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我们提振消费的思路是不是有问题？

lameihua

　　最近我在想一个问题：提振消费的种种措施收效甚微，消费一直起不来，是不是因为我们提振消费的思路有问题？

　　下面，将我的一些初步想法以提纲式的方式写出来，供各位进一步讨论。

　　刚需饱和：一个需要正视的关键问题

　　曾经提出经济增长阶段论的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广为人知，但对他在1978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

　　在这本书中，他以冰箱、电视、汽车、个人电脑等耐用消费品为例，描述了一种被称之为“需求饱和”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是如何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

　　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对经济停滞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增长放缓主要是源于资本或技术研发的“回报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而罗斯托的分析则指出，“需求饱和”（Saturation of Demand） 是另一个同等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因素。

　　在这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存量饱和与流量停滞的并存。

　　耐用-必需品接近全面饱和

　　我们先看一下我国目前刚需饱和的大体情况，作为下面讨论的基础。

　　首先是住房，总量已经明显过剩。住建部牵头完成的全国房屋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住宅存量已超过500亿平方米，全国城乡建筑房屋总量达6.6亿栋。按人均35平方米计算，已完全可以满足14亿人口的居住需求。当然，结构性问题是存在的，一些低收入者的住房短缺也不能否认。但这里要分析的是总体的情况。

　　其次是汽车，大规模普及的阶段接近结束。2025年，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66亿辆，千人保有量约260辆。每百户家庭汽车拥有量达52.9辆，超半数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尽管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260辆）与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美国约843辆，德国和日本均在600辆以上，但从整体说，汽车大规模普及的阶段已经过去。

　　再次是家电，可以说已经处于全面饱和状态。2025年，户均家电保有量已超过8台，全国保有量突破40亿台。目前家电市场的核心驱动力已从购新变为换新，但不坏不换的消费观念仍抑制着更新需求，使用超10年的家电约占保有量的1/4。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概念，耐用-必需品。因为我们原来都是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两分法，但上面的物品有一个特点，即是耐用品又是必需品（当然严格说住房不应该列入消费品）。这里要强调耐用消费品的含义，其特征就是耐用，得用一段时间，不会今天买来明天扔。这一点对理解下面的问题非常重要。

　　耐用-必需品时代结束后，问题出现了

　　既然主导了过去几十年生活消费的刚需特别是大件的硬刚需已经基本饱和，无法挖掘更大潜力，人们便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新需求。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遇到问题。

　　可以看看我们是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寻找新的需求呢？大体是四个方向：

　　一是改善性需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报告，新的需求增长动能主要集中在数智、绿色、健康、养老、高品质文化生活、以及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和子女教育等领域。其中的一个大项是住房的改善。除了住房以旧换新的改善之外，还包括老旧存量房的改造，更进一步的是智能化家居。

　　二是服务需求。2023年中国家政市场规模已达1.16万亿元，从业人员约3000万，但实际需求超过5000万，用工缺口高达2000万。“找家政难，找好家政更难”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此外，现在许多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设备陈旧，人才短缺且流失严重，难以满足基本诊疗需求，提升基层医疗品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需求。

　　三是精神需求。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特别是刚性的大件需求基本满足之后，文化和精神需求自然就会浮现出来，包括旅游与休闲娱乐等。对高附加值文化、艺术、时尚、深度旅游等体验的追求开始增长。而且，近年来，所谓情绪经济的市场在迅速扩大。宠物被视为家人，带动了高品质宠物市场需求。疗愈、虚拟陪伴与情绪消费正在成为新的消费内容。

　　四是创造新的需求。这个就不详细说了。

　　但不知你注意到没有，这些需求往往都缺少刚需特征，或者刚性含量较低。

　　经济学中的两个假设可能是错的

　　在往下讨论之前，让我们喘口气，先讨论一下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这样可以使讨论的脉络更清晰一些。

　　经济学似乎有两个与此有关的观点。但这两个观点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一是欲望无止境的假设，欲望无止境意味着需求无止境。标准经济学教科书总是告诉我们，资源稀缺，欲望无限。但人们往往忽略了经济学一个基本原理：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就此而言，边际消费倾向也是递减的。一个景点，你第二次去和第一次去时候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拥有3辆车、200平米房子后，再增加一辆车带来的效用（幸福感）几乎为零，甚至为负（维护麻烦）。

　　这样就意味着，在固定期限内，真实的消费量是存在餍足或饱和的。这样就可以理解，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是会相对饱和的，并会因为饱和而无法继续提高。而高收入群体消费的饱和将会成为抑制社会整体消费甚至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说到这个观点，人们都会想到萨伊定律。但萨伊定律是有一个适用前提的，这就是短缺经济时代。那时候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都没有完全被满足，供给确实等于创造了对应的购买力和消费。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中发生的是，供给创造出的需求可能是非刚性的。在存在其他刚性需求的情况下，这种创造出的非刚性需求并不能现实地推动消费。这些创造出来的需求往往都是以改善性为特征。然而，当老百姓的大脑正被失业焦虑和房贷压力的刚性需求所占据时，这种改善性需求只能处于悬浮状态。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所谓改善性需求的口号喊得很响，政府也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取得的实效却非常有限。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两个假设在过去100年确实指导了经济发展，因为当时社会处在从匮乏到丰裕的转变阶段。但当中国完成了大众消费阶段，全民的基础大件均已饱和，这两个假设就彻底失灵了。

