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不要让保护变成摧毁；以旧换新，效果如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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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保护变成摧毁

　　政策初衷与现实裂缝：下个月开始，哪怕只有三五个雇员的早餐铺、裁缝铺、家具作坊，也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保。政策初衷并不复杂：把游离在制度之外的“最底层打工人”纳入安全网，让他们在生病、工伤、老去时，不再只能“自认倒霉”。

　　然而，真正激烈的反对声竟来自工人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点赞最高的留言是：“老板缴不起，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扣的是我的工资，还不如我自己拿现金。”

　　这不是“觉悟低”，而是对生存理性的赤裸计算：月薪3000元的小镇餐馆服务员，如果扣除400元个人社保，房租、孩子奶粉钱立刻出现缺口；在康鹭村制衣作坊踩缝纫机的女工，每月到手只有4500元，如果老板再扣掉800元，她宁愿辞职去“日结”的直播基地打包快递；石材切割工老刘算得更直接：“我干到60岁就回村种地，交15年社保，最后每月领1000块？我信不过。”

　　政策设计者希望用“强制”把风险外部化，却忽略了：对利润薄如刀锋的小微工厂而言，社保费用并不是“外部”，而是直接决定现金流能否挺到下一张订单的生死线。

　　面对强制征缴，小老板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学习创新”：把连续用工切割成25天以内，工人每月在不同门店打卡，劳动关系被“打散”成临时劳务，此谓共享员工2.0；瑞幸、星巴克早已验证：要求兼职者“在别处已有社保”，本质是转嫁缴费义务；外卖平台更彻底：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与平台是“合作关系”，社保自行解决；上海某社区超市，原来雇两个年轻人月工资10964元（含社保），换成两位退休阿姨只需5380元，且不用缴社保； 父亲年满60岁签劳动合同，实际到岗的是儿子，企业既规避社保，又获得壮劳力，此谓替父从军。

　　产业链外迁：利润3%的服装厂，老板索性把订单转到越南、柬埔寨：当地工人月薪折人民币2200元，企业实际社保支出为零（由工人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当地社保）。留在国内的工厂则进一步“作坊化”：把大订单拆成小包，分给家庭式作坊，彻底脱离监管视野。

　　经济学上有一个“社保悖论”：越是需要社保的低收入群体，越可能因为社保而失去工作。当制度成本无法通过技术进步、品牌溢价、产业链升级来消化，就只能通过“减少雇佣”来消化。最终，政策目标（扩大社保覆盖面）与执行结果（更多人失去正式工作）背道而驰。

　　请把“保护”做成可负担的选项（柏文喜|《以保护名义摧毁底层就业？社保新规之下：社保、工厂与“灵活”的代价——兼论为何打工人反对“被保护”》）。

　　以旧换新，效果如何？

　　以旧换新的乘数效应有多大？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5%，增速较一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0.7%、25.4%、24.1%、22.9%。

　　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其中二季度贡献率为52.3%，较一季度又提高0.6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显现，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消费增长，也对优化经济结构有积极作用。

　　不过，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5458亿元，即比去年同期增加3150亿元，以旧换新若以基准补贴1800亿和顶格补贴2334亿两种情形计算，则分别对社零总额的贡献为0.74%和0.96%。与社零上半年增长1.3%相比，乘数效应似乎并不大。

　　从补贴拉动的销售额净增量看，单价低的商品拉动作用更好。使用2024年上半年实际数据、2024年上半年实际数据及实际同比增长两种方法估算没有补贴情况下的零售规模，与2025年上半年实际零售规模的差额即为补贴拉动的零售额净增量。可以看到：

　　2024上半年乘用车销量993万辆，2025上半年乘用车销量1022万辆，但以旧换新补贴约412-494万份，购车意愿与补贴的重合度高，补贴仅带动约100万辆左右的汽车销量净增；补贴对家电、手机、平板、电动自行车的销售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比如714-926亿元家电补贴就可带动1240-1380亿元家电零售额净增；又比如，以旧换新方式销售电动自行车月均环比增长113.5%，以旧换新售出电动自行车总额是2024年的6.6倍。

　　从上述数据来看，以旧换新对乘用车的补贴投入额较大，但所带来的净增加销售额可能不大，即投入产出比不高。这是需要思考的地方，即下一阶段应该选择什么样价格区间的商品，其乘数效应会更高？

　　此外，从享受补贴的人次来看，今年上半年共有2.8亿人次享受以旧换新补贴，考虑到一人可能多次享受补贴，实际享受补贴额人数小于2.8亿人，估计总人口的10%-15%享受到了补贴。由于补贴总金额有限，补贴商品的单价越高，享受补贴的人群越集中，即可能集中于占总人口40%的中高收入群体内，商品购买的金额门槛也越高，不利于政策的公平可及性和普惠性（李迅雷《以旧换新：换什么乘数效应更大》）。

　　特朗普在开美国腐败的先河

　　从发行加密货币、笑纳卡塔尔的巨额客机捐赠，再到赦免金主的亲属，在重返白宫的最初几个月里，唐纳德·特朗普的腐败指控便不绝于耳。每一桩个案都足以引发人们对权力滥用、民主侵蚀或外国势力渗透的严重忧虑。

　　直到不久前，美国还和大多数成熟的市场民主国家一样，被普遍认为并未受到系统性腐败的严重困扰。凭借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等一系列措施，华盛顿一度是全球反腐的领导者。然而，随着最高法院的道德瑕疵、特殊利益集团在政坛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多名国会议员卷入金融丑闻，美国的清廉声誉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就已开始褪色。

　　以“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为例——该指数虽不直接衡量腐败本身，却被视为评估专家与商界人士对一国腐败观感的重要风向标。2014年，美国在该指数中得分74分（满分100，分数越高越清廉），在173个国家和地区中与巴巴多斯、香港和爱尔兰并列第17位。而到了2024年，美国的排名已然下滑，得分降至65分，与巴哈马并列第28位。

　　但最令人警惕的，并非某项具体的决策，也非腐败发生的频率变化——毕竟这仍是未知数。真正的危险在于，美国最高权力层腐败的“类型”正在发生质变：从影响力寻租到权力掠夺。

　　腐败最基础的定义是“滥用公共职权与资源以谋取私利”。历史上，美国的腐败主要表现为影响力寻租——一个政治影响力和政策准入权可以被交易的体系。这种腐败常见于经济成熟、政治开放的社会。但特朗普的腐败明显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运用权力的方式，以及他的拥趸——家庭成员、加密货币投资者、商业伙伴、政府官员乃至外国政府——与他打交道的方式。他们不再通过传统的制度渠道来寻求明确的政策影响力，而是转而奉承和取悦总统本人。反过来，特朗普不仅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更借此巩固自己作为唯一决策者的地位，追求一种在美国政坛前所未有的个人主导。

　　特朗普式的腐败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美国。在州和地方政府层面，许多制度仍在照常运作。与特朗普无关的裙带关系和“付费游戏”仍会在县法院上演。但美国很可能最终演变为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或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肯·韦所说的“竞争性威权主义”国家。美国已开始朝这个方向滑落。假以时日，美国可能会变得像欧尔班总理治下的匈牙利。

　　特朗普所展现的腐败形式，可能对美国国内的民主规范和实践产生破坏性影响。换言之，腐败在侵蚀美国的民主根基（迈克尔·约翰斯顿《变异的美式腐败，特朗普如何重塑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