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孤独伊朗：革命后执政者的“围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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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何以走到今天的地步？尽管有地缘博弈、教派纷争、大国角力等多种因素，但我觉得，其中最深层的，可能是一种“围城心态”，或者说是一种扭曲的不安全感。

　　非阿拉伯身份的地缘困境

　　在中东这片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土地上，伊朗无疑是一个外来的孤独存在。有位研究者曾说，越是翻看伊朗的历史，越是能感受到这个民族刻在骨子里的孤独感。

　　我们知道，波斯人的祖先是外来的雅利安人。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一批批使用原始印欧语的雅利安人从今天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南部草原向南和西两个方向迁徙。一部分来到欧洲，与当地的民族融合，形成了今天的日耳曼、拉丁、斯拉夫三个民族；一支进入了印度，征服了当地的原住民，成了南亚的主人；还有一支则进入了伊朗高原，演化为后来的波斯人，在那里，他们创建了拜火教与波斯帝国。

　　波斯人确实有过自己的辉煌，巅峰时期的波斯帝国，曾地跨亚非欧三个大洲（有人说，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帝国）。

　　因此，在今天的中东地区，伊朗人就是一个外来者。他们有着与阿拉伯人明显不同的面孔，使用着与阿拉伯语有着明显区别的波斯语（尽管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曾被迫使用阿拉伯语，因而两种语言之间有着一定的交融），拥有着迥异于阿拉伯邻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环绕在它周围的，是阿拉伯人、犹太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等，他们都属于中东的闪米特系。

　　可以说，伊朗与阿拉伯是天然的异族邻居。

　　从古至今，这种“非阿拉伯”的身份，使得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中，时常觉得芒刺在背，处于一种微妙而扭曲的孤立状态。

　　在历史上，两者就恩怨不断，先是作为伊朗人祖先的雅利安人，摧毁了这里古老的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后来，衰落中的波斯帝国又被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所征服，波斯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即便到了今天，在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也会不时让人感受到其间这种源于血脉的人种关系的影子。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中东地缘政治中，人们总是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每当阿拉伯国家联盟以民族为纽带凝聚力量时，伊朗便会发现自己根本融不进这个以语言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阿拉伯俱乐部；而每当伊朗在张扬“波斯民族主义”大旗的时候，又会立刻招致阿拉伯世界的集体警惕和围堵。

　　什叶派的少数派悲情

　　在这样的历史与环境中，作为雅利安人后代的伊朗人，融骄傲、孤独与失落于一身。

　　由此，也就形成了今天伊朗人的一种独特生存策略：一方面伊朗的执政者总是试图以伊斯兰的宗教认同来超越民族认同，努力构建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跨国联盟，比如“什叶抵抗之弧”；另一方面又刻意保护着自己民族和文化的独特性。

　　两个充满张力的这因素，集中体现在伊斯兰教什叶派这个宗教身份上。

　　在雅利安人来到伊朗高原之后，他们自己创立的是拜火教（正式名称是琐罗亚斯德教）。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之后，波斯人被迫皈依伊斯兰教。但尽管如此，他们选择的是与主流逊尼派不同的什叶派信仰，并且把库姆兴建成自己的圣城（这次美军轰炸的对象之一）。这既可以理解为波斯人被征服时在宗教上的降服，也可以理解为在降服的同时，为自己尽可能保留的独特性空间。

　　什叶派的历史始于一场悲剧：公元680年，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战场上因孤立无援而壮烈牺牲。从此，“受迫害、不公、牺牲与等待”，就成为什叶派信仰的核心叙事。而少数派的弱势地位，更进一步加重了什叶派的这种悲情。

　　这是伊朗人孤独感或不安全感的另一个源头。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就含有打破这一格局的含义。想当年，在咋一听到输出革命这个口号的时候，我很不理解其中的含义。输出什么？向哪输出？为什么要热衷于这种输出？其实，这是霍梅尼的一个宏大构想：把他发动伊斯兰革命的成功经验，推广到整个伊斯兰世界，最终建立一个超越现有民族国家边界的、统一的伊斯兰世界。

　　这样，伊朗就成为这个世界中的老大。

　　有人会问，一个无论在在民族、语言和教派上都居于少数，而且还显得“格格不入”的国家，为何要争当以阿拉伯人和逊尼派为主体的“伊斯兰世界”的老大？我看法是，其实也不见得是他一定要当老大，而是只有通过当老大才能摆脱自己的孤独与弱势的困境。

　　但不管怎么样，什叶派的这种崛起引发了逊尼派国家（尤其是沙特）的强烈警惕。

　　两伊战争、叙利亚内战、也门冲突，本质上都有这一教派分野的投射在其中。而伊朗这么多年不惜耗费巨大资源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门的胡塞武装，甚至不惜搅得中东地区动荡不安，当然有出于国家利益的地缘扩张的含义，但同时也包含着什叶派的抱团取暖甚至反弱为强的意图。

　　现代化浪潮中的异类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纵深，便可以发现伊朗孤独感和悲情的更现实也是更重要的根源——被时代的潮流所抛弃。

　　近几百年来世界的潮流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就是工业化、现代化、世俗化。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然有，但不可否认的是，凡是顺应了这个潮流的，基本都是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整个社会的面貌也变得越来越现代。

　　就此而言，伊朗则经历了一个与这种潮流渐行渐近然后又渐行渐远的过程。

　　与人们的印象不同，伊朗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过程，并不是始于巴列维时期，而是始于礼萨汗时期。当时的礼萨汗国王模仿土耳其的凯末尔，强制推行西式服装，甚至派兵进入清真寺，要求妇女公开摘掉头巾。同时，在他的推动下，伊朗的现代工业开始起步。当然，巴列维时期推进的经济与社会变革就更为激进。他凭借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让德黑兰获得了“中东巴黎”的美誉，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女性穿着时尚的服装在大街上漫步。

