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反对改革，不一定就是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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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一篇聊了王安石变法，这篇再从司马光的经历、思想、实践等方面，聊聊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和王安石一样，司马光也是宋朝的官宦子弟。

　　公元1019年10月18日，司马光出生于河南光山县，其父司马池正是光山知县，并且因为政绩出众、口碑良好，司马光出生不久后，司马池便奉调进京，受到皇太子赵受益的接见。

　　凭借这次经历，司马池在皇太子赵受益心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得以享受一些“潜邸旧臣”的待遇。

　　公元1022年，宋真宗赵恒驾崩，皇太子赵受益继承皇位，并改名为赵祯，史称宋仁宗。

　　在宋仁宗有意无意的拔擢下，此后二十年，司马池历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小溪知县、河南通判、群牧判官、耀州知州、凤翔知府、知谏院、侍御史知杂事等职，直至被授予天章阁待制，跻身宋朝高级官员行列。

　　而在这个过程中，司马光也跟着司马池四处辗转，见识到宋朝的风土人情，结识了各地的名人雅士，以至于他年仅15岁时，便对儒家典籍无所不通，写出来的文章“言辞醇厚，有西汉风”。

　　同样是15岁那年，司马光遇到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他入仕做官了，成了宋朝的“郊社斋郎”，不久后又升为“将作监主簿”，享受从七品待遇。

　　当然，这两个官职不是司马光自己争取来的，而是宋仁宗为褒奖司马池的政绩，按照宋朝法律，荫封给他的。

　　按照宋朝的政治潜规则，官宦子弟一旦接受荫封，就等于进入官场，只要按部就班的进步，就能有光明的前程，享受到不错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

　　但司马光认为，荫封的官终究是旁门左道，不是读书人的正途，做为品学兼优的读书人，自己应该和父亲司马池一样，通过科举来入仕从政。

　　出于这样的考量，公元1038年，司马光参加殿试，一举考中进士科第六名，以堂堂正正的姿态获得入仕资格。

　　这就是司马光青少年时期的经历。

　　无论是家庭背景、学术背景、言辞文风还是入仕方式，都注定了司马光的人生定位是儒家的士，以安静、敦厚、修养、改良为原则，完成“上佐君王下安黎庶”的政治任务。

　　这就意味着，司马光不可能和饱读《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典籍的王安石一样，举起改革的大旗，试图以改革的名义掀翻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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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入仕途，司马光的政治风格，就通过三件事完全体现出来了。

　　第一件发生在公元1040年。

　　那年，宋朝和西夏爆发战争，伤亡万余人，为了挽救西北危局，宋仁宗下令征调陕西、河北的民兵前往戍边，南方的两浙路也要征发农民训练成弓手，以备不时之需。

　　此时的司马光，正在苏州做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公事，听到这道诏令，立即起草了一封《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意见——

　　两浙数十年没有战争，强征弓手，影响社会稳定。

　　两浙民风孱弱，将农民训练成弓手以后，如果有人逃离部队混入私盐、私茶、土匪队伍里，必然对普通百姓形成降维打击，影响社会治安。

　　宋朝原本就贪腐横行，强行征发，就是给他们提供盘剥敛财的机会。

　　农民的武艺基础很差，训练成弓手的难度很高，即便侥幸练成，作战效果也难以保证，不如依靠正规军。

　　两浙和开封隔着长江、淮河，极大限制了朝廷的控制力，如果强行征发农民，可能会导致农民造反，朝廷又难以迅速平叛。

　　可以说，司马光的五条意见，充满了不折腾的意味，但这五条意见偏偏又是实事求是、符合两浙路实际情况的，后世评价为“有太平宰相规模”。

　　第二件发生在公元1055年。

　　那年，非常赏识司马光的前任宰相庞籍，调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并州知州，于是司马光也跟随庞籍到了山西，出任并州通判。

　　山西是宋朝和辽国、西夏作战的第一线，民风朴实、甲仗精良，司马光被山西的肃杀气息感染，情不自禁的写下“未得西羌灭，终为大汉羞。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的诗句。

