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没有是非感的国家，再强大也是一盘散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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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是非感的国家，再强大也是一盘散沙！

　　“对一个国家而言，除了民族的是非感，没有更值得它必须去守卫和呵护的财富了。”十九世纪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的这句话，至今依然如洪钟大吕，叩击着每一个思考国家命运者的心灵。

　　他笔下的“是非感”，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一个民族精神血脉中流动的正义血液，是一个国家矗立于世界、安身于历史的根基所在。在这个根基动摇的时代，重访耶林的警示，无异于为民族精神做一次“寻根之旅”。

　　回望历史，那些骤然崩塌的帝国，往往并非亡于外敌的刀剑，而是死于内部是非感的溃烂。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将其归因于公民美德的丧失与道德的普遍堕落；明王朝的倾覆，黄宗羲痛陈其“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当法律制度与普遍是非感背道而驰，法律本身就成了祸乱的温床。耶林警告的“毒液”，正是这种背离正义原则的“制定法和腐败的法律制度”，它们如同从根系注入大树的毒素，表面枝繁叶茂，内里却已坏死，一阵风暴，便会轰然倒塌。

　　一个国民缺乏是非感的国家，就像没有灵魂的躯壳：官员可能为了私利滥用职权，商人可能为了利润制假售假，普通人可能为了自保漠视不公。这样的国家，即便拥有再雄厚的物质财富，也只是一盘散沙，在外部冲击或内部动荡面前不堪一击。

　　那么，这种至关重要的“民族是非感”从何而来？耶林给出了一个极具动态性的答案：它源于“为权利而斗争”。这不是好斗的宣言，而是对权利本质的深刻洞察。权利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由权力恩赐；它必须在不断的主张、争取和维护中被确认、被巩固，从而内化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信念与性格。

　　或许有人会疑惑：一个农民为了一寸土地的所有权打官司，即便得不偿失，值得吗？一个消费者为了几块钱的差价较真，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有意义吗？在耶林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他热情讴歌这种“诉讼癖”，因为“他们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微不足取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这一目的，与这一目的相比，诉讼带来的一切牺牲和劳神对权利人而言，通通无足挂齿——目的补偿了手段”。这种看似“小题大做”的斗争，本质上是对是非边界的坚守，是对正义原则的践行。

　　英国法谚云：“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个“看得见的方式”，就是法律运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经受公众基于普遍是非感的检验。当公众的是非感与法律的规定持续冲突时，要么是法律需要修正，要么是社会正在生病。

　　民族的是非感，不是课堂里背诵的教条，而是菜市场里童叟无欺的交易，是职场中按劳取酬的公平，是法庭上不分贵贱的审理，是官民之间权责分明的界限。它生长于日常生活的土壤，体现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正义实现之中（舒生《没有是非感的国家，再强大也是一盘散沙》）。

　　世界正在面对一个不稳定的美国

　　从2015年到2025年，美国经历的这十年，与其说是一场战略转型，不如说像坐上了一场地缘政治的过山车。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个主要大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彻底、如此频繁地改变其对世界的姿态。

　　最新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告了这样的转变。围绕军事优先事项、经济竞争和技术安全，外界已经展开了大量分析，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却常被忽略：在29页的正文中，总统的名字出现了27次。

　　这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相反，它昭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再主要锚定于制度、联盟甚至意识形态，而是日益系于单一领导人的政治身份。

　　二战结束后的七十年来，美国的领导地位一直建立在一个可预测的公式之上：稳健的军事联盟、跨地区的多边机构，以及一种信念——尽管有时真诚，有时流于言辞——但谁都无法否认，美国的领导力不仅依赖于军事实力，也依赖于规则和合法性。

　　现在，特朗普总统几乎拒绝了这个公式的所有要素——北约受到公开质疑，欧盟成了贸易对手，各种国际机构被定义为对美国主权的约束，而非美国影响力的延伸。过去被视为构筑美国全球地位的基石，如今已成为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

　　这一点在美国政府处理乌克兰战争的方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篇报道披露，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物——包括总统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和由地产商转任特使的史蒂文·维特科夫，与来自莫斯科的特使共同上演了一出公共政策如何与私人利益相互交织的戏码：重建资金、基础设施项目等，不再是外交的结果，反而成了外交的动机。与总统圈子结盟的公司正在布局，渴望赶在欧洲的竞争对手之前进入乌克兰的市场。

　　当外交与私人投资策略高度捆绑时，和平本身也变得可以交易。

　　这不仅仅是利益冲突的问题，它标志着一个更深层次的演变：“美国优先”正在一步步蜕变为某种更个人化、更易变、最终影响更深远的理念——“特朗普优先”。

　　这改变了国际事务的逻辑：快速结束冲突进行交易变得比可持续地解决问题更具有吸引力。

　　对手比盟友更快地适应了这种状态。对中国而言，美国的政治分裂坚定了其独立自主的信心。对俄罗斯而言，西方世界在关键时刻显露出的犹豫与分歧，比单纯的威慑削弱更具战略价值。

　　这样的结果是严峻的，世界不得不面对一个战略不再稳定的美国（高启凡《“特朗普优先”》）。

　　中国人能造全球最便宜商品，却盖最贵房子？

　　吴小莉：你曾说中国这么多年来的国有土地配置是错配的，采取的是香港的高价商业住房和新加坡的低价工业用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当时产生了什么好处？现在又出现了什么弊端？

　　陶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是它当时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好办法。1990年代到本世纪，我们在进入一个超级全球化的阶段，中国通过低价供应土地，放松环保和劳工条件，能够把全世界的制造业吸引到中国来，然后又加入WTO，可以畅通无阻地出口，这样赚了大量的外汇。这让很多人开始有钱，要买房子。地方政府获得了垄断性的财政收入，在土地财政中基本上成了“利润最大化的牟利者”，而不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当全国的每个城市都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带来巨大的扭曲，导致我们有上万个开发区，而其他国家一般就几百个。其他国家的收入房价比，一般超过六以上，就比较高了，我们现在一二线城市是三四十，二三十，三线城市也是在七到八。

　　2009年我写的一篇文章里面就说了，中国的工业用地所占的比例过高，30%—40%，其实一个国家10%—20%就够了，尤其一线城市5%—10%就够了。这就会导致工业用地浪费、闲置，而住宅用地价格特别高，百姓住得非常密集。

　　盖房子是低成本、低科技的，中国人能够造全世界最便宜的任何别的东西，结果我们造最贵的房子，这是因为土地问题。

　　我们很多城市在大规模建新城区、工业开发区。比如说有些县会建十几个工业开发区，还有很多城市拆迁比较困难，干脆就在附近再征一块地建新城。最近这些年提出来所谓的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很多地方政府以此为理由，就拼命大规模上项目，这些项目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么大规模去投，未来没有现金流就还不了钱。

　　没有带来足够的产业和人口，就会有“鬼城”、空开发区，地方政府也收不到足够的税去付债务的利息（问答神州《中国人能造全球最便宜商品，却盖最贵房子？何由？何解？｜专访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