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重审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底层逻辑”：读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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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研究始终是一个充满魅力与挑战的知识领域。赵鼎新教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虽然书名是一本讲义，但绝非是对这个领域研究成果的简单知识梳理，而是一部以问题意识重构学科框架的一次努力。

　　这本书，跳出了单一理论的桎梏，以“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脉络，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演进脉络重新串联起来，提出了“变迁—结构—话语”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说，这本书为理解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分析工具。

　　从“单一归因”到“机制整合”的破局

　　赵鼎新教授在书中清晰梳理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三次范式转型，并指出其局限性，最终构建起“机制整合”的分析框架，形成完整的思想演进脉络。

　　一是对“悲情-剥夺”范式的反思。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源于民众因“相对剥夺感”产生的不满情绪。赵鼎新指出其核心缺陷——“不满”是普遍社会心态，但社会运动却具有偶发性，该理论无法解释不满为何未转化为行动，以及不满转化为行动的条件是什么？

　　二是“资源-动员”范式的修正。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社会运动的关键在于组织者能否具有有效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能力。赵鼎新肯定其对“行动可行性”的关注，但同时指出其局限——忽视了外部环境（尤其是国家权力）对资源动员的约束，例如在威权与民主政体下，社会资源的组织效率存在本质差异。

　　“政治过程”范式的整合与超越。赵鼎新以“政治过程”理论为基础，融入“国家中心视角”，构建了更具解释力的框架。他将社会运动的发生拆解为三个核心变量：一是“政治机会结构”（国家政策的开放度、权力结构的稳定性等），二是“抗争的动员结构”（社会组织的形态、网络连接方式等），三是“抗争的 framing 过程”（运动如何建构议题、凝聚共识）。

　　这一框架打破了此前理论“各执一端”的局限，将宏观社会变迁、中观组织网络与微观认同建构有机结合起来。在这个三维空间中，社会运动不再是单一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多种力量复杂互动的产物。这种综合视角使研究者能够避免简化论的陷阱，更全面地把握社会运动的本质。

　　理论建构与新的方法论工具打造

　　该书另一个颇具价值的贡献是，跳出西方理论的“语境陷阱”，以中国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经验为样本，对既有理论进行补充与修正，提出了两大突破性观点。

　　一是重构“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西方理论多将“国家”视为被动的“环境变量”，赵鼎新则将其提升为“主动的行动者”。他提出“国家能力”与“国家合法性”的双重维度——强能力且高合法性的国家，既能通过治理化解社会矛盾，也能通过制度渠道吸纳诉求；而能力弱或合法性不足的国家，反而可能因“控制失效”或“压制过度”催生社会运动。这一观点精准解释了非西方威权政体下社会运动的特殊性，弥补了西方理论的盲区。

　　二是提出“搭便车理论”的中国修正。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认为，集体行动因“收益共享、成本个人承担”而难以发生。但赵鼎新在分析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在“关系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的“差序格局”会形成特殊的动员机制——个体参与行动并非单纯追求“公共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关系网络中的声誉与责任”，这使得“搭便车”的逻辑在熟人社会中部分失效。这一观点可以解释中国基层集体行动的独特动员模式。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对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一些新的理解。

　　对社会运动参与者来说，抗争的成败不仅取决于“诉求的合理性”，更取决于对“政治机会结构”的判断。例如，在政策调整的窗口期（如法律法规修订期）提出诉求，更易获得制度性回应；而脱离现实的“激进对抗”，往往因触动国家权力的核心安全底线而遭遇压制。同时，有效的“议题建构”（如将具体诉求与“公平”“法治”等主流价值观绑定），比单纯的情绪宣泄更能凝聚社会共识。

　　对国家的治理来说，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不在于“压制抗争”，而在于优化“政治机会结构”与“社会动员渠道”。一方面，通过完善信访、立法听证等制度，为民众诉求提供“合法出口”，减少“体制外抗争”的土壤；另一方面，提升“国家能力”（如基层治理效率、公共服务水平）与“合法性”（如政策的公平性、透明度），从根源上降低社会不满的积累。

　　赵鼎新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本质上是一部“方法论著作”。它提供的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标准答案”，而是启示人们如何运用“系统性思维”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

　　移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挑战

　　2025年9月，尼泊尔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这次抗议活动展示了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运动一系列新的特点：

　　有研究者发现，这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能削弱如家庭成员、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形成的结合性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另一方面，它可能增强连接性社会资本 （linking social capital），即不同群体之间的桥梁型联系。

　　这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驱动的平台和工具可以帮助人们跨越地理边界与具有共同兴趣和目标的人建立联系，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和知识共享，从而通过创建新网络和弥合社会分歧来增加连接性社会资本。此外，人工智能驱动的工具可以用于组织和动员社会运动，使个人能够与志同道合的人联系，并在全球范围内参与集体行动，从而加强公民参与并增加连接性社会资本。

　　在这次尼泊尔的社会运动过程中，他们通过Discord协调抗议路线，用Telegram实时分享警方部署信息，甚至用AI工具辅助政治决策。这种“技术原住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彻底改变了传统抗议的组织逻辑。其间，抗议者在Discord等加密社区建立“数字神庙”，通过表情包、暗语构建独立于主流媒体的叙事空间。这种“去中心化传播网络”既增强了组织效率，也导致信息过滤机制失效，避免极端情绪在封闭环境中迅速发酵。

　　抗议者甚至在Discord服务器上发起“AI选总理”实验，利用ChatGPT分析候选人履历，最终推举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苏希拉·卡尔基为过渡总理。尽管这一过程更多是象征性的（宪法程序仍起主导作用），但它标志着算法开始介入政治合法性建构，以期通过技术工具打破传统精英垄断。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数字民粹主义”。

　　所有这些，都为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