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DS对话：和平时期，为什么想把军费提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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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4月3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提案，其中国防预算增幅惊人，增幅高达50%，总额1.5万亿美元。在世界上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如此大的军费增幅，确实是世所罕见。因为这还是一项预算请求，最终需经国会批准，国会批准的可能性大吗？如果国会不批准，特朗普政府可以有哪些变通的措施？

　　DS：这个预算提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可能性极低，首先民主党是铁定反对：参议院领袖舒默就已明确表示“绝不会让它通过”。共和党内部也分歧严重。

　　在国会不批准的情况下，确实有可以变通的办法。最大的可能，是通过"预算和解"通道推进，提案中有约3500亿美元不走传统拨款程序，而是利用"预算和解"程序，这样就可以绕开民主党的阻挠，参议院仅需51票的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这部分预算。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变通措施。特朗普是一位交易型总统，所以，这项提案更像是一种博弈的起点。

　　我：抛开具体程序问题不说，也抛开这个方案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项目，你认为这提案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思维？或者说体现了他们的一种什么样的想法或思路？是他们真的觉得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家安全问题会恶化到需要把军费提高一半才能应对的程度吗？会是这样一种悲观的判断吗？这就是他们设想的未来的丛林世界吗？

　　DS：我们判断它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世界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危险，所以必须抓住眼下这个窗口期，通过史无前例的巨额投入来“砸”出一个绝对优势，以此遏止和超越未来的威胁。

　　这一判断，根植于他们这样的一种认知：冷战后，美国过度干预全球事务，导致了工业基础空心化、边境失控、盟国“搭便车”等问题。美国已无力维持旧秩序，正面临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而现在，大国之间的竞争空前严峻。但这并非纯粹的悲观，而更像是一种在焦虑驱动下的战略冒险。他们相信，只要投入足够，就能在技术和产能上与其他大国拉开代差。从这个角度看，这或许是一种以悲观认知为基础，以乐观和冒险为手段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我：怎么理解这个进攻性现实主义？能否把这看作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种新的战略思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战略思维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对现实的国际政治将意味着什么？

　　DS：这种进攻性现实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强硬的战略思维。其内涵的核心是和平源于实力。特朗普政府认为，仁慈和外交承诺无法阻止战争，秩序和规则保障不了和平。唯有绝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才能有效威慑对手。从战略的角度说，这份军费不是为了维持现状，而是为了在军事实力上与竞争对手拉开代差、寻求超越。其目标是打造一支“无敌”美军，确保在未来冲突中能“打赢两场战争”。

　　概括地说，这是一种极具进攻性、商业交易色彩和风险性的战略。它既不是单纯的防御，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霸权，而是一套通过极致军备寻求绝对安全，进而在谈判桌上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强硬现实主义方案。这套思维将对未来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我：对于军事、国防、安全等问题，我是一个外行。但面对这样重大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外行也不能不关心。但我现在想的是，对于这个方案人们从上述方面的解读已经很多了，现在我想讨论的是，这个方案在经济上的意义是什么？记得还是在2024年，后来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就曾提出过一个国防驱动型再工业化的构想。传统基金会主导的“2025计划”，也主张通过大规模国防投入来振兴美国工业。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在全球需求饱和或需求疲弱的问题都很突出的情况下，军事工业可以仍容易地创造一个巨大的市场，从而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的过程？

　　DS：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看是非常有道理的。米兰那份报告的要点有三个，一是进行供给侧改革，降低生产成本；二是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为重振美国工业基础储备人才；三是扩大国防采购需求，实现美国本土再工业化。米兰在那份报告中明确主张，通过国家安全这个“永不消失的市场”来拉动工业复苏，借此让制造业回流。

　　“2025计划”被称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蓝图”，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2025计划”中有关国防的章节是由前代理防长克里斯托弗·米勒撰写的。这两份文件在核心目标上是完全一致，都强调通过大规模国防投入来振兴美国工业。实际上，米兰的理论为2025计划的国防经济部分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两者是“理论蓝图”与“执政脚本”的关系。

　　我：这两份文件以国防投入振兴工业化的具体设想或内容是什么？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DS：国防驱动型再工业化是斯蒂芬·米兰提出的核心经济战略，它主张用国防安全需求作为强大引擎，拉动美国制造业复兴，意在实现“一箭双雕”：既保障国家安全，又重振工业基础。

　　这一构想包含以下三个核心支柱：一是供给侧改革，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这个比较简单，就不详细说了。二是国防需求的牵引，这种米兰看来，民间市场是不确定的，而国防市场由政府背书，需求稳定。他具体提出，要实现80%零部件本土化，要资助军工研发，利用其技术的“溢出效应”带动民用创新。三是战略性关税与贸易保护，旨在强制供应链回流。

　　在纯粹经济的意义上，这种战略选择一方面可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特里芬难题”，另一方面有利于重塑一套对美国更有利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我：我还是有一种深深的担忧。在过去的几年中，世界正在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在走：从原有秩序的崩解到丛林社会，从丛林社会到军备竞赛和冲突的增多。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方向吗？最近，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战略规划特别顾问的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未来世界有三种可能的图景，一种是“新冷战”——两个世界；另一种是“新帝国时代”，即多个势力范围；还有一种就是“失序的世界”——各自求生。如果将上面讨论的问题放到这个背景下，你会有什么样的担忧？特别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基本民生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的情况下。

　　DS：我最大的担忧在于，它很可能排除“最好”的选项（一个合作、稳定的多极世界），而将世界强行推向布兰兹所描述的三种不太乐观的未来之一。最终，世界会走向哪一种图景，不仅取决于美国的选择，也取决于其他大国如何回应这个正在被重塑的棋局。

　　我：嗯，好像说的有点玄，不过好像也只能说到这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