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然而｜三次产能过剩大周期复盘：中国经济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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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三轮规模巨大、逻辑迥异、解法完全不同的产能过剩周期。第一轮是九十年代轻工纺织的消费型过剩，第二轮是2015—2016年重化工的投资型过剩，第三轮则是当下新三样与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型过剩。

　　将三轮周期纵向对照，才能穿透短期周期噪音，看清当下经济底层困境：当前并非历史简单重演，而是旧需求池、旧加杠杆空间、旧行政治理工具三大传统增长抓手，同步全面失灵，中国经济正式进入无成熟模板、无现成解药的转型深水区。

　　第一次：90年代中后期——轻工纺织「消费型过剩」，靠全球化出清

　　改革开放前十余年，国内长期处于物资短缺的卖方市场，衣食家电等基础消费品存在巨大缺口。短缺红利下，全国各省市、县域政府掀起一轮全民建厂热潮，纺织、食品、小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遍地开花，依靠地方招商、土地、税收优惠快速复制产能。

　　粗放式的分散扩产，并未伴随市场需求的同步扩容。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内消费需求快速饱和，市场瞬间由“短缺”转为“过剩”，行业内卷加剧、产品滞销。随之爆发大规模三角债危机：上下游企业互相拖欠货款、资金空转，实体现金流彻底枯竭，银行不良贷款大幅攀升，大量中小工厂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

　　面对系统性产能过剩，当时的化解路径是行政出清+外部接盘的组合拳。对内，中央强力推进产业供给改革，以“砸锭压产”为核心，强制淘汰千万锭落后纺织产能；同步落地国企“抓大放小”改革，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改制、减员增效，完成低效产能的集中出清，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转型，完成了市场经济转型必经的阵痛调整。

　　这一轮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落地、未引发系统性风险，核心依托外部全球化超级红利。2001年中国加入WTO，彻底打开全球消费市场，国内积压的海量劳动密集型产能，成功对接欧美成熟消费需求。

　　第一轮过剩的本质：国内中低端内需提前透支、本土市场无法承接增量产能，最终依靠全球化外需兜底，用外部市场空间消化国内过剩制造力，完成第一次产能出清与产业升级。

　　第二次：2015—2016年——重化工「投资型过剩」，靠居民杠杆承接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四万亿逆周期刺激托底经济，基建、地产产业链全面爆发，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重化工业产能无序扩张。刺激周期退潮后，需求快速回落，重化工行业陷入极致过剩：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崩盘，钢价跌破成本线，全行业大面积亏损，工业通缩持续发酵，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实体经济盈利能力跌至谷底。

　　此轮过剩的化解逻辑，彻底告别了外部依赖，转向内部杠杆托底，也就是经典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端，依托环保风暴、行政限产、产能关停，坚决出清“地条钢”、小煤矿、小化工等散乱污低效民营产能，重塑行业供给格局，抬升头部企业盈利底部。

　　需求端，央行通过PSL等货币政策工具，启动棚改货币化超级周期。通过直接向拆迁居民投放货币化安置资金，快速创造增量购房需求，引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行情。庞大的地产上下游需求，快速消化了积压多年的钢材、水泥、建材等重化工库存，彻底扭转工业通缩格局。

　　但这场“完美托底”，埋下了长期结构性隐患。本轮出清的核心逻辑是部门杠杆转移：通过居民部门大幅加杠杆、背负二三十年房贷，承接企业部门的过剩产能，实现企业快速去杠杆、居民持续加杠杆。

　　第二轮过剩的本质：外需增长见顶、传统出口动能弱化，通过房地产内需扩容消化重化工过剩产能，以居民资产负债表扩张为代价，换取阶段性经济稳定。

　　第三次：当下——新三样先进制造「技术型过剩」，内外双循环同时失灵

　　经历两轮产能出清后，中国产业结构完成迭代升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成为外贸与制造升级核心支柱。但在地方GDP考核、产业基金扶持、资本逐利、企业抢占赛道的多重驱动下，新一轮同质化扩产潮全面爆发，形成全新的技术型产能过剩。

