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胖：华信暴雷，浙金中心的伏笔

lameihua

　　浙金中心的暴雷并非孤立的债务违约。

　　在此之前，浙江的金融体系已经崩过了，从国有大行分行长到本土城商行高管，浙金中心的暴雷应是后续的一场余震。

　　2024 年 4 月，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郭心刚被查，随后的短短一年内，风暴席卷而来。

　　国有三巨头：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沈荣勤、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高强、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冯建龙，这三位掌握着浙江信贷命脉的重量级人物相继落马。

　　本土核心：

　　浙商银行原行长张荣森、原副行长张长弓，以及杭州银行原行长虞利明等本土力量代表也未能幸免，或主动投案，或失联被查。

　　十余位金融大佬的密集倒下，系统性塌方。

　　这场风暴之眼，一个关键人物无法绕过——张长弓。

　　他早年混迹于政府系统，后转战招商银行、兴业银行。

　　2015 年，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出任浙商银行副行长。

　　在那场震动资本市场的“宝万之争”中，张长弓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手操盘了为宝能集团提供的百亿级融资方案，成为姚振华在震动资本市场的“宝万之争”中至关重要的“弹药库”。

　　那时的张长弓，在资本市场风光无两。

　　这场惊心动魄的资本运作一时间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引起各方关注，这也为其日后坠落埋下了伏笔。

　　2018年10月，张长弓从浙商银行离任，2019年10月出任广东华兴银行党委书记。

　　两年后，2021年，张长弓被带走调查。

　　2023年10月，张长弓被正式移送司法机关，其涉案金额传闻高达十亿级别。

　　为求保命，他供出了一连串重量级名单。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其同乡与“伯乐”——原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

　　朱从玖与张长弓是安徽老乡，也是张长弓进入浙商银行的引路人。

　　朱从玖的履历曾闪耀着“金融明星”的光环。

　　2000年，年仅35岁便执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彼时上交所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

　　2008年，朱从玖重返中国证监会，出任主席助理、党委委员兼发行监管部主任。

　　2012年，朱从玖“空降”浙江，出任副省长，肩负着化解区域金融风险、推动温州金融改革试验的重任。

　　2022年6月任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2023年1月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5月被查。

　　媒体曾以“憨厚敦实”形容其外表。

　　然而，其在浙江金融任职十余年，地位之高、能量之大，令业内闻风。

　　坊间对其称谓“朱十亿”。

　　其妻在私募基金行业有着高收入，虽自称合法，但与其分管领域重叠。

　　“前台当官，后台开店”，瓜田李下的怎么说得清楚。

　　2023年11月，朱从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法院通报显示，他在任 20 年间受贿 1.05 亿，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朱从玖在“五道口”读的研究生，同窗的老同学多人已落马。

　　最“知名”的则是中国银行原董事长刘连舸，2023年3月底官宣被查，只比朱从玖落马早一个月。

　　朱从玖因案情严重，几乎坐实死刑，为保命，最后时刻上交了一张供词。

　　这份供词，成了浙江金融界的“生死薄”。

　　“我知道他们的事，也参与过，我可以提供完整线索。”

　　朱从玖的这句话，彻底炸开了浙江金融系统的锅。

　　这份 20 余页的供词，涉及了浙江多家银行、十余位行长级干部、多家券商、PE 机构以及多个政府融资平台的负责人。

　　从法院的通报用词中可见一斑：

　　“配合调查态度好，揭发他人有重大立功表现。”

　　朱从玖几乎是“精准爆破”，一口气咬出了六大行在浙江的“一把手”。

　　有的主动投案，有的被带走调查，整个浙江金融系统炸开了锅。

　　中行、建行、农行、工行、浙商、杭州银行——省级行长，无一漏网。

　　2024年4月，中行浙江分行原行长郭心刚被查。

　　2025年4月，建行浙江分行原行长高强被查。

　　2024年5月，中国农业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楼文龙官宣落马。

　　2024年8月，浙商银行行长张荣森突然被官宣辞职，此前9天，其刚被官宣连任行长。

　　2024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金融研修院原院长蒋伟被查。

　　2025年1月，浙江省委金融办原副主任、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潘广恩主动投案。

