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氛围衰退”：GDP旧世界的崩溃；中国下一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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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氛围衰退”：GDP旧世界的崩溃

　　过去10多年，全世界步入一个吊诡的新时代：数字亮丽，但生活萎缩；经济成长，但幸福倒退。这不是某个国家的孤例，而是一种跨越先进与新兴经济体、跨越西方与东亚的全球现象。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莫不如此。

　　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再攀高，股市屡创新纪录，企业盈余与出口数据亮眼，媒体与官方报告充满繁荣语汇。然而，在这片表面繁华下，人们却普遍感觉不到富裕，甚至越活越吃力，越努力越无力。

　　这是一种世代共同体验的情绪，经济学家称为“相对剥夺”，社会学者称为“未来缩水”，最近出现一个更贴近生活的形容词：“氛围衰退”（vibecession）。

　　这种衰退不是灾难降临，而是对未来的希望流失；不是收入变少，而是生活买不起；不是国家不成长，而是成长与人民无关；不是民众懒惰，而是努力不再能创造回报。这股氛围如今已成世界主旋律，让人们得以看见“GDP与国民生活分离”的矛盾，如何在21世纪全面展开。

　　同样的故事正在不同国度反复上演，美国是最早感受到这种撕裂的国家。美国科技巨头从2010年代以来市值爆炸式成长，人工智能、云端、金融科技创造惊人利润，硅谷精英年薪动辄数十万美元。然而，美国全国家庭所得中位数几乎停滞不前。普通上班族的工资扣掉开支后所剩无几。英国也是如此。《经济学人》形容状态为“灿烂的都会、暗淡的家庭”。

　　全球这些例子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以GDP衡量国家生活水平的传统模式已经崩溃，GDP不再能理解人们的幸福与痛苦，它只代表产出，不代表分配；只代表企业，不代表家庭；只代表今日的光，不代表明日的路。在这个全球现象中，人们感到失落，若再加上生活费上升，就会感到窒息。多数劳工不可能以薪资累积资产，房价不仅形成代际不正义，更直接压缩家庭可支配所得，使育儿、消费、创业、社交、生涯规划全面受阻。

　　全球“氛围衰退”的背后，是一场横跨40年的巨大结构转变。

　　首先是全球化。全球化让企业寻求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先进国家制造业大量外移，导致中产阶级的支撑力量——稳定的工厂工作——消失。其次是科技自动化，替代越来越多的白领与蓝领工作，使高技能者“飞得更高”、中低技能者“坠得更深”，薪资差距逐年扩大。再者，资本回报远高于劳动回报。房价、股市、资金市场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薪资，使有资产者累积财富速度快于无资产者。这是全球性的资产阶级化，也是政治不安定的来源。

　　世界正进入一个新阶段：GDP已经不能代表国家繁荣，人民的生活体感才是衡量一切的真正标准（震旦智库《“氛围衰退”：GDP旧世界的崩溃》）

　　中国下一步将在什么领域主导创新？

　　那些担心如何应对中国在科技领域领导地位的人——而这样的人可不少——往往会深入思考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以及开源人工智能。本周，我们报道了中国正在迅速推进另外两项前沿技术——自动驾驶汽车和新药研发。随着这些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它们将充分彰显中国创新的强大实力。

　　中国在这些重要领域的进展令人瞩目。一场自动驾驶出租车革命正加速推进，有望重塑交通、物流以及日常城市生活。中国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其成本仅为美国Waymo的三分之一，目前已累计行驶数百万公里，并正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积极拓展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在医药领域，中国已从仿制药的“跟跑者”转变为全球第二大新药研发国，包括针对癌症治疗的新药研发也位居前列。西方竞争对手纷纷授权使用中国企业的创新成果。未来，一家来自中国的制药巨头崛起的日子，似乎已不再遥不可及。

　　这两个行业的崛起，充分说明了中国创新的运作方式。雄厚的人才储备、广泛的制造基础以及庞大的规模，共同推动着中国迅速迈向高端发展。

　　国内激烈的竞争给各家企业带来了严峻挑战，但幸存下来的企业却逐渐培养出超强的竞争力，成为出口领域的佼佼者。中国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运营商彼此竞争，同时也与价格低廉的竞争对手展开角逐。

