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一人改变中国的历史方向，唐玄宗李隆基到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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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追了几集《长安的荔枝》，整体感觉节奏、音效、情节都不如前些年的《长安十二时辰》，让人没有一直追下去的想法……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偏严肃的剧。

　　不过，这不影响我们借机聊聊唐玄宗李隆基。

　　现在网上流行一种说法，如果李隆基早死十年，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排名前五的明君。

　　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我看来，李隆基早死也只是保全了自己的名声和历史地位，唐朝的结构性矛盾和他亲手造成的问题，并不能随着他的早死而解决。

　　安史之乱之所以爆发、唐朝之所以由盛转衰，其实和李隆基的政治素养、好大喜功、历史包袱有很大的关系。

　　而这些负面问题，在后世颂扬的“开元盛世”时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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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皇子，李世民能取代李渊成为唐朝皇帝，依仗的是超一流的军事战绩和政治能力，但李隆基做皇帝以前，没有展现出这种正面能力，而是在鼎故革新的历史潮流中展现出阴谋、政变等负面能力，才成为皇位的最有力竞争者。

　　公元690年9月，皇太后武则天即皇帝位，改唐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并册立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建立起武周天下。

　　做了六年傀儡皇帝的唐睿宗李旦，相继被贬为皇嗣（后让位给兄长李显）、相王，李隆基等皇子也被软禁在宫里，将近十年不能出门。

　　那年，李隆基年仅5岁，便开始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幽闭生活。

　　武则天能掌权，根本原因是唐高宗李治晚年身体欠佳，她在代行皇权的过程中培植了党羽、建立了威信。武则天能做皇帝，其实也是以李氏媳妇、皇帝母亲的身份又一次代行皇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周王朝的政治基础就很不牢固，兴亡成败完全系于武则天一人之身，一旦武则天有倒台的迹象，那些忠于唐朝的大臣们，必然不会放弃唾手可得的从龙大功。

　　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

　　见时机到来，宰相张柬之、天官侍郎兼同平章事崔玄暐、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相王府长史兼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等人便联合发动政变，相王李旦则利用武则天授予的“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身份，统兵驻守洛阳各地，为政变战友压阵，随时准备支援。

　　事后，武则天退位，皇嗣李显即位复唐，相王李旦晋封安国相王，太平公主晋封镇国太平公主，其他功臣也被授予郡王、国公、郡公、宰相、大将军等官职，可谓是皆大欢喜。

　　政变过后，李隆基也凭借相王李旦的功劳，从被人冷落的前朝皇子一跃而成权臣嫡子。

　　这是李隆基命运的关键性转折点。

　　但李隆基的好运不止于此，历史大势将一步步的把他推到舞台中心。

　　因为武则天掌权数十年，培养了大量亲信党羽，武则天退位不代表“武氏亲贵”消失，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会反攻倒算。而皇帝李显的根基薄弱，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位高权重，又导致唐朝政出多门、大臣们难以形成向心力。

　　没有核心人物坐镇且利益不一致的朝堂，必然产生层出不穷的政斗，直至角逐出唯一的赢家。

　　于是，武则天退位以后，唐朝大乱——

　　公元706年，张柬之等人要求李显诛杀武氏亲贵，但武三思曾做过李显的太子宾客，两人关系十分亲密，李显便想建立李氏宗室—武氏亲贵—复唐功臣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直接拒绝了张柬之等人的要求。

　　随后，武三思利用上官婉儿、韦皇后、安乐公主的关系，促使李显贬谪张柬之等人，军政大权尽归武三思。

　　复唐功臣，败。

　　公元707年，太子李重俊不堪忍受武三思的欺凌，联合李多祚将其诛杀，武氏亲贵死亡殆尽。李显又调兵平叛，太子李重俊死。

　　武氏亲贵，败。

　　公元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突发奇想，一个想效仿武则天统御天下，一个想做皇太女登临大宝，母女两人便在饼中放毒，毒死皇帝李显，并大力起用韦氏诸人，准备建立韦氏天下。

　　经过几轮大规模的血腥政斗以后，曾经声势煊赫的复唐功臣、武氏亲贵、皇帝李显都已退出历史舞台，仍然留在朝堂的只有相王李旦、太平公主、韦氏诸人三股势力。

　　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是皇室兄妹。

　　韦氏诸人试图篡唐。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立即联手，发动政变诛杀韦氏诸人，然后拥立相王李旦做皇帝。

