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市一博：官员将孙子女变身穷三代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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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考改革背景下，各地重点高校招生政策通过多种方式向贫困地区农村学校倾斜。海南一贫困县老师称，越来越多县城领导不再送子女到省城读书，而是送往贫困县高中就读，与农村孩子争夺政策照顾机会。即便部分重点高校要求农村户籍才能报名参与“贫困专项计划”，但在很多基层贫困地区，一些官员利用影响力将子女改回农村户口并非难事，“基层官员子女与农村孩子争夺政策照顾机会，易使政策执行走样。”(9月14日新华网)

　　官员送子女（或孙子女）去争当“寒门学子”，并非这些官员有“吃苦有前，享受在后”的美德，而是想钻高招“扶贫”的空子，将自己成绩不太好的子女送入重点大学。真为他们对这种政策的“敏感性”拍案叫绝，更为寒门子女鸣不平。官员可能不会想到，对于一个贫困县孩子来说，考出去意味着什么。高考对于贫困县的考生来说，是脱离贫困、甚至是带领更多人走出贫困的“背水一战”。如果失败，将会与父辈一样;如果成功（尤其考上重点大学或名牌大学），将会是他们人生的转折。另一方面，孩子在整个过程中属于一种被动角色，官员家长的这种行为无疑是教会他们投机取巧，这样的教育会培养出未来更多的投机倒把者，造成的危害是更加深远的。

　　为了高招公平，我们曾经设计出很多的照顾性政策，比如各种各样的加分项目。如今，包括体育加分在内大多数的加分项目都已被明确取消;原因在于，我们当初为公平而留设的口子，总是被逐利者发现为寻租与造假的“捷径”。只要有优惠项目存在，就会有权贵人群通过各类途径去争夺，使政策执行完全走到设计初衷的反面，这似乎已经成为高考招生的某种真理。如今，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似乎也正在走着同样的路径。

　　诚然，在城乡基础教育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重点高校扩招农村学生是促进教育公平、机会公平的良好举措，有助于拓宽农村孩子成材的渠道，推动社会阶层合理流动。换言之，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是对教育资源严重不公的一种再矫正。但是，高招“扶贫”被基层官员“揩油”，这一良好的初衷逐渐沦为权贵的又一轮盛宴。因此，必须在这一现象初露苗头之时，采取果断措施堵住漏洞。

　　有评论指出，寒门学子上重点大学难，根源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农村学生比以前不会读书了，而是由于各种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向重点高中倾斜，导致他们尚未到高考过招，已先天输人一筹。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已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各地出现的非人性化的“超级中学”，又如重点高校被各地重点高中“垄断”等现象，均为其中典型案例。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学子所面临的困境，不仅是难以考上重点大学，还在于改变人生的机会被人为窄化了。这又将造成“阶级固化”等社会现象。毫无疑问，这无论是对一个家庭的际遇改变，还是对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都是极其负面的因素。

　　官二代将子女送到贫困县的超级高中读书，再通过关系给子女改回农村户口，就能享受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与农家子女争夺高招扶贫名额之举，无疑是巨大的不公。但是我们除了骂某些官员厚颜无耻之外，也不得不承认“只要有漏洞，就会有人去钻”，本就是常识。不止某些官员会这样做，有钱有势者皆看得见钻空子的机会。更可怕的是，我们除了谴责不道德，除了呼吁严监管之外，似乎根本没有堵漏的良方。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越是“一刀切”的政策，权力寻租的空间越小。

　　在加分造假的通道被取缔之后，也许会有更多的官二代、富二代，争夺高招扶贫的名额。这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更是一个制度问题。假若制度的漏洞依旧存在，道德的谴责就是无效的。所谓高招扶贫计划，最大的漏洞就在于，它只能“定向”到某个贫困县，却无法“定向”到贫困学生。而哪怕是再贫穷的贫困县，也总会有相对意义上的富人，可以让孩子享受好的教育资源，这个群体绝不只限于官二代。

　　要解决这个问题，与其在此呼吁要砍断官员伸向指标的手，不如营造更为公平的教育环境，实现教育资源的全国均等化。这个伟大目标肯定无法一蹴而就，所以定向高招扶贫计划眼下仍需维持;作为配套举措，有必要实行对相关录取情况的全面公开，以便接受社会监督。与此同时，要尽可能具化定向招生的针对性标准，减少被官二代、富二代钻空子的可能。对于贫苦县的孩子来说，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不读书或书读得不好几科无法命运的说法更加贴切。希望官员家长应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孩子的教育上，而不要绞尽脑汁的寻找制度漏子。不过，这只是一个愿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