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胖：高校扩招背后的逻辑

lameihua

　　2026 年上海交大 计划招 5000 名博士。

　　为啥博士也开始扩招了呢？

　　表面看是学历通胀，实际上如果把上海交大的这次扩招放在扩招的历史进程中，便一目了然。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吹动了改革开放的风帆，市场经济被积极肯定，国企改制的大幕随之拉开。

　　一时间，那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纷纷关停并转，政府也开始精简机构、裁撤冗员。

　　社会在转型，改革的阵痛随之而来。

　　于是，1996年，“双向选择、自由择业”的试点悄然启动。

　　到1998年，沿袭了几十年的“大学生国家包分配”制度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那一年，超过70%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自主谋职。

　　与此同时，从1992年到1998年，在国企改制与市场转轨的双重冲击下，全国出现了规模惊人的下岗潮。

　　仅1997年，下岗职工人数就达到约2100万。

　　经济承压，就业岗位锐减，大批劳动力闲置——怎么办？

　　1998年11月。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明确提出高校应扩大招生规模。

　　他列举了五大理由：

　　其一，当时我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展阶段国家；

　　其二，避免下岗工人与年轻人在就业市场上“短兵相接”；

　　其三，教育是老百姓最强烈的需求，扩招可拉动内需，助力“保8”增长目标；

　　其四，高校师资充裕，平均一名教师仅带7名学生，承载力充足；

　　其五，高等教育普及关乎中华民族的长远振兴。

　　这份建议很快被采纳。

　　中央迅速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核心目标的扩招计划。

　　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一举增加51.32万，总数达159.68万，增速高达47.4%，堪称“教育大跃进”的开端。

　　随后几年，扩招步伐虽略有放缓，但依然强劲：

　　2000年扩招38.16%，2001年21.61%，2002年19.46%。

　　到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突破1000万人。

　　此后十余年，高校招生如滚雪球般不断膨胀：

　　2005年：录取504万，考生867万

　　2008年：计划录取599万，考生1050万，录取率57%

　　2010年：录取657万，录取率69%

　　2011年：录取675万人，录取率72%。

　　2012年：录取685万，录取率75%

　　201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3460万人。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高职扩招100万人”，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均可报考，中国高等教育正式迈入普及化阶段。

　　2020年，政府再提“高职扩招200万人”。

　　至2022年，教育部宣布三年共完成高职扩招413.31万人。

　　而扩招的步伐并未停止。

　　2025年初，华中科技大学宣布本科招生规模扩大至7305人，全国至少15所“双一流”高校也纷纷官宣扩招。

　　本科扩完了，压力却没散——那就继续扩硕士。

　　于是，研究生教育也踏上了同一条路。

　　1999年至200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年增幅均超过20%，2000年甚至高达43.25%。

　　2003年，首批扩招本科生毕业，就业压力骤增。

　　再加上“非典”的冲击，研究生招生继续大幅放水：硕士招生22万，增34.02%；博士招生4.87万，增27.12%。

　　研究生毕业后呢？就业依旧困难。

　　得再开新的蓄水池：扩招博士。

　　2018年，三部委联合发文要求“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当年博士招生9.55万人，增幅13.86%，创2003年以来新高。

　　此后几年，博士招生规模持续攀升：2020年11.6万，2021年12.58万，2022年13.9万，2023年15.3万。

　　2026年，上海交通大学宣布博士招生规模约5000人，并同步启动博士学费改革——每年收取学费1万元。

　　从1999年到2025年，二十六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驶入“大干快上”的快车道，体系不断扩容，层级不断上探。

　　回过头看，本科与硕士扩招的最大功效是：

　　推迟青年初次就业时间。 既缓解了就业市场的短期压力，又将教育打造成一个巨大的“内需产业”，拉动家庭消费与国家投资，一举多得。

　　换句话说：人才水平“被拉高”了，青年就业“被缓解”了，教育产业化了。

　　至于博士扩招，则是一场多方共赢的结果：国家希望拔高人才层次，高校指望靠博士点争取资源，硕士学历贬值后也需要一个“焦虑转移”的出口。

　　于是，读博成了“缓就业”的出口，博士更像是“专业硕士Plus”。

　　对学生而言，读博听起来更“高级”。

　　但现实往往是：熬过五六年身心俱疲的科研生涯，最终却要和各路“牛马”抢饭碗。

　　毕业门槛水涨船高，不少人埋头干了三四年横向课题，到头来却因达不到发文要求而无法毕业。

　　而对高校与导师来说，博士生成了一批“高性价比”的科研劳动力：年轻、肯熬、成本低、产出期望高。

　　他们不需缴纳五险一金，不受劳动法严格保护，每月领着国家发的补助，却在实验室里007式地工作。

　　课题组招到了人手，学校保证了就业率，导师收获了论文与项目，国家提升了人才统计数字——似乎所有人都赢了。

　　除了那个在实验室熬夜到脱发、在论文压力中失眠的博士生自己。

　　这一招实在高明，若以社招方式组建科研团队，工资、绩效、五险一金、加班补助，样样不能少，员工不爽了还能去劳动局投诉。

　　而招收博士生呢？

　　一纸文凭悬在前方，国家发补助，学生交学费自带干粮拼命干。

　　卷赢的，顺利毕业，成为学校的“培养成果”；

　　卷输的，熬到三十几岁黯然离场，还要被归因为“学术不精”。

　　所以呢，很多专业存在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才，而是解决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大学扩招的积极意义，大幅提升了青年群体的受教育比例，为中国现代化储备了庞大的人力资源，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有好处。

　　但是落到每一个个体，学历通胀，在许多地区，大学毕业生起薪已与农民工趋同。

　　二十六年扩招，这背后的逻辑，从来不只是教育，而每一个个体，既是参与者，也是时代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