　　各国应重新思考创新在国内的运作方式。人们很容易对中国崛起持宿命论态度——认为中国在未来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只能通过指令和补贴来实现，因而民主国家根本无法效仿其路径。然而，中国私营部门的创造力以及监管机构的敏捷性同样至关重要。遗憾的是，西方却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迈进。

　　美国拥有规模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具备竞争的条件。但在许多州——尤其是民主党掌控的州——监管机构却在阻挠或拖延自动驾驶汽车的推广。政府正对高校发起“战争”，大幅削减基础研究的 funding。与西方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对移民——包括那些才华横溢的移民——也持敌视态度。在药物研发领域，随着中国临床试验所占份额不断上升，欧洲正在逐渐失去优势。各经济体迫切需要进一步融合，以便为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监管机构往往过于看重安全，而忽视了勇于承担风险与大胆尝试的重要性。

　　但若西方想在自动驾驶汽车、医疗领域，更不用说电动汽车、太阳能及其他关键科技领域与之竞争，就必须从中国的崛起中汲取正确的经验教训（首席翻译员《经济学人：中国下一步将在什么领域主导创新？》）。

　　大学老师开始“贷款上班”

　　期末考试刚结束，唐文生就被学校解聘了。“请于三个工作日内来人事处办理手续。”学校通知他。

　　唐文生在西安一家民办二本高校任教。今年5月，学校突然下发《科研教研工作量认定及考核管理办法》，要求各职称教师完成一项名曰“横向经费”的到账任务，金额为4.5万到10万不等。横向经费是高校科研经费的一种，主要来自于企业和社会机构付款，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立项资助的“纵向经费”相对。

　　唐文生是助教，需要认领4.5万横向经费到账，在7月前完成。对他所在的文学院的教师们来说，为企业或社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来获取这笔科研到账，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年轻教师都在观望。一个月过去，汉语言文学系43位教师，只有16位在横向协议上签字，完成率仅37.2%，文学院院长不得不开了一场动员大会。

　　那天，唐文生在线上参会，听到院长如是“提点”老师们：如果你能拉来横向科研项目，那是你的本事，如果你拉不来，你就去找一个公司做假合同。

　　院长在会上说，横向经费是硬性要求，学校给文学院下达了702万到账的指标。为了能在2029年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报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必须保证，接下来5年，每年师均科研经费不低于4万元。这也就意味着，唐文生需要连续5年完成横向经费到账。“这是支持学科建设，支持申硕，也是要永久保住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的一个长远之计，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院长说。

　　对文学系教师们低迷的完成率，院长似乎感到痛心，“我不知道我在文学院做院长，做得如此失败。”她一遍遍强调，当她必须在某位教师的考核表上写下“不合格”三个字时，她会有多么难受。她觉得同志们没看清形势：“要么走账，要么走人……经济这么低迷的情况下，我们不严格要求，让老师失去饭碗，出去再找工作，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会上，一位教师提出困惑，“一个是途径不太清楚，另一个就是有资金压力”。院长开始暗示老师们自掏腰包，“设置成分期付款的形式，压力就不大了”。

　　她现身说法，以自己为例。今年暑假，院长正准备装修已经住了24年的房子，她找了个装修公司，和对方说好，一块攒一个横向课题。她拟的题目是——“人居环境文化主题策划”，然后用 DeepSeek 做了一个10万元的装修方案。合同约定，装修公司（实则是她本人）向乙方（学校）分批次支付调研费、设计费、实施费用。这笔横向经费到账后，她再拿装修期间产生的发票，去学校财务处，想办法把这10万元报出来。

　　文学院近100位教师，和唐文生一样，拒绝签字的有6人，均被学校辞退。更多人还是愿意花钱，保住这份只能勉强糊口、但至少体面的工作。

　　如今在小红书上搜索“横向课题”，会出现许多帖子在交流“花钱自保”经验。一位天津的大学教师，考虑到孩子要上学校的附属幼儿园，卖掉房子，拿出40万“充值”横向；一位IP安徽的教师，惭愧地说着“是我太没用了，没有钱，没有能力完成预期目标……不知道这样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同时晒出已向银行贷款8万元的截图（王雯清《大学老师开始“贷款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