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为什么美国企业家破产不用跳楼？中国是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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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美国企业家破产不用跳楼？

　　为什么在美国，哪怕是几次创业失败的人，也依然可以东山再起、再获融资，而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跳楼竟然已经成为常态？这并不只是心理素质或者个人选择的差异。背后，隐藏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以及两种对“失败”的态度。

　　在美国，这种“负债式成长之所以成为主流，是因为它背后有一整套制度性支撑。从风投生态到资本市场，从灵活的债务工具到成熟的破产机制，这套系统构建出一种宽容失败，承认试错，鼓励冒险的制度土壤。

　　风险投资人用一轮轮融资，替创始人买下时间；破产法案保障企业可以体面失败而不至于社会性死亡；银行和债权人提供灵活的信用支持，让成长中的公司不必靠利润自我输血。这些社会机制不是在鼓励“骗钱，而是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真正伟大的公司不可能四平八稳，它们常常诞生于混沌，快速变化，且危机四伏的市场前沿。

　　这里有人会怀疑：你所谓“敢于负债的企业家，与那些制造泡沫的房地产商，操纵杠杆的金融掮客，乃至庞氏骗局的操盘手有本质区别吗？难道他们不是一样激进，一样贪婪，一样靠好运气才能侥幸活下来？

　　这其实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在表面上，风险承担者之间看起来毫无区别，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创业者与“掠夺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并非一时的成败得失，更不是吃穿住行是否奢靡腐化，而是他们在竞争过程中是否违反了市场规则，是否使用了欺骗和掠夺手段，以及身处的那套制度体系是否足够成熟，能够及时识别这些违规行为并施以惩罚。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所有的高风险行为都必须通过一套清晰，稳定，并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进行验证。完备的法律体系，独立的司法仲裁，审慎合规的金融中介，以及透明的信息披露要求，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信用验证体系。它不保证你永远不踩雷，但会大幅提升筛选有效项目，识别恶意欺诈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信用验证体系并不只是“提供资金那么简单，它提供的是一整套可持续，可重复的信任机制。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一家创业公司之所以能拿到融资，并不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多么会讲故事，而是因为它能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经受律所起草的合同约束，通过专业投资机构的独立评估。所有这些机制不是一拍脑门，一蹴而就，一刀切设计出来的，而是经过漫长的市场验证，逐渐积累信任，固化为制度体系，经年累月形成的（孙道士《为什么美国企业家破产不用跳楼》）。

　　一点感想：在《他们为什么撑不下去了？》一文发表后，一位网友给我留言，短短几个字：一定，谢谢孙老师。开始我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接着马上意思到，可能是由于我在文末引用的牛文文先生那句话：不要自杀！不要自杀！不要自杀！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一位朋友，她说，听了有点泪目。我想她知道现在一些做企业的人处境的艰难。在那篇文章中，我更强调了背后的制度支撑的问题。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陷入内卷的？

　　中国于2010年左右实现工业化之后，就开始陷入内卷化通道，2015年之后内卷进一步加速。1992年至2008年之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保持4%左右的增长，2008年后陡降，2015年之后总体负增长（2016年为0.46左右、2024年则为0.41左右），这意味着追加各种生产要素投资的边际效应开始逐步丧失了。

　　同时，中国的制造业利润率从2011年的6.57%下降到去年的5.32%，这就出现了产业在快速升级，价值链位阶在快速提升，利润率却大幅下降的悖论。另一个指标，产能利用率从2011年的80.4%左右下降至去年的75%，已经达到高度过剩警戒线。从今年一季度数据看，制造业15个主要门类中，仅有5个产能利用率高于75%的警戒线，产能过剩最突出的是汽车和电气机械（利用率71%左右），以及食品行业（利用率69%）左右。尽管2010年后我国屡次提出“去产能”和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但是效力不大，没有改善生产利用率过低的现象。