　　不久后，西夏将攻陷数年的丰州归还宋朝，宋朝决定重建丰州，但不知重建工作从哪里开始。为了得到丰州的真实情况，庞籍便命司马光考察丰州，并给出合理的重建方案。

　　司马光奉命到了丰州，看到白草黄沙蔓延天际、数十里荒无人烟的凄凉景象，立即就明白了，如果追求重建丰州的效率，必然要大规模移民、大修城池、屯驻重兵。

　　而要完成这些大工程，免不了劳民伤财，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

　　于是，司马光建议，先在原来的边界地区修建堡寨，招募汉人和少数民族屯田修养，等到人多田多以后，再一步一步的向丰州推进，最终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将丰州纳入宋朝的实际管辖之下。

　　这是一个以点带面、步步为营、以时间换空间的方案，非常稳妥。

　　第三件发生在公元1058年。

　　此时的司马光已奉调回京，出任开封府推官，是仅次于开封府尹的第二号人物，可以间接参与朝廷大事了。

　　那年，交趾使者带来两只奇形怪状的野兽，说这是两只麒麟，特意进贡给天朝上国。

　　按照常理来说，麒麟现世是天降祥瑞，一定要举国欢庆，但问题是，谁都没有见过麒麟，万一这两只野兽不是麒麟而宋朝庆祝了，岂不是让交趾耻笑？

　　到底怎么办，谁都拿不出合理的方案。

　　这个时候，司马光出来说话了：

　　“麒麟是典籍记载的瑞兽，世人从未见过，便无法识别真伪。如果这两只野兽是假麒麟，宋朝因此欢庆，必然遭受交趾的耻笑。即便是真麒麟，那也不是在宋朝境内出现的，怎么能算祥瑞呢？”

　　“既然认或不认都有问题，那就干脆避开事实不谈，将两只野兽还给交趾，然后用准备供养麒麟的财物奉养贤才、善待百姓，等到礼乐兴盛家给人足的时候，所谓的祥瑞自然就出现了。”

　　相比前两件事来说，这是非常微小的一件事，但就是这件小事，清晰的给我们勾勒出一个擅长折中、面相温和的中年学者形象。

　　这就是司马光。

　　他可能不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天降猛男，但一定是以人为本的儒家君子。

　　正因为司马光是这样的人，所以在多年的从政生涯中，他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政治理念——

　　重礼义（政治秩序）、轻权谋（法术诈力）、守内虚外（中国为本）、用人德才并举以德为先（德大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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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这种以道德仁义做内核的人，面对宋朝的冗员、冗兵、冗费危机，肯定是有些改革想法的。

　　公元1061年，司马光被任命为知谏院，成为宋朝谏官首领之一。

　　刚上任不久，司马光便给宋仁宗呈上《陈三德上殿札子》，明确提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的观点，并要求宋仁宗具备仁、明、武三种美德。

　　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

　　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

　　武是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

　　一言以蔽之，宋仁宗不仅要有儒家的仁爱之心，还得有法家的手段魄力，富有四海却不贪图个人享受，掌握天下大权却一心为公，做尧舜禹那样的圣贤帝王。

　　这是司马光提出的皇帝改革方案，做儒家明君，而非法家强君。

　　不久后，司马光又呈上《进五规状》，建议消灭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提倡务实的工作作风，而务实又包括利百姓、保基绪、立纲纪、和上下、决是非、禁暴乱、察言行、量才能、访治乱、选勇果等十项内容。

　　他的意思是，宋朝要建立严谨有序的政治秩序，朝野内外平稳运转，上下之间进退自如，若有破坏政治秩序的行为立即扑灭。

　　军事方面，司马光主张贵精不贵多，并建议朝廷，允许经验丰富的边疆将领或熟悉军事的文武官员上书自荐，朝廷通过文书，选择一些人进京问对，一旦选中，就将他们委以重任，到各自部队中选拔精兵、淘汰老弱。

　　在司马光看来，通过笔试、面试两个环节，足以选出合格的军事将领，而合格的军事将领便是军事改革的第一要义。

　　经过数年的选拔和训练，宋朝军队就能焕然一新，然后“北取幽蓟，西收银夏，恢复汉唐之疆土。”

