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游牧式社会；被迫害者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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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游牧式社会

　　流动，正在成为常态。「你未来十年二十年所从事的工作，都不会是现在正做着、或者计划做的事。」

　　2026年1月，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通过视频参加了一场中国科技论坛。有人问他：普通人怎么在时代变化中保全自己？

　　上面就是他的回答。他管这种正在发生的底层变化叫「游牧式社会」。

　　想象一个画面：一群人赶着牛羊，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牧场，没有永久的围栏，在哪里扎根取决于季节、水源和草场的轮替。游牧民族在古代世界的几个边缘地带维持了几千年，发明了马镫，打通了丝绸之路，促成过欧亚大陆上最密集的文化混合。

　　但在过去几百年的大众观念里，「游牧」被贬为前现代标签，是定居文明教科书里需要被克服的阶段。文明的方向被默认为把人固定下来——土地、房子、户口、编制。

　　麦克法兰把这个叙事翻了过来，他说的「游牧式社会」描述的是当下：一个更加流动的世界，人们像游牧者一样在变化中寻找生存策略。

　　麦克法兰最近反复讲的一句话是：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他说的不只是技术迭代的速度。他指向的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工业革命以来，那种把所有人组织进大型机构、靠一套技能吃一辈子的模式，正在被拆除。

　　工业革命之前，英格兰的纺织业是分散式的，妇女们在自己家里纺纱织布，材料收集起来再拿去卖。工业革命一来，「规模经济」的优势显现，集中化成了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工厂集中生产，学校集中教学，医院集中治疗，监狱集中关押。人被组织进这些大型机构里，完成工作和生活的绝大部分环节。麦克法兰管这种模式叫「制度化的结构」。它从十九世纪延续到今天，几乎定义了什么是一个「正常的人生」：进好学校，找铁饭碗，在同一个机构里待到退休。

　　但在2026年的几次对话中，他反复说，这套模式已经不再稳固。疫情期间，人们发现办公室不一定必须去，学校不一定必须去，很多「集中化」的安排其实没有那么必然。人工智能的进展，正在加速这种瓦解。麦克法兰判断，人工智能「相当于工业革命的十倍」，而且「速度快了十倍」——工业革命花了一百年，人工智能可能在十年内就产生同等影响。

　　用人类学家的长镜头来看，麦克法兰真正在描述的，是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社会组织方式——从教育到就业，从工厂到写字楼，从「学好一门手艺」到「进对一家单位」——正在被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多重力量撬动。人类正从农耕和工业时代的「定居思路」，转入一个更需要游牧精神的阶段。

　　在这个游牧式社会里，一个人该怎么活？麦克法兰给了一个反直觉的建议：不要执着于一种专业技能。他的原话：「每当你执着于某一专业技能时，这个领域的AI发展很可能在你毕业时就超过了你。但如果你的技能是半知半解、半通半会的能力，在某些方面，它更像是一种通用的、普遍的生存与学习能力（完美 What a day《麦克法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游牧式社会》）。」

　　被迫害者为什么会成为迫害者？

　　清教徒来到新大陆，是因为他们在英国被迫害。然后，他们开始迫害别人。

　　这不是一种道德上的滑落，而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宽容多元的社会，而是为了建立一个他们认为正确的社会。正确，意味着错误是不被允许的。山巅之城的另一面，是围墙。

　　1635年，有一个叫罗杰·威廉斯的年轻牧师，开始在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惹麻烦。

　　他提出的问题，今天听来平常，在当时却是极端危险的：凭什么殖民地当局有权强迫所有人遵守清教徒的宗教规范？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而不是来自上帝的授权——那么政府，有什么资格管人们信什么？他说，国家权力和宗教信仰必须分开，每个人的良知属于他自己，不属于任何政府。