　　看似高端的先进制造业，扩张逻辑并未跳出传统路径：地方政府追求GDP、税收、就业政绩，持续落地产业补贴、土地优惠、专项基金扶持；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拉高估值、获取融资，盲目扩产、跨界入局；资本依托赛道热度讲故事、做规模、谋退出。最终导致全行业产能泛滥、同质化严重、价格战白热化，行业普遍出现增收不增利、高周转低利润、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的困境。

　　相较于前两轮过剩，本轮危机最致命的问题是：前两代的救市解药，已经完全失效。

　　从外部看，WTO式的全球化红利彻底终结。当前全球地缘博弈加剧、产业链重构、友岸外包盛行，欧美针对中国新能源全链条设置关税壁垒、反补贴调查、贸易限制，新兴市场也在主动设防保护本土产业，外部市场再也无法全盘承接国内先进制造过剩产能。

　　从内部看，地产与基建的杠杆空间彻底枯竭。经过十余年持续加杠杆，居民部门杠杆率接近上限，消费与购房意愿持续低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高企、财政收支承压，不仅无力重启棚改货币化，就连存量基建的运维、民生支出都面临压力，传统内需托底模式彻底失灵。

　　更棘手的是本轮过剩的主体结构完全改变。九十年代过剩主体以传统国企为主，行政命令可快速关停重组；2016年过剩主体以中小散乱污民企为主，环保与行政手段可快速出清。而当下深陷过剩的，是民营科技龙头、地方产业基金参股混合主体、跨界资本重资产项目，单条产线投资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绑定地方税收、就业、金融资产、银行信贷。

　　这就造成了治理两难：行政强出清会引发债务暴雷、就业冲击、金融风险；市场自主出清又被地方保护、维稳诉求、债务绑定层层锁死，低效僵尸产能长期滞留市场，行业无法完成良性出清。

　　三轮过剩核心差异：读懂当下独一无二的经济困局

　　纵向对比三十年三轮产能周期，当下的困境是全方位、结构性、无解式的叠加压力，与前两轮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一，需求承接载体彻底枯竭。第一轮靠全球外需兜底，第二轮靠地产内需托底，第三轮外需壁垒高筑、内需杠杆见顶，两大传统需求蓄水池同步干涸。

　　第二，杠杆承接主体无人接盘。第一轮改革阵痛由财政、银行、国企体系内部消化；第二轮成本由居民部门加杠杆承接；第三轮居民、企业、地方政府三部门杠杆全部高位承压，没有任何主体有能力承接新一轮出清成本。

　　第三，产能主体与治理机制失效。从前两轮可行政一刀切的国企、低端民企，变为资本、地方、企业深度绑定的先进制造主体，行政出清无效、市场出清受阻，原有治理工具全面失效。

　　第四，国际环境从融入全球化变为对抗重构。前两轮处于全球化扩张周期，红利持续释放；当下处于地缘竞争、产业链脱钩、贸易保护常态化阶段，外部环境从助力变为约束。

　　如果说前两轮产能过剩，都是以空间换时间：第一轮用全球市场空间换取国内产业转型时间，第二轮用居民负债空间换取经济稳定时间。那么第三轮过剩，既无外部空间、也无内部杠杆、更无治理工具。

　　本轮过剩，不再是传统落后产能的周期波动，而是先进产能的结构性过剩；不再是单一行业的问题，而是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集中暴露。若无法完成市场化、法治化的产能出清与结构再平衡，未来经济不会出现剧烈硬着陆，而是陷入长期低通胀、低利润、低投资、高债务、僵尸产能固化的慢性压力。

　　未来的破局，不再依赖单一刺激政策、单一出清手段，必须是系统性重构：通过提振居民收入、完善社保体系扩大内生内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硬化地方财政预算约束，推进常态化市场化产能出清，同时稳住外部经贸合作基本盘。

　　第三次产能过剩，早已不是简单的产业周期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必须跨越的长期终极考题（参考资料刘程慎《“中国产能不过剩”：姚洋教授错在哪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