　　服务业内卷和服务基础设施过剩也同样突出。比如去年全国数百万家餐厅倒闭，并不完全因为市场不景气，餐厅过密化、服务同质化同样也是很关键，一条三百米的大街会同时有好几家麻辣烫店，用的都是同一家供应链的食材，奶茶、咖啡、肉夹馍、火锅、美甲、健身等行也都如此。

　　基础设施方面，以写字楼为例，全国最大40城甲级写字楼存量已经超过1.1亿平方米，最大20城中，去年底写字楼空置率低于30%的仅有8个，像沈阳、郑州、武汉、青岛等前几年大基建扩张比较猛的城市，空置率已达40%左右。而像东京、巴黎都在7%以下，香港虽然不景气，空置率只有9%左右，是全国空置率最低的城市。过高的空置率导致业主不得不竞相打折出租，全国甲级写字楼每平米出租均价从2019年的147元/月，降至去年的82元/月。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酒店、地铁、游乐场、电影院、文旅景区等方面，这也是导致这两年酒店行业高度内卷，文旅景区大幅亏损的主要原因（BJ王明远《中国经济的内卷化竞争是如何形成的》）。

　　一点感想：内卷的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从下到上的重视。对现在的内卷，最近读到申万宏源的一份报告，其中指出了目前内卷的几个特点：第一，外需行业比内需行业的内卷更厉害。第二，中下游的内卷要更加严重。第三，民营企业的内卷问题更为突出。

　　内卷为什么能持续地卷下去？

　　有人或许说这是投资泡沫，产生了过量的富余产能，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这种想法是多虑了。

　　我国的光伏行业在过去十年已经向我们展示过这种极致的研发资本投入的卷的效果。经历过几起几落的光伏行业，每隔数年就会有人大喊产能过剩投资泡沫，但实际上最终我们“卷”死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创造了一个年营收万亿人民币的巨无霸行业。这个过程中，大浪淘沙，15年前的尚德，10年前的英利，6年前的协鑫，4年前的隆基，今年的晶科。曾经的首富和巨头折戟沉沙了，而竞争中更加优秀的企业则在每一次危机中幸存并壮大。

　　另外，完全不需要担心制造企业的密集资本支出会造成巨大的冗余和浪费。

　　今天企业的资本支出大量投资于高技术含量的自动化生产线和高精密装备。而这些装备供应和制造正在大规模国产化。高精密装备制造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电池制造商花几千万上亿买的化成分容线，其中可能超过50%的部分是自动化厂家以及更上游的装备制造商雇佣的数千名工程师的工资。里面真正原物料的含量如若穿透到最底层，可能都不到30%。这样的资本支出其实就是变相的对整个供应链的研发投入。这些设备可能最终会在短期内被淘汰，造成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潜在巨大窟窿，但其实质却是大量研发人员和工程师累积的经验以及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

　　而且这些过时的产能并不是投行分析人士口中津津乐道的所谓“富余产能”，会对最终市场价格造成压力。随着技术迭代和工艺提升，老旧技术和产能是毫无竞争力的。其实际价值基本为零，对于市场形成的新技术和产品完全不构成任何威胁。这些所谓“产能”仅存在于企业账面上。比如，2023年全球形成的光伏电池总产能约新增402GW，超过800GW。而全球光伏装机约446GW。但实际上，其中TOPCON和HJT电池产能有约500GW，其他大多是老旧的PERC电池。与TOPCON或HJT电池比较，老旧的PERC在成本和效率上毫无竞争力，对于真实市场而言完全属于无效产能。

　　因此，尽管看起来市场产能严重过剩，但实际上新建产能的盈利能力所受影响并不大。而那些最先在新技术上跨过阶段一到阶段二门槛的企业则会赚的盆满钵满。比如今年的晶科的TOPCON。当国内的卷王们浑身血腥的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顿时就会感到轻松畅快（Will Shen《“卷王”经济学》）。

　　一点感想：关于这个问题，可以重读一下《我们卷赢了世界，却困住了自己》中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