　　2025年2月，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原行长屠粮钢被查。

　　2025年4月，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高强被查。

　　2025年4月，杭州银行原行长虞利明辞职后失联，至今行长空悬8个月。

　　在虞利明任期内，杭州工商信托表现出了对房地产融资近乎孤注一掷的依赖：数据记录显示，2019年该公司受托资产中投向房地产业的资金占比曾攀升至不可思议的75.98%。

　　2025年5月，农行浙江分行原行长冯建龙主动投案。

　　2025年5月，工行浙江分行原行长沈荣勤被查。

　　而浙金中心的危机，种子早在 2018 年就已种。

　　Bild

　　当时，曾经盛极一时的“华信系”叶简明被查，华信在浙金中心的 37.2 亿元融资面临全面违约。

　　从技术层面看，这笔债务的演变经历了从违约资产”到“资金池底层”再到“系统性风险”的三个阶段。

　　2016~2017 年，华信系借助浙金中心的国资背景和信用优势，通过多个 SPV 持续融资，累计规模达 37.2 亿元。

　　2018 年 1 月叶简明被调查后，华信系依赖“借新还旧”维系的资金池迅速断裂，37.2 亿元风险全面暴露。

　　华信破产清算后，该笔债权最终确认为浙金中心的坏账。

　　按照正常的市场化处置逻辑，此时应及时清算，出清风险。

　　但在时任浙江省分管金融副省长朱从玖“国资平台不能违约，以时间换空间”的批示下，通过股东增资、滚动发行新产品、引入新股东等方式硬生生将这颗雷“捂”了过去。

　　正是这句看似“稳大局”的话，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违约掩盖之路。

　　因为实际的风险并未消除，只是被掩盖并向后转移。

　　此后，浙金中心在增资扩股和股权重组中引入祥源系，平台继续被用于融资运作，华信留下的坏账实质上被转嫁给新的投资人和更大规模的资金池。

　　（1）坏账挪移： 浙金中心没有确认亏损，而是通过股东增资、引入“祥源系”等新股东来稀释风险。

　　（2）借新还旧： 平台通过发行新的非标理财产品，募集投资人的钱去偿还华信留下的旧债。

　　（3）风险放大： 最初的 37.2 亿元坏账，在不断“滚动”的过程中，加上高额的融资成本和管理费用，雪球越滚越大。

　　到 2020 年后，平台已形成典型的非标资金池业务模式，只能依靠不断发行新产品偿还旧债。

　　但资金池始终避不开资金的期限错配。

　　底层资产（如华信的违约债权、房地产项目、政府平台项目）往往是长期的，甚至部分项目由于违约变成了“死期”。

　　而浙金中心发行的理财产品多为 6 个月，12 个月，24个月，36个月。

　　借新还旧必须通过“滚动发行”新产品来偿还到期旧产品的本金，只要新产品的募集速度低于旧产品的到期速度，或者出现信誉危机导致募集失败，流动性就会瞬间枯竭。

　　为了填补华信留下的黑洞，浙金中心引入了所谓“祥源系”等民营资本，并继续为各类高风险主体（如中小地产商、地方平台）提供融资。

　　优质资产可以通过正规银行渠道获得低成本资金，只有被银行淘汰的、高风险的“垃圾资产”才会流向利息高、监管松的浙金中心平台。

　　而且，非标资产不像股票或债券有公开市场报价。

　　计价失真，掩盖了资产净值的真实溃烂。

　　这种资产端的逆向选择，使得资金池的整体坏账率必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随着市场环境变化，2024 年后融资链条断裂，“借新还旧”的链条终于撑不住了。

　　最初 37.2 亿元的风险被层层放大，最终演变为规模约 200 亿元的浙金资产全面兑付危机。

　　回看这一过程，人为“捂盖子”的行为，并没有消除风险。

　　只是将风险向后转移，代价却成倍扩大，并转嫁给了普通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