　　财政方面，司马光建议任用懂经济的官员长期管理三司，把紊乱的财政工作梳理清楚，同时免除农民的苛捐杂税，只收正税，逐渐培养民间的元气。

　　如此朝野并进，一定能改变宋朝的财政赤字。

　　除此以外，司马光还建议在政治上反腐败、作风上艰苦朴素、财政上量入为出、用人上以德为先、执法和教育并重、各地按比例分配进士名额等等等等，凡是宋朝出现问题的地方，司马光都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见。

　　那他的改革意见有意义吗？

　　如果想要宋朝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司马光的改革意见肯定做不到，但如果是让宋朝的太平盛世再延续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或许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说，司马光的改革意见是上限极低、下限极高。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赞同王安石那种充满法家气息的改革呢？

　　更何况，王安石开始变法以后，司马光对新法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公元1068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因为“理财”的话题争论起来，王安石说：“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随即反驳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所谓的理财，不过是盘剥百姓的借口罢了，汉朝的桑弘羊搞“国进民退”就是先例，你王安石不搞这一套，还能空手变出钱来？

　　事实证明，王安石颁布的新法，可能本意是好的，但落到实处以后，还真就是发展国有资本、壮大国有企业，搞了一场宋朝版的国进民退。

　　次年9月，王安石颁布青苗法，前任宰相欧阳修、富弼和司马光都上书反对，其中司马光的理由是：

　　“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之困瘁，况县官督则之严乎？”

　　地主豪商剥削农民，导致没有土地的农民生活困苦，这是人尽皆知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地主豪商没有任何政治权力都能做这种事，那么有政治权力的官员，打着朝廷、新法的名义去剥削农民，岂不是要对农民敲骨吸髓？

　　司马光反对青苗法，是因为他太懂官僚主义是什么德行了。

　　不论朝廷的政策多么完善，传达到地方以后，一定会被官僚主义歪曲、利用，最终把朝廷的政策变成损公肥私的工具。相较而言，如果朝廷不折腾，农民还能少受点伤害。

　　后来的事情，都证明司马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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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85年3月，推动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年仅9岁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王安石变法初期，司马光就是改革的反对者，即便贬官洛阳、被骂成“司马牛”，他都没有退让，更没有写下支持改革的保证书。于是，随着其他反对改革的人物老病、去世，司马光成为反对改革的总代表，唯一有资格拨乱反正的老同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5月，高氏便把司马光召回朝廷，委以重任。

　　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司马光做了三件事。

　　其一是呈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太皇太后高氏放开言论管制，允许天下人上书言事，反映民间疾苦。

　　司马光想要进行一场真理大讨论，将天下人的意志汇聚起来，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大势，然后以人民的名义废除新法。

　　其二是呈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全面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说那是宋朝天下乌烟瘴气的根源，但与此同时，司马光说宋神宗是励精图治、继承祖宗遗志的好皇帝，只是用错了人而已。

　　针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教条，司马光补充道，现在是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拨乱反正是母改子政，而不是子改父道。

　　通过这样的话术表达，司马光把宋神宗和王安石剥离开来，不仅肯定了宋神宗的历史地位，还明确了拨乱反正的范围，以及方式方法。

　　其三是推荐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苏轼、苏辙、文彦博、吕公著等人回京，出任朝廷的各级重要官职，掌握宋朝的军政大权，为废除新法提供人事保证。

　　至此，司马光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再无任何障碍。

　　有人说，王安石颁布的新法，虽然苦了人民，但确实能改善朝廷财政，可以适当保留一些。

　　然而，司马光坚决不同意，他很清楚，“剥削人民改善财政”的种子一旦种下，必然激起后来者的野心，并让他们敛财变得有先例可循，所以现在必须把新法废除的干干净净，不留一条缝隙。

　　司马光的做法，其实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等到这些事做完，次年9月，司马光就去世了。

　　我们现在说起司马光，总说他是保守派，数十年如一日的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极力阻挠为国为民的王安石变法，简直是罪大恶极。

　　但梳理完司马光的生平，我们可以确定的说一句，反对改革，不一定就是保守派，司马光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很深的现实因素在里面。

　　司马光可能不是最优秀的政治家，但一定不是最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