　　当时巴列维国王的目标，是让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强国”。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这场“皇家独白”式的现代化在成功的同时，也埋下了覆灭的种子。改革激怒了失去司法、教育特权的教士阶层，财富过度集中导致贫富差距极为悬殊。更重要的是，这种“从外到内”的强制世俗化，并未真正建立起坚实的基础，反而撕裂了社会。于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狂飙式的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从这个时候起，伊朗走上了与整个世界的潮流相悖的路。

　　不但是走上与历史潮流相悖的路，而且它还努力将自己塑造为抗拒这种潮流的棋手。有时，人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伊朗的反美往往带有很强的主动性和挑逗性。为什么？是为了将反美这面旗帜鲜明化，并通过这面旗帜和象征，营建起一个自己主导的抵抗阵营。

　　可以说，当今伊朗最大的困境，是在现代文明中的逆行。

　　我在阅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时，有这样三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第一句是，伊朗的处境，可以被解读为一场深刻的“文明自卫”与“文明反抗”。第二句是，伊斯兰教的复兴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长率所推动。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人们都将感觉到这一增长的影响。第三句是，文明间的战争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发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

　　屋顶下的围城：民族与权力的内部张力

　　伊朗“围城心态”与不安全感的来源，不止于外部，同时也根植于内部。

　　伊朗这个国家的特点之一，是民族构成较为复杂：作为主体民族的波斯人，约占人口总数的60%-65%；其次是阿塞拜疆人，约占15%-20%（波斯族与阿塞拜疆族“同源异流”，他们拥有共同的古老祖先，但在历史长河中，因民族迁移和近现代国界变迁，最终形成了今天这种既紧密联系又存在显著差异的微妙关系）；人数更少的是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少数民族，他们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这种多民族格局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但当民族身份与权力结构交织在一起时，便产生了微妙的张力。

　　在当今的伊朗，实行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宗教监护型的政体，即由一位伊斯兰教法学家担任国家的最高领袖，从而实现政教合一，将宗教权威与国家权力深度绑定。霍梅尼认为，这种神权共和模式是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最终归宿。但自1979年革命胜利后实行这种政体以来，两位最高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均来自人数居少数的阿塞拜疆族。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阿塞拜疆人统治波斯人”的权力结构。这有点类似于我国清朝时的权力结构。

　　当然，客观地说，即使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波斯人在国家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始终还是处于主导地位，阿塞拜疆族也基本融入主流社会，与波斯人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真正存在民族矛盾的是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前者长期有自治甚至独立倾向，与政府时有冲突；后者聚居的俾路支斯坦贫困落后，反政府武装活跃。

　　但尽管如此，在这种权力模式中，统治民族作为少数派，天然对被统治者存在提防心理。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在没有内战的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同时拥有两支独立的军队，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独特的现象？根本的原因还是不信任问题，对原有国防军的不信任。相反，革命卫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忠诚。因此，革命卫队被赋予的是一种特殊的使命。

　　顺便提一句的是，以色列情报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人们经常说，现在摩萨德已经将伊朗渗透得“千疮百孔”。从核科学家遭暗杀、离心机被炸，到高级将领被精准斩首，都离不开内部信息的泄露。这种现象，一方面可能是源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效能，另一方面也不禁令人怀疑与伊朗社会的构成和权力结构形成的人心疏离有关。

　　三张盾牌：走向偏狭与扭曲

　　可以说，对今天的伊朗而言，面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它是孤独的；面对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的中东，它是孤独的；面对占伊斯兰教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它是孤独的；甚至面对波斯人占主导地位的伊朗人民，来自阿塞拜疆的统治者都是孤独的。孤独的侧面就是不安全感。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这样的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是一种客观的现实，还是一种主观的建构？抑或是建构现实了自证预言？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在伊朗的鼎盛时期，它是一个相当包容而平和的国度。在居鲁士大帝时期，尽管他经过无数的征战，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帝国，但他强调宽容的统治，他释放了巴比伦之囚、尊重各地的宗教与习俗，不搞种族清洗与强制同化。居鲁士时期的圆柱甚至被称为“人类最早人权宣言”的雏形。有人说，那时的波斯不是靠暴力维持，而是制度与包容。，琐罗亚斯德教并不强制传教，只是作为王室信仰。这是一种宽容的传统。

　　但最近的四十多年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始终生活在一座看不见的围城中。这座城的城墙由西方的敌意、阿拉伯世界的排斥、逊尼派的包围、内部的民族张力共同筑成。城内的执政者既是这座城的囚徒，也是这座城的守护者。他们既感受到围城的窒息，也从围城中汲取权力的养分。

　　在上述四重维度的围困下，伊朗执政者形成了一套完整、自洽的生存逻辑。对此，有人概括成这样四句话：因外部围困而扩张，利用“抵抗轴心”将战线外推，形成战略纵深，将每一次的外部打击都转化为内部动员的燃料；因宗教孤立而输出，用向外输出革命理念，在逊尼派汪洋大海中争取盟友；因内部张力而内聚，对于每一次的外部打击，都被用作巩固内部团结的契机；因历史悲情而坚韧，什叶派的“受难者情结”使伊朗在面对挫折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

　　在此背景下，伊朗锻造了三张有形的盾牌：一是宗教监护型的政体，二是远超御林军的革命卫队，三是具有巨大威慑力的核武（锻造中）。但结果是，就是这三张盾牌铸就了今天伊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