　　防御性储蓄可能是一种强刚需

　　那有人说了，在大件的硬刚需阶段过去之后，也只能进入弹性的非刚需阶段了，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从逻辑上说，这是没错的，而且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防御性储蓄。

　　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居民金融资产中现金和存款的比例是畸高的。中国居民现金/存款占金融资产的比例约40%，而美国这一比例仅约13%-15%，其金融资产大头是股票、基金和养老金储备（合计超过60%）。在这种下现象背后的，是一种“防御性储蓄”的心理倾向。因为教育、医疗、养老、买房等刚性支出预期很高，社会保障的兜底感相对较弱，居民不得不把大量金融资产配置在最安全、但收益很低的存款上。

　　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有人会说，储蓄不是需求，不是消费吧？

　　储蓄是不是消费，我不知道。但这是一种需求，是可以肯定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曾提出一个理论，叫流动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他认为，人们持有货币（不消费、不投资）的动机之一就是“谨慎动机”——即为了应付未来不可预见的支出。当不确定性飙升时，这种谨慎动机会变得极其强烈。这时，储蓄就不再是可选的，而是“必须执行”的生存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一种刚性极强的“心理必需品”。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防御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看作是一种对安全感的刚需。而且，在当前的特定环境下，这种“安全刚需”的优先次序和刚性，确实已经超过了“买个大件”的物质刚需。不仅超过，甚至是一种“碾压”级别的超过。

　　在经济学中，消费是有刚性分层的。如果这样来看，基本生存开支（吃饭、水电）是属于最刚性的；对安全感的保障（储蓄/还债/买保险）是属于次刚性；改善型大件、服务型消费（旅游、升级换车、高端餐饮）的弹性最大。当不确定性升高时，消费者会向下刚性迁移。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收入有限的条件下，人们的弹性需求会让位于安全需求。

　　但问题是，这种刚性的防御性储蓄不能带来即时性消费，两者的关系是互斥的。

　　将防御性储蓄放到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框架来看

　　将“防御性储蓄”放在马斯洛需求层次框架中来看，这个洞察也许会变得更加清晰且深刻。它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当前环境下，“存钱”是一种碾压性的“刚性”。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大家都很熟悉。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低层次的需求（生理、安全）必须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后，高层次的需求（社交、尊重、自我实现）才会成为主导性动机。在正常情况下，当社会安全感十足时，人们会沿着金字塔向上走。但在危机情况下，即当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如遭遇裁员潮、资产价格波动、老龄化压力时，人们对“安全需求”的满足感会快速崩塌。

　　此时，为了填补底层的“安全黑洞”，人们会主动砍掉顶层的一切开支（旅游、换车、高端餐饮），将所有资源强行灌入“安全需求”层。这种向下兼容的刚性是毁灭性的。只要第二层（安全）的窟窿没补上，任何试图刺激第三层（社交）或第四层（尊重）的消费政策，都只能是隔靴搔痒。

　　在马斯洛框架下，刚性取决于需求的可替代性和急迫度。

　　因此，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缺失的基础需求是必须被满足的，且具有优先性。如果安全感受到威胁，个体会产生极度的焦虑和紧张，必须通过积累资源来缓解。这种由生存本能驱动的行为，其刚性远远大于为了体验快乐而产生的欲望。

　　于是，储蓄挤压消费的现象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出路：填平安全洼地

　　现在将上面的讨论概括一下。按照正常的过程，消费应该是按照下面的顺序延伸的：衣食和日用品的刚性消费（第一阶段）--耐用必需品的刚性消费（大件，第二阶段）--百花齐放的弹性消费（第三阶段）。

　　按照上面的顺序，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换的时期。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换的前提是以社会保障消解至少是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防止防御性储蓄需求成为新的硬刚需，而我们还没有创造出这样的条件，结果是，防御性储蓄需求在转向第三阶段的时候出现了。第二，人工智能革命大大地加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正如我前几天就在强调的，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最大的冲击，是确定性的消失。这样，由不确定性导致的防御性储蓄的刚性，大大强化了。

　　这意味着，只有穿透两层刚需（大件代表的耐用-必需品和应对不确定性的防御性储蓄），我们的消费才能进入百花齐放的弹性消费阶段，即第三个阶段。

　　这个脉络说清楚了吗？至于怎么去做，请不要问我，我分析的只是逻辑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