这也是重点试点的标准内容。

　　三是在日常监管方面会有怎样的突破性改革？一直以来引人关注的财产公示会不会有所进展，也就是说，在山西新提拔的干部，会不会有财产公示或财产申报的重大试点与突破？

　　王儒林说，把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只是建设高楼大厦打了个基础，要把更大的力气下在干部的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上，最大限度地预防“提拔后生病”，真正管到实处。

　　是的，选一个好干部很难，让好干部一直“好”下去会更难，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来制约、来监管，也许真还是好干部上去、坏干部下来。

　　可以说，对于山西这次选干部的考验，不仅仅是对吕梁市、交通运输厅新的干部的考验，还是对于这次山西“三个一批”选人用人标准的真正考验。因此，山西的这次选干部，的确具有不一般的意义，无论是选，还是未来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