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挣脱束缚，突破边界

lameihua

　　如何理解人类的历史？如何理解文明的进步？我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不断挣脱束缚的过程。

　　所以，我非常赞成莫蒂默在《欧罗巴1000年》一书中将突破边界作为贯穿历史的的核心动力轴。

　　在《结论的那部分来了》一文的末尾，我们提到了突破边界的问题，当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展开，现在我们集中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莫蒂默指出，这里所说的边界并不是指狭义的地理边界，它涵盖了地理、经济、社会、文化、技术、政治等多重维度的“边界重构”。这个突破，既包括对外部限制的突破，也包括对内部固化的打破。这一视角的意义，本质是重构了欧洲史的叙事逻辑，从而揭示了欧洲现代性的深层根源。

　　在《欧罗巴1000年》一书的结论部分，作者详细分析了边界突破，所起到的核心动力轴的作用。

　　地理边界的突破。通过这种突破，欧洲从一个割裂的大陆变成了一种互联的网络，由此，重塑了欧洲的空间逻辑。莫蒂默指出，这种突破在欧洲沿着两个方向展开。

　　一个方向是突破内海的边界。在此之前，欧洲在地理上实际上被割裂为三部分，受拜占庭、阿拉伯影响的地中海沿岸、北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部落活动区、东欧平原的斯拉夫农耕区，彼此几乎无交集。但从11世纪开始，十字军东征，突破了宗教与地缘敌意的边界；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的崛起突破了城邦自治的局限，

　　在此背景下，欧洲第一次实现了地中海-北海两大经济圈的连接。这一突破的意义远超“贸易扩张”，它让“欧洲”从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变成一个“有经济关联的共同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更大的空间。

　　另一个方向，是突破大陆的边界。大航海与新航路，重构了欧洲在全球中的坐标。 15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并非简单的地理发现，而是对欧洲作为旧大陆边缘的边界突破。在莫蒂默看来，此前欧洲长期处于亚非文明的“边缘”，而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将欧洲与美洲、印度洋直接连接在一起。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欧洲人开始用“全球视角”看待自身，当然这也是  后来“欧洲中心论”的地理基础。

　　经济边界的突破。经济突破的实质，是从“封闭的庄园”走向“开放的市场”，从而奠定了现代经济的基石。这是一场持续性的突破，  从庄园经济的“自给自足”，到商业革命的“货币经济”，再到工业革命的“技术驱动”。

　　庄园制是一种典型的封闭经济，几乎不存在商品交换。而12世纪后，巴黎、伦敦、科隆等一系列  城市的兴起，成为突破这一边界的关键。莫蒂默特别强调，这一突破的核心是“经济权利的边界突破”：市民通过向国王购买“城市特许状”，突破了“庄园主对经济活动的垄断”，获得了“自由经商、制定行会规则”的权利。这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更是“社会权力的转移”。市民阶层由此开始取代贵族，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者。

　　另一方面是突破“国家经济边界”。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本质是“国家主导的经济边界构建”。莫蒂默指出，这一时期的“边界构建”恰恰为后续“突破”铺垫：19世纪的“自由贸易运动”是对“国家经济壁垒”的突破。在这同时，也开创了“通过经济边界突破实现政治整合”的模式，这正是后来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原型。

　　文化与思想边界的突破。其内涵是，从“单一权威”到“多元认同”，孕育了欧洲新的精神内核。在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教会”是唯一的思想权威，掌控着教育、文化、道德解释权，形成了“思想的边界垄断”。16世纪的宗教改革，本质是对这一边界的突破：突破“教会解释权边界”，主张个人可直接与上帝沟通，无需教会中介；突破“宗教与世俗的边界”，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政教分离”的政权，首次将“宗教信仰”与“世俗治理”分开，为“世俗国家”的理念奠定了基础。

　　莫蒂默强调，这一突破的意义不是“宗教分裂”，而是“思想多元的合法化”，欧洲首次出现“不同信仰并存”的局面，这为后来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埋下了伏笔。

　　文化与思想突破的另一表现，是突破“古典与现代的边界”。文艺复兴常被视为“复古”，但在莫蒂默眼中，它是对“中世纪文化

　　边界”的突破。中世纪文化以“宗教为核心”，而文艺复兴突破了这一局限，重新发现“古典文化”的价值，将“人”而非“神”置于文化中心。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实际上是重构了欧洲的文化认同，这是一种超越国家的价值认同。

　　政治边界的突破。即从“绝对王权”转向“有限政府”，从而催生了现代的政治制度。  英国议会与法国三级会议的形成，是突破“王权无限”边界的关键。《大宪章》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王权不能随意征税”，议会获得了“制约王权的权力”。英国光荣革命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而是对“王权与议会边界”的最终突破。这一突破的示范意义在于，它证明政治权力可以通过边界重构实现制衡。

　　在另一个层面的，是民族国家边界的突破。在莫蒂默眼中，欧盟的诞生与超国家治理的尝试，是欧洲“政治边界突破”的最高阶段。莫蒂默指出，这一突破的核心是对“政治认同边界”的重构：欧洲人首次拥有了“双重认同”，即国家认同+欧洲认同。同时，这一“突破民族国家边界”的尝试，仍为全球化时代“如何解决跨区域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语言边界的突破。莫蒂默将语言边界与地理、等级、时间等边界并列，视为欧洲千年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正是不断打破语言界限的努力，才塑造了今天民族国家的格局以及  超越民族国家的叙事  。他认为，正是欧洲人不断打破语言界限的努力，才塑造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生活。

　　而语言边界的突破，是一个从单一到多元、从融合到分离、从模糊到清晰的复杂过程。在  宗教改革时期，本土语言《圣经》的出版，是突破语言边界的典型案例，它打破了教会对宗教解释的垄断，使普通信徒能够直接阅读上帝的语言，而不再需要通过牧师转述，同时也促进了识字率的提升和本土语言的标准化，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莫蒂默特别强调了19世纪欧洲人开始热衷于定位和绘制语言边界地图，将语言作为划分文化差异的新方式。 实际上，语言边疆也是一种政治工具，服务于民族国家建构。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交流的桥梁。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欧盟的多语言政策与欧洲认同感之间的平衡。

　　莫蒂默在《欧罗巴1000年》中通过"突破语言边界"这一视角，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欧洲历史的理解，更提供了一种分析历史的新方法。这种视角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欧洲历史的复杂性，帮助我们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历史发展的整体关联性及内在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