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宗氏豪门内斗会走向何方？美国经济在面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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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氏豪门内斗会走向和何方？

　　我对事件的走向持悲观态度。宗庆后父女过往的诸多商业操作存在法律风险，包括与达能的纠纷、国资权益问题以及体外资金运作等。若真正对簿公堂，宗氏家族胜算渺茫。尽管宗庆后在世时凭借其影响力或许能获得某些特殊关照，但如今形势已截然不同。国资虽名义上持有娃哈哈46%的股份，但主要利润长期流向宗氏家族。在各方均能获益的情况下，国资或许选择隐忍，但如今这一默契已被彻底打破。

　　一旦国资以大股东身份介入调查，尤其是若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事态将对宗馥莉极为不利。当前舆论对宗氏家族已形成负面风潮，这为国资采取行动提供了舆论支持。若调查发现违规操作，宗氏家族将陷入法律困境，甚至可能失去公司控制权。更严重的是，宗庆后毕生经营的公众形象将彻底崩塌，信托基金也可能因法律问题无法兑现。这场争斗极可能演变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全盘皆输。宗馥莉看似强势的"复仇"行动，最终可能酿成多败俱伤的局面。

　　倘若当初各方维持默契，本可实现多方共赢：宗馥莉获得公司控制权，异母兄妹取得信托基金，宗庆后的名誉得以保全，娃哈哈也能维持其品牌形象。然而，如今的局势已无法挽回，不仅可能暴露昔日的违规操作，引发国资深度调查，甚至可能导致牢狱之灾、失去企业控制权、人设彻底崩塌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我接触过不少企业家，他们大多精力旺盛，个人生活也较为丰富，但要么选择低调处理，要么坦然面对公众。许多企业家的创业成功，与其旺盛的生命力密不可分，而这种特质有时也体现在较为复杂的私人生活上。如果企业家以真实面目示人，公众对其道德期待往往较为宽容；但若刻意塑造道德完人形象，一旦真相曝光，必然面临人设崩塌的反噬。

　　因此，我建议企业家朋友们，若私生活较为复杂，要么保持低调，要么坦然面对。切勿刻意营造虚假人设，因为越是完美的假象，崩塌时的反噬就越猛烈。公众对企业家的道德瑕疵通常持一定宽容态度，但若强行树立完美形象，一旦真相揭露，只会给个人、家族乃至企业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陈雪频《宗氏豪门内斗会走向和何方？》）。

　　美国经济在面临中国的第二次颠覆

　　中国第一次颠覆美国经济是在 1999 年至 2007 年间，它导致美国近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岗位消失。这场被称为“中国冲击”的冲击是由一个独特的过程驱动的——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转型迅速将该国的劳动力和资本从集体农场转移到资本主义城市工厂。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浪潮摧毁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的经济基础，二十年过去了，这些工人们还没有从失业中恢复过来。类似的故事同时在数十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上演：纺织、玩具、体育用品、电子、塑料和汽车零部件。

　　然而，中国向制造业转型完成后，大约在2015年，冲击就停止了。此后，美国制造业就业率出现反弹，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总统任期内均有所增长。

　　中国冲击1.0只是昙花一现。正在快速逼近的“中国冲击2.0”意味着中国将从弱势变为强势。如今，中国正在积极争夺美国长期以来毫无争议的领导者地位的创新领域：航空、人工智能、电信、微处理器、机器人、核能和聚变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制药、太阳能、电池。拥有这些领域可以带来红利：高利润和高薪工作带来的经济利益；塑造技术前沿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控制战场带来的军事实力。通用汽车、波音和英特尔是美国的民族冠军企业，但它们都已经度过了辉煌的时光，如果它们消失了，我们会想念它们的。中国的技术愿景已经在重塑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以及东欧的政府和市场。随着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的“伟大”圈，这种影响力预计会增强。