　　这些话，在今天的任何民主国家都是常识。但在1635年的新英格兰，这是异端。

　　马萨诸塞湾的法庭判决驱逐罗杰·威廉斯。那是1636年的冬天，极寒。法庭原本打算等到春天再执行，等他"平静下来"，再送他坐船回英国。威廉斯没有等，他在冬天独自走进了树林，在零下的荒野里跋涉了三个月，被万帕诸亚格族的印第安人救助，活了下来。

　　他在今天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制定了北美第一部明确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宪章，规定政府不得干涉公民的任何宗教选择。任何人，不论信什么，或者什么都不信，都受同等的法律保护，他的思想后来影响到了美国建国者，我们后面会说到。

　　在这片大陆上，一个曾被清教徒驱逐的人，建立了第一块真正意义上政教分离的土地。

　　威廉斯的遭遇，在新英格兰不是孤例。这是所有相信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的共同病。一个人只要确信自己是对的，并且拥有了足够的权力，迫害就只是时间问题。真理感和权力感的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混合物。

　　清教徒新英格兰证明了一件事：即使是逃离过迫害的人，一旦手握权力，依然可以变成迫害者。不是因为他们坏，是因为他们太确定自己是对的。麦迪逊和杰斐逊用了一个简单而彻底的办法：把上帝从政府里请出去，这就是著名的政教分离（郎晓君的文学江湖《五月花号启航四百年：这个故事的光明面大家都知道，黑暗面很少有人讲过》）。

　　美欧关系恶化的转折点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历史终结论”盛行一时，美欧共同巩固以美欧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山巅之城”似乎迎来了它的巅峰时刻——没有对手，万众仰望。

　　但这种蜜月期并未持久。1993年欧洲单一市场和1999年欧元的问世使欧盟实现了更高程度的经济整合，客观上挑战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大地位。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法国和德国公开反对美国单边动武。欧洲开始拒绝无条件追随“山巅之城”的每一个决定。

　　更深刻的转变发生在心理层面：那座曾经令欧洲人仰望的“山巅之城”，逐渐褪去了它的光环。欧洲不再是一个需要美国“拯救”和“教导”的对象，它已经站了起来，开始用平等的眼光审视大西洋彼岸的那个昔日导师。

　　如果说之前的分歧是“兄弟阋墙”，特朗普带来的则是“山巅之城”自我形象的彻底颠覆。

　　特朗普的外交哲学是彻底的零和博弈和“美国优先”。学界认为，跨大西洋关系裂痕扩大的背后是美欧结构性矛盾的加深，美国已经完全改变了对欧洲的战略定位。“山巅之城”不再试图做世界的灯塔，它开始像一个普通的霸权国家那样，赤裸裸地追逐自身利益。

　　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抨击欧洲民主，称欧洲的“最大威胁来自欧洲内部”，质疑当前欧洲价值观是否值得美国捍卫。乌克兰危机更成为美欧裂痕的放大器，美俄直接谈判使欧洲被进一步边缘化。更为匪夷所思的是，特朗普威胁吞并同为北约成员国的丹麦领土格陵兰岛，连北约内部的互信基础都要被拆毁殆尽。

　　“山巅之城”的道德光环在特朗普时代几乎完全褪去。它不再是那座“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的灯塔，而变成了一个用关税、威胁和“美国优先”来对待盟友的普通大国。《纽约时报》巴黎分社社长罗杰·科恩直言：“‘西方’可能已经消失了。”

　　从温斯罗普的“山巅之城”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四百年的精神弧线在此刻触底。“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我们”——温斯罗普当年这句话，原本是一种道德自律的警示，如今却成了全世界围观一场联盟崩塌的预言。

　　回顾欧美关系四百年，“山巅之城”的隐喻贯穿始终：它是清教徒的理想，是孤立主义的借口，是威尔逊主义的雄心，是二战后秩序建设的蓝图，是冷战时自由世界的旗帜（蔡德林《从“山巅之城”到“分道扬镳”——欧美关系两百年全景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