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被误读的历史还是被误解的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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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误读的历史还是被误解的福山？

　　1989年夏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注意，文章的题目上是有个问号的。这个问号表明福山是为自己的判断留下了余地，同时也为这个议题留下了讨论的开放性和空间的。如果考虑到当时离苏东巨变、苏联解体还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加上这个问号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尽管有这个问号，他的一位同事还是提醒他，“你将会被误解”。

　　三年后的1992年，福山将论文中的思想扩充成了一本完整的著作，即众所周知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实际上，福山对将the end翻译成终结并不满意，他强调他用这个词的原意是指历史最后阶段的状态，而不是历史终结的时刻）。

　　但在这本书中，文章中原有的问号消失了。更重要的是，讨论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本书中，历史的终结变成了一个既定的前提，他真正要探讨的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人的状态，即最后的人。

　　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在口语上还是在书面上，历史的终结也要比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更简洁，更上口，更有冲击力。于是，历史的终结就成了福山的理论标签。以至于福山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了，有时发张孙子的照片，人们也会讥讽道，你爷爷的制度终结了吗？弄得福山也很恼火。

　　但换个角度看，福山也不冤枉。那么厚厚一大本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内容，却放到了最后五章。但问题是，又有多少人有耐心去读完最后这五章？

　　最初的人与最后的人

　　说历史终结或历史最后阶段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其实这话很笼统。在这个话题下，福山关心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这就是历史终结之后的最后的人（这是福山的核心概念）。

　　福山后来特别强调说，最后的人（the Last Man）这个概念是源自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什么是最后的人？福山援引尼采的观点说，在历史终结的阶段，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和平富足的社会里。然而，这也是一个无法提供更高精神目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因为在当生活中不再有任何值得为之奋斗、甚至为之牺牲的目标时，虚无感就会蔓延。福山后来说，我在九十年代初写下这些文字时就认为，尽管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内在的虚无恰恰可能成为导致社会走向崩溃的致命软肋。

　　为了说明最后的人是什么样的，可以将其与最初的人这个概念对照起来看。

　　其实，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也有整整五章是专门用来讨论最初的人的。最初的人这个概念在理论上的原型，可以见之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最初的人是历史的起点与引擎，其追求卓越和认可的激情是历史展开的根本动力。

　　在福山的论述中，最初的人的核心特征，是超越简单的生存欲望，追求非物质的心理满足，即获得他人承认，并以此为动机，甘冒生命危险。这突出表现在下述的两个方面。一是对承认的渴望，二是勇于冒险与牺牲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初的人既是历史的起点，也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引擎。

　　而历史的终结，或按照福山的原意说，在历史的最后阶段上，最初的人消失了，最后的人登场。因此可以说，福山所讨论的，实际是历史终结时代的精神危机。因此，《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与其说是胜利者的自鸣得意，不如说是胜利时刻的忧心忡忡。

　　以此看思想与政治的流变

　　精神危机也许是我们理解当代思想与政治流变的角度之一，包括今天的左右之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甚至是今天的政治角斗。尽管这可能只是诸种视角当中的一个，甚至会存在某种简单化的风险，但从这个视角毕竟可以使我们求得对某些问题的一些侧面的答案。

　　记得前些天我和朋友有过一次聊天。很多人知道，我是一个习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甚至过分简单化的人。在那次聊天中，我说，能不能把现在新左翼和新右翼看作是福山所说的精神危机的产物？说得学术点，是缺乏崇高目标时产生的“无聊”与“怒气”，说得粗俗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吃饱了撑的？

　　朋友知道我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的。他说，你在文章里可千万不要这样写，这太简单化了，而且也不完全是事实。但按照你的思路来想问题，说不定真的能对现在的思潮和政治获得一些新的认知。于是，我们两个就一边喝茶一边努力在我那句显然不合适的话中寻找一些新的发现。

　　比如，就拿新左翼来说，这里说的新左翼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白左，强调多元平等包容同情，从理论上说应当是没错的，但问题是走过头就麻烦了，滥用就麻烦了。不过我们俩更关心的问题是，这样的一股思潮是哪来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绝对化的甚至人们不敢碰的政治正确？恐怕与长期生活在一个和平富足的环境中形成的虚无感不无关系。在这样的时候，很容易反思过头，同情心泛滥。

　　反过来说，新右翼与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也有一定关系。我和朋友都特别注意到福山在最近说的一些话，有些话还是很一针见血的。

　　福山说，在当年在书里他就写过这样一段话：当人们已经实现了自由与正义，发现自己无仗可打的时候，他们最终会掉转枪头，向民主制度本身开战。人们对和平与富足的生活感到了厌倦。他们渴望得到更多——比如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绝对的宗教，或者其他任何能够填补精神空虚的宏大目标。他说，现代人对和平与富足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反而变得空虚和颓废。这种内在的虚无的蔓延，可能让闲极无聊的人们开始动手锯断那根支撑着富裕与自由的社会支柱。

　　后来，朋友有事走了，这个话题就没有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