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晖：慎用“律师伪证罪”，确保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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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前，云南律师刘少斌代理一起民事维权案，虽打赢了官司，却因涉嫌指使村民作伪证被关进了看守所。法院以妨害作证罪，判他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刘少斌刑满释放后向法院递交申诉状，“伪证案”再生变故，先前的有罪判决文书被裁定撤销了，案件发回重审。

　　1月14日，“刘少斌伪证案”如期启动再审程序，因案情复杂，法院未当庭宣判，但从庭审透露出的种种信息看，当初一审和二审对刘少斌作出的有罪判决至少是存疑。

　　“妨害作证罪”见于刑法306条及307条的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或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俗称“律师伪证罪”，围绕这个罪名的争议已存在多时，法学界对它的质疑在重庆李庄案时达到高潮。很多法律专业人士认为，“律师伪证罪”是把双刃剑，其在有助于维护司法审判正常秩序的同时，亦可能存在一些负面作用。比如，如何判断证人证言是受律师威胁、引诱，法庭认定很困难，有可能造成冤狱；再比如，尽一切可能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职责，但律师的举证可能被司法人员认为是在与司法机关作对，出现报复律师的不良后果。法学界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司法实践中这一罪名要慎用。

　　我理解所谓“慎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无限扩大适用范围，二是要恪守程序正义。一般来说，“律师伪证罪”多见于律师代理刑事案件时涉嫌妨害作证，而刘少斌律师代理的是一宗民事案件，纵有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嫌疑，是否一定要以刑法追究？而此案之所以被推倒重来，我以为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机关早先办案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程序上的瑕疵。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若发现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可能存在犯罪行为，比如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罪，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将案件移送相关机关进行侦查。而本案中，针对刘少斌的刑事立案是由彝良县政法委、彝良县检察院、彝良县公安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启动的，并未经由法院审查和移送，此其一。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侦查权限一般限于职务犯罪，不涉及普通刑事案件，而刘少斌并非国家工作人员，本案中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联合办案，属于侦查主体不当，此其二。

　　“刘少斌伪证案”是一起民事维权案衍生的案中案，而该民事案件的一审法院是彝良县法院，二审法院是昭通市中院，从法理上说，若刘少斌构成了妨害作证罪，那么彝良县法院和昭通市中院就是受害人，理应依法回避，否则就成了“原告审被告”，断无此理。而实际上，先前审理“伪证案”的正是这两家法院。此其三。

　　程序瑕疵之下，就难保司法公正。此案以及相关的民事案件几度反复延宕至今悬而未决，已经耗费了太多的司法资源，刘少斌为此蹲了一年半的大狱，若再审改判无罪，则涉及国家赔偿的问题，而当初本已终审的民事案件也因“伪证案”的节外生枝而未执行法院判决，被电击致残的孩子至今未拿到赔偿金。这一起云山雾罩的“律师伪证案”，负面影响委实不小。

　　相信再审法院会尽快作出公正判决，还所有当事人一个法律正义。此案的警示意义在于，司法机关一定要慎重对待“律师伪证罪”，尤其要坚守程序正义。如果“律师伪证罪”被滥用，律师出庭时就会如履薄冰，我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辩护制度和证人制度将受到严峻挑战。在今天的时代已经很难想象，若司法审判活动中缺少律师的专业辩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