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不要再用“千金买马骨”评价杨振宁

lameihua

　　01

　　杨振宁先生以103岁高龄仙逝，引起全网极大关注。

　　其实一直以来，杨先生都是舆论焦点，除了他对物理学开创性的成就，与他相关的历史、社会、人文话题众多，都让人们津津乐道。

　　陶叔印象里，第一次出现对杨先生的全民热议是在2004年，那年也是陶叔研究生毕业刚进入单位工作。

　　某天突然办公室的人都显得异常兴奋，一问才知道是杨振宁再婚的消息，“82岁娶28岁”造成的心灵冲击，就算发生在现在也是相当炸裂。

　　后来有人从前后夫人容貌相似的角度，试图说明杨先生情感的专注程度。

　　但陶叔对此不以为然，这种说法不仅是对后夫人的不尊重，也是对杨先生个人魅力的怀疑，透露出强烈的世俗偏见。

　　以杨先生的贡献，在物理史上跻身前十之列，称之为英雄豪杰并不过誉。

　　美女爱英雄，天经地义！

　　富豪权贵、纨绔子弟身边总是莺莺燕燕，世人对此习以为常。

　　杨先生的黄昏恋反而更显得珍贵，即使已是耄耋之年，智慧的光芒依然显现出强大的竞争优势，大长了理工学人们的志气。

　　02

　　对于杨先生的另一大争议，则是说“祖国困难时，他在美国享福；发展好了，他回来养老”。

　　在他们的揣测中，杨先生的价值不过是“千金买马骨”，通过对他的优待，吸引更多人的回流。

　　这种论调非常流行，却是相当荒谬。

　　首先，杨振宁留在国外的那些年，对中国科技的贡献远比回国更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最缺的是能搞工业建设的工程技术人才，而杨振宁是理论物理学家，搞导弹、炼钢都不是他的强项。

　　当时国内连基本的科研条件都不具备，他要是回来顶多去大学教书，反而浪费了顶尖的科研才华。

　　留在美国的他，不仅拿下诺贝尔奖站到了科学最前沿，更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为国内培养人才。

　　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正是受他感召，2004年辞去普林斯顿教职回国创办清华“姚班”，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计算机领域的顶尖人才。

　　如果说新中国科技是一栋大楼，杨先生或许没参与打地基，但在大楼向上攀升的关键阶段，他的支撑作用无可替代。

　　其次，杨振宁接替了钱学森的战略科学家地位。

　　科学研究在个人层面是天赋与努力，但在国家层面拼的是资源分配和战略眼光。

　　钱老在世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总设计师”；他去世后，杨振宁当之无愧地扛起了这面大旗。

　　前几年关于投资几千亿建超大型对撞机的争论，正是杨先生的反对意见一锤定音，避免了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这只是他参与重大决策中少数被公众知晓的案例。

　　更为重要的是，杨先生在90年代初，就对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表达了充分信心。

　　他在香港发表的《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演讲中说：

　　“我个人认为，以下的几个长远的因素是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有辉煌的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一个是需要有聪明的年轻人，有头脑做科学研究；

　　第二是需要有重视纪律、重视忍耐心、重视勤奋的社会传统；第三要有决心；第四要有经济条件。我认为这四项在21世纪中国都会具备的……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并没有阻挡中国20世纪科技的蓬勃发展。为什么？

　　因为科技的发展所需要的原来很简单，只是我刚才所讲的四个条件，只要有人才、有纪律、有决心、有经济的支持，中国在20世纪里有前三者，到了21世纪我认为将四者具备，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

　　作为真正的科学家，杨先生看到的宏观社会异常清晰，各个条件具备，输入公式必定出现结果。

　　什么叫唯物主义辩证法？

　　这就是。

　　每年到十月份，我们总要被“美国日本又得诺贝尔奖”的论调PUA，很多人对中国科技发展充满焦虑。

　　而杨先生早已用严谨逻辑，给出了乐观答案。这种超越时代的清醒认知，以及知行合一坚决回国所体现出的宝贵，又岂是“马骨”所能概括得了的？

　　03

　　杨先生的离去，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更宏大的命题：

　　如何对待海外人才的回归？

　　长期以来，“二流人才建国论”若隐若现：从黄埔军校到留学潮，似乎总是“次优选择”成就了这片土地。

　　但历史幽默地证明：许多留在国内的“普通人才”终成大器，而部分远走他乡的“天之骄子”反而平庸。

　　这种反差，正在推动新的人才回流潮。

　　其中也包括某些当年态度绝决的典型人物，比如说过“我宁愿在美国刷盘子也不回国”的数学家。

　　对待这些人，社会上难免出现“谁赢帮谁”“机会主义”“精致利己”等诸多指责。

　　这些说法有道理吗？

　　有道理，但是格局小了。

　　必须要认识到所谓“聪明人”，本来就是自我意识比较强烈的群体。他们比普通人更容易看清形势，也往往更趋向于趋利避害，让个人利益更大化。

　　聪明人更自私，并不是刻板印象，而是人性现实的总结。

　　既聪明又无私，像教员、钱老那样“圣人”，终究是凤毛麟角，追求与境界都是高山仰止，却无法推而广之成为普遍的要求。

　　如今中国正从“追赶型发展”向“引领型发展”转型，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顶尖人才。

　　当然，我们也要正视人才管理中的问题：

　　既要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包容人性弱点用其所长；也要严惩学术腐败与造假、整治科研圈欺压学生等乱象——这些制度环境的优化，才是留住人才的沃土。

　　04

　　在这个十月，公布了新一轮诺贝尔奖的名单，宣布了一名学术贪官的落马，又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背景下，送走了一位对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伟大人物。

　　这些事件集合在一起，意味着结束，也意味着开始，更意味着处于剧烈变化之中的世界将要去往的某个确定的方向。

　　科学就是让人们在混沌中寻找秩序，杨先生曾经给过许多启发，今后需要我们带着他留下的思考，独立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