　　2003年至2007年间，在人工智能和密码学等64项前沿技术中，美国在60项上领先中国，而中国仅在3项上领先美国。在最新的涵盖2019年至2023年的报告中，排名发生了逆转。在64项关键技术中，中国在57项上领先，而美国仅在7项上领先。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携手合作，将中国打造成了世界工厂。而新的中国模式则有所不同，民营企业与中国政府携手合作。中国创造了一个灵活但成本高昂的创新生态系统，市长和省长等地方官员会因某些先进领域的增长而获得奖励（大卫·奥托尔、戈登·汉森《我们已警告过第一次中国冲击，下一次冲击将更加严重》）。

　　美国需要如何应对中国对美国经济的第二次颠覆？

　　美国的反应是什么？主要是关税：对所有商品、所有地方一次性征收关税。但单靠关税永远无法使美国成为一个吸引创新的地方。诚然，关税属于我们的贸易武器库——但它是精确制导武器，而不是像地雷一样，对敌人、朋友和非战斗人员造成同等伤害。

　　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十年前，在我们开展中国研究之前，我们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认为不干预的贸易策略比那些混乱的替代方案更好。现在我们不再这么认为了。美国对“中国冲击1.0”的管理不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贸易策略。更好的策略是什么样子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一切都应该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为了避免过于简单的答案，我们提出了四项核心原则。

　　首先，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大多数困难都与我们的商业盟友相同。我们应该与欧盟、日本以及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等许多与我们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一致行动，而不是因为他们胆敢向我们出售我们想要购买的产品而对他们征收高额关税。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鼓励中国在美国建设电池和汽车工厂，就像过去三十年中国吸引美国领先企业在美国设厂一样。如果我们关闭中国领先产业的大门，我们将陷入本土平庸的境地。

　　其次，美国应该学习中国的经验，积极推动新领域的实验。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无人机、先进芯片、核聚变、量子、生物技术）并进行投资。然后采用“中国式”的做法，即美国政府运营大型风险投资基金，这些基金预期单个公司或项目的成功率较低，但在刺激新兴产业方面则有望取得更高的成功率。这种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登月竞赛和曲速行动期间都发挥了作用。我们提倡在美国建立一种政治上独立的战略投资能力，类似于美联储，但投资的是创新而不是利率。

　　第三，选择我们能够赢得的战斗（半导体）或我们根本输不起的战斗（稀土），并进行长期投资以取得正确的结果。美国政治体系的注意力就像吸食可卡因的松鼠一样短暂。它频繁地改变奖惩措施，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在气候技术方面的所有新投资启动三年后就将其削减，这绝对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同样，像特朗普先生呼吁国会那样，草率地解雇那些才华横溢的芯片和科学团队（该团队的职责是振兴国内半导体制造业），也无助于提升美国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领导地位。

　　第四，防止下一次重大冲击造成失业的毁灭性影响，无论冲击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地方。过去二十年，制造业失业造成的创伤性影响给美国带来了重重经济和政治困境。在此期间，我们了解到，延长失业保险、通过联邦贸易调整援助计划提供的工资保险以及社区大学提供的合适的职业技术教育，可以帮助失业工人重新振作。然而，我们实施这些政策的规模太小，针对性太差，无法提供太多帮助，而且我们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国会在2022年取消了贸易调整援助的拨款，这令人无法原谅（大卫·奥托尔、戈登·汉森《我们已警告过第一次中国冲击，下一次冲击将更加严重》）。

　　一点感想：后面这两则，是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作者一位是大卫·奥托尔，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另一位是戈登·汉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这篇文章最值得注意之处有三点。第一，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传统制造业产品形成了对美国的第一次冲击，现在面临的则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高端制造业的第二次冲击、第二，作者提出了一种与特朗普政府的思路非常不同的另一种应对思路。我们知道，制造业回归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但具体思路不同，特朗普政府的思路可以概括为眉毛胡子一把抓，民主党政府则侧重在高端制造业。作者更系统地论述了第二种思路。第三，作者特别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有政府的干预，要有政策的一致性。实际上，这涉及到更深层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