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这场科技革命是一个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形态工程

lameihua

　　这几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次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与历史上历次技术革命可能都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最简单地说，这是一个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形态工程。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到解释这当中很多问题的钥匙，比如这场技术革命能不能带来人们期待中的普惠式繁荣？我们要经历的可能是何种意义上的风险？如果这次技术革命如愿以偿，我们人类将以何种状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

　　当然，你也可以更悲观地去想……

　　回到话题本身。以往的技术革命，其驱动的主体往往都那些充满创新精神的发明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他们往往都是分散的，其主观意图大多是局部的、技术性或经济性的，如改进机器、降低成本、占领市场等。

　　他们很少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更鲜有以此重塑世界的政治抱负。

　　当然，这些技术革命后来可能深刻地改变了经济与社会。但这些社会后果——无论好坏——更多都是“涌现”出来的，而不是被系统性地“设计”出来的。蒸汽机、电力、互联网的早期推动者，很少有谁抱着一套完整的“重塑人类文明形态”的纲领去行动。

　　但这次AI革命不一样。它的核心资本和核心人才，从一开始就高度集中在一个极小的圈层，而这个圈层共享着一套相当明确、且被反复公开宣示的世界观。 换言之，这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关键人物，是带着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文明叙事来做技术的。

　　在《从小孩子为什么要某种玩具看现代科技浪潮的底色》一文中，我讨论了彼得·蒂尔技术、商业、社会、政治哲学的脉络以及所赋予的这场科技革命的底色。

　　回到一个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形态工程的话题。作为这个工程哲学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个预设：人类文明现在面临着深层的危机，常规的社会制度、民主政治、大众理性已经不足以应对未来，技术必须主动介入、重塑社会秩序。这就是所谓技术加速主义。

　　如果进一步去辨认，这套哲学中也许包含着这样的一些要素：

　　对人性本恶的设定。这源于对人性的一种现实主义判断：他们认为，普通人容易短视、情绪化、被煽动，在重大问题上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这最系统地体现在彼得·蒂尔身上。他以吉拉尔的哲学为基础，加上他的误读，认为人的欲望本质上是模仿性的，这必然导致嫉妒和暴力。人性的短视是文明最大的隐患。

　　对人类前景的悲观判断。基于对人性的认知，他们认为，现有文明体系自带崩溃风险。无论是核战争、生物灾难，或是其他超级灾难的降临，在他们看来，常规社会很难自发化解。正因为前景危险，所以必须立刻加速技术，寻找逃生方案。蒂尔的地堡计划，马斯克的火星移民方案，都是这套悲观判断下的备选设想，有的已经不仅仅是设想。

　　精英主义的拯救意识。既然大众与现有体制靠不住，掌握算力、资金、技术的少数精英，就天然承担着文明托管的责任。而这种托管理论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救民于水火的想象不一样。无论是蒂尔的地堡，还是马斯克的火星移民，首先意味的是一个退出的过程，通过退出保留人类的火种。恶意一点理解，这种精英主义的终极形态，不是拯救世界，而是在世界毁灭之前，先把自己从世界中拯救出来。

　　对民主体制的否定。如果普通人被欲望和暴力驱动，无法自我治理，那么民主制度就是一个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脆弱系统。那么如何来实现社会治理？由谁来治理？科技右翼的答案很明确：技术精英。精英如何进行治理？他们设想的是，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像公司一样运行，用技术理性替代大众政治博弈。其中一种极端的说法就是以技术的君主制取代民主。为此，需要摧毁由主流媒体、高校和非政府组织构成的意识形态霸权。

　　技术加速主义的纲领。技术加速主义是将上述世界观付诸行动的行动纲领。他们相信，只有持续加速技术迭代，才能抢在文明灾难到来之前拿到解决方案。哪怕伴随巨大风险，也不能减速；减速，才是更大的生存风险。其具体设想是，通过更大规模的自动化、更强的算力、更密集的数据采集，使系统完成自我更新，或有可能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以上的概括，是为了增进我们对这场AI革命底色的理解。但在此必须说明几点：第一，这绝不意味着科技巨头的每一个人都同时拥有这些思想元素，这只是在这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可以辨认的一些要素。第二，这只是其圈层内部的一种思潮，大量从业人员并不见得认同这套宏大文明叙事，一些人可能恰恰是其批评者。第三，这并不是一种完全自洽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体现的只是一种大体的意向。第四，思想和企业行为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实际上，由于理念分歧而出走分裂的事情并不鲜见。

　　但无论如何，注意到AI革命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底色，对于我们理解这场技术革命及其可能的后果是极为重要的。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这是这场技术革命的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