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LV事件与文化人格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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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挟胜诉茉莉奶白之威，法国奢侈品牌路易威登？第六次将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法庭，此前的5场诉讼，这个法国品牌保持着3胜2驳回的战绩，而茉莉奶白案件中，苏州中院判本土品牌侵权，赔偿逾千万元。

　　文化强盗的强势猎杀，不仅惹怒了亿万国人，《人民日报》、《半月谈》也下场发声：文化遗产该如何传承保护？传统纹样不能被私占。一系列的事件在刺痛国人神经的同时，也在唤醒国人，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反过来成为国际资本收割国人财富的利刃？

　　有虎必有伥。在这些事件中，无论是替洋品牌诉讼的国内律所，还是国内法院系统中某些裁决者，在长期西化教育的价值观塑过程中，其文化人格已经异化了，其传导出来的价值观与行为逻辑维护的是其信仰的价值体系，是能为其带来利益的资本与势力。

　　文化人格是什么？文化人格是文化血脉在个体与群体身上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的呈现，它与族群血脉共同传承与守护我们的文明。华夏文明，是文化血脉与族群血脉的双重传承。

　　在所有的文化族群中，“我”都是那个核心的文化密码。不同的族群文化塑造不同的“我”，演绎出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

　　在华夏文明体系中，“我”是一系列概念的聚合与内化。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强调“我”的主体性与主动性，自主、自立、自强，体现为生生不息的强大意志与生命力。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我们那么多神话故事，都在强调“我”的主体性与主动性，这是文化人格的神魂。

　　第二个概念是“我”的内化，“修身”、“君子慎独”、“吾日三省吾身”、“吾善养浩然之气”等，都是在讲“我”的内化，内化是关于自我的秩序，是外化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第三个概念是“我”的外化，“推已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义礼智信”建立的是社会秩序与集体文化人格；法天象地建立的是融于天地自然的人间秩序。

　　华夏文明是这世界上最高等的文明形态，但在经历了十七世纪开始的文明癌变之后，几乎断绝了传承。

　　满清入关之后，种族屠杀、毁禁典籍、科技封杀、教育禁绝、奴化统治，对族群血脉与文化血脉进行了双重绞杀，华夏文脉几乎断绝。在奴才制社会的黑暗秩序中，独立自主的文化人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集体抹除了自我意识的奴化人格。

　　作为那个时代晚期最敏感的文人，鲁迅深刻感受到文脉不通、文化人格不彰的痛苦，但他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所以只有彷徨、呐喊、战斗。他发现了问题，但始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因为他不是文脉的传人。他只能用文字记录阿Q、祥林嫂、孔乙已这些人在文明癌变后，奴化后遗症失魂落魄的患者症状，却不知如何医治，他的痛苦是孤独的，也是超越大众的。

　　真正接续华夏文脉的是教员，他是湖湘学派在华夏文明陷入文明黑洞三百年后真正的致世者，在他之前是杨昌济、谭嗣同、王夫之等不绝如缕者，前面是张载、范仲淹……以及更早的圣王先贤。

　　在那个全盘西化的时代，鲁迅是少有的苏醒文化意识而无文脉传承的文人。而其它人，要么沾染了浓重奴性的案头学究，要么成了文化转基因的西学博士。某些民国的国学大师，自我感动式地宣扬“温良恭俭让”，殊不知，那是浸透了奴性的“温良恭俭让”，所谓民国大师，不过是大师版的阿Q，他们中国，不乏缺乏自主精神与自主意志，为虎作伥的文化传教士 。？

　　在那个时代，教员才是文化觉醒的种子，但这颗种子过于稀有。以至于在西化至上的时代很快被稀释，被掩盖了影响力，以至于在他逝世半个世纪之后文化复兴的点点星火才重新燃起。

　　晚清以降，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与以王明为代表的西化派的本质都是去中国化，差异在于左西与右西而已。中苏交恶的底层逻辑，实则是文化内核的不兼容。长征与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以教员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共产国际的组织工具与制度工具内化后，充分发挥主体性与主动性才得以实现的。

　　教员最伟大的成就不止是实现了工业化，更在于恢复了华夏文明自孔孟以来的全民教育体系，尽管这一体系在长期的奴化与西化后异变严重，但至少给了亿万国人学习、成长的机会。亿万颗种子种下去了， 七十年后，这些文化复兴的种子终于星星点点地开始觉醒自己的文化人格。

　　辛亥革命和解放战争让亿万国人不再是满清和列强的奴隶，七十年的工业与国防建设让中国变得强大。

　　中国之幸运在于以黄花冈烈士、教员为代表的革命先烈 ，用无数流血牺牲做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真正把不绝如缕的华夏文脉传承下来，为后人奠定了成长与复兴的环境。

　　教员的落寞在于，他是先行者，他是文化复兴的种子。在他的时代和他身后的时代，西风依旧凶猛。而真正的春天需要无数人在凋零的西风中回望历史，穿越浓重的文明黑洞，看到先贤的薪火之路，看到文明点亮的来路，重新记起我们的衣冠，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是国防与工业，而祀，则是重新接续朱明再造的华夏文脉与文化人格。今天，我们有了底气，也到了必须直面那个问题的时刻。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文化人格，也决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方向和行为方式。

　　组织也好、制度也好、律法也好，都是服务于文明主体的工具，关键在于参与者的文化属性，很显然，某些操纵秩序工具的执行者的文化人格是转基因的，其价值指向是背离民族利益的。

　　明末，徐光启、李芝藻、杨廷筠？被西方天主教会称作“圣教三柱石”，他们为欧洲的文艺复制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但对于华夏文明而言，他们是文明的蛀虫，是不可饶恕的民族罪人。

　　过去的几十年，国内社会文化领域对外几乎不设防，反华公知、自由媒体、资本为文化杂交和文化转基因大开方便之门，在它们的努力之下，鼓吹西方价值，贬损文化传统几乎成了主流价值标准。

　　那个长期活跃在国内媒体和资本圈的法兰西第一女仆俨然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在卖弄其所信仰的文化种姓制度，长期的歪风邪气的熏染之下，这种人其实是不少的。那么，这位女仆的文化人格是什么样的呢？

　　它并不是真正的自我，它只是奴性的现代版，因为丧失了自我，借皈依主人的文化对自己的同胞狂吠优越感，只是那吠声里，没有人格，只有成为附庸的奴格。

　　法兰西女仆翻车了、LV事件反噬了，神州之上星星之火燃起的是神魂归位的光芒，也是现实之根触及传统文化土壤之后鲜活的生机。

　　成长于开放时代的那些西方伥鬼们，在其文化人格的底色暴光之后，正在失去裁决者的法统基础、从引领文化潮流的潮头跌落，而真正的文化复兴，是那个文化之我、血脉之我成为秩序之我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