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政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今天已是难得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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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一书中， 莱文（Yuval Levin）还讲到两件事情：

　　1980年7月17日，里根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接受提名演说时，引用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一句名言：“我们拥有让世界重新开始的力量。”

　　这件事情为什么值得一提呢？这里有一个背景，在思想史上，潘恩是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也可以说是民主党的精神先驱。作为共和党人的里根，引用潘恩的话，其想表明自己变革的决心，在面对根深蒂固的变革阻力的时候，需要潘恩这样一种变革的精神。但我们知道，里根所意欲推进的变革，在内容上是减税、去监管这样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方案。

　　莱文讲到的第二件事情，是奥巴马曾经将自己描述成一个迫切避免突变的伯克派。实际上，这是来自《纽约客》杂志在2007年的一篇有关奥巴马的人物专访。这篇人物特写写道，在奥巴马的政治气质和思想深处，确实具有浓厚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色彩。

　　这篇报道说，对于奥巴马来说，这并非是他的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做事情时表现出的气质。这种“伯克式”保守体现在：他不信任宏大抽象的理论，认为世界的改变是缓慢的，并珍视社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医保改革上，他也认为不应抛弃现有雇主保险等“遗产系统”，否则会过于颠覆。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实现扩大医保等“激进”目标时，争取温和派支持，减少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

　　里根是公认的保守主义者，但并不妨碍他用被作为民主党精神先驱的潘恩的变革精神激励自己；奥巴马是有名的左派，但也不妨碍他在内心里心仪保守派伯克的谨慎。

　　我的意思是，很多事情并非那样简单的非黑即白。

　　说到这，我又想起另外的一件事情。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来中国访问，曾向当时的中国某位领导人提出一个问题：你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受那个经济学派的影响？这位领导人说，你们做学问的要讲究学术的学派，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往往都是这个用一点，那个用一点。

　　对了，随想嘛，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说到这里，估计又会有人说，你怎么还提奥巴马啊，那不就是一个想搞垮美国的坏蛋吗？有人甚至干脆就称之为奥黑。我真的不知道有些国人的种族偏见怎么就比身处其境的美国人还严重。评价一个人，首先不是看他的肤色，而是看他说了什么，干了什么。你知道现在特朗普特别看重的两件事，一个是制造业回流，一个是重返亚太是谁提出的吗？奥巴马。

　　前几天，聊天时有两个年轻朋友争论一个问题：奥巴马是不是卖国，是不是不爱美国。我插嘴说，打住，歇歇吧。你说他左可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左派。但要说什么卖国不卖国的，别忘这上面扯。想想当年把共和国主席打成卖国贼是多么荒唐吧。

　　爱国有不同的爱法。一个家庭，男主人外面应酬多，有时免不了请人吃个饭，送点小礼物。但目的也不外乎是多交几个朋友，办事方便，对家庭也有好处。女主人呢，精打细算，甚至有点抠门儿，不但家里的东西绝不轻易给人，有时还时不时地从邻居家顺个酱油瓶什么的。别的方面不说，就爱家来说，你说哪个不爱家？

　　扯远了，言归正传。在美国两党政治的历史上，的确有过斗争比较激烈的时期，有的比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严重的，甚至闹到国家分裂与内战的边缘。比如，在1830年至1860年间，美国国会议员之间发生的公开的、有记录的暴力冲突，就超过70起。其中最著名的是1856年的萨姆纳鞭笞事件，因在废除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一名众议员在参议院内用手杖将一名参议员打得奄奄一息。

　　但随着政治的成熟，这样的事情越来越让位于沟通与妥协。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从历史上看，建制派主导的政治要相对温和一些，而民粹派主导的政治要更为激烈、更为激进。建制派更倾向于通过幕后协商解决问题，而民粹派更多诉诸情绪与冲突。因为，民粹主义的核心叙事是“人民”对抗“腐败精英”，这种“敌我”框架天然地更容易导致政治极化，使对立和冲突更多在对人而不是对事的层面展开。

　　说到这，不由得又想起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不久前当选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政治立场上绝对是死对头。2025年11月21日，双方在白宫首次会面。在隔空叫板几个月后，双方态度都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见面时不仅没有继续互相攻击，反而互相称赞、恭维对方，甚至还帮对方解围。

　　最有意思的是下面的场面：有记者问马姆达尼，他是否依然认为特朗普是“法西斯”。这个问题确实有点令马姆达尼有点尴尬。在马姆达尼开口回答之前，特朗普抢着替马姆达尼解围说：“没事儿，你可以说‘是’”。他朝马姆达尼一笑，用手拍拍后者的胳膊：“这样说比解释起来要简单。”

　　智慧，风度！

　　政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只可惜，这样的场面在今天已经是难得一见的闪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