　　韦氏诸人，败。

　　史料里都说，相王李旦是淡泊名利的人，不喜欢政治斗争，所以此次政变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发动的，李旦并不知情。

　　但这样的话，有个问题就解释不清了，那就是武则天晚年时，李旦都能统兵参与政变，为恢复唐朝江山贡献力量，此时韦氏诸人想效仿武则天篡唐，李旦真的能无动于衷？

　　更何况，李旦曾经做过六年皇帝，又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唯一在世的儿子，面对如何混乱的政局，他难道就没有一点复位的想法？

　　按常理推论，以上两点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诛杀韦氏诸人的政变，就是李旦和太平公主发动的，但为了保险起见，李旦隐居幕后、李隆基代表李旦联络禁军将领并冲锋陷阵，一旦政变失败，李旦还能以“不知情”为由，保住李氏宗室的最后一条血脉。

　　从政治大局的角度来看，李旦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李旦忽略了“亲历亲为”的力量，正是这次政变，让毫无政治基础的李隆基，在军中和朝中建立起自己的威望。

　　于是在李旦复位以后，李隆基逐渐培植起嫡系势力，和太平公主一起成为唐朝朝堂的双子星。

　　公元712年8月，李旦为平衡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两股势力，也为了保证李隆基不被太平公主颠覆、永远把皇位留在自己一系，便宣布退位做太上皇，李隆基即位做皇帝。

　　与此同时，李旦宣布了一条耐人寻味的规定：“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於上皇，余皆决於皇帝。”

　　这就意味着，李旦延续了“幕后操控”的政治习惯，保留着唐朝大政方针的最终决定权，李隆基只能处理日常事务。

　　结果，短短一年以后，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便爆发火并，太平公主落败，被李隆基赐死，积攒数十年的家产全部充公。

　　既然政治平衡打破了，李隆基彻底一家独大，那么李旦也就没有资格再垂帘听政了，于是在太平公主死后，李旦下了一道旨意：

　　“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

　　李隆基，至此成为武则天之后的另一位政治核心人物，中唐乱局的最后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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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掌政权的李隆基，很是有一番明君作为，推行了很多善政——

　　拜姚崇为宰相，日常政务全权交其处理，号称“专委任之”，姚崇提出“抑权佞、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等意见，李隆基一概接受。

　　征发二十万大军到骊山下演武，考察军队素质，选拔优秀将领。

　　重新设立右御史台，督察地方州县的纪律，强化朝廷对地方的监控。

　　接见京畿地区的县令，讲解“郡县治天下安”的道理，告诫他们要好好做地方父母官，养育一方黎民百姓。

　　亲自面见都督、刺史、都护等官员，建立皇帝和地方军政官员的深度联系。

　　要求“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除京官”，促进朝廷和地方官员交流任职、多岗位锻炼。

　　武则天以来，贵戚官员争相营造佛寺，耗费人力物力。李隆基下令裁汰天下僧尼，逼迫1.2万人还俗耕种。

　　薛王李隆业的舅舅王仙童欺辱百姓，李隆基命姚崇严厉治罪，一举扭转贵戚横暴的不正风气，“由是贵戚束手。”

　　恢复贞观年间的“公共政治”，官员奏事或谏官弹劾，都要在公开场合宣读奏表，史官如实记录在册，严令禁止武周年间的“秘密政治”、“酷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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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一桩桩一件件，单独拎出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史书上写一笔，这么多事在开元元年、二年集中推出来，可想而知对唐朝朝野的冲击有多大。估计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仅次于李世民的明君，大唐的天要晴了。

　　正是李隆基的善政和朝野的期许，推动着唐朝一步步走向巅峰，开创了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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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李隆基推行善政的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推行了大量的恶政，对唐朝政治生态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

　　贞观年间，李世民定下制度，内侍省不设立三品官，即宦官不能和宰相平起平坐，只负责看守宫门、传达诏命而已。但李隆基做皇帝以后，立即将政变有功的高力士封为从三品的右监门将军，掌管内侍省。

　　不久以后，皇宫的宦官增加至三千余人，其中穿紫衣（三品）、绯衣（四五品）的就有千余人。

　　唐朝的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制，李隆基亲手开启了宦官专政的先河。

　　唐朝继承北朝风俗，非常崇尚“宗王领兵”制度。尽管这样容易造成宗王势力膨胀，但不论如何，宗王始终是皇权的延申、王朝的柱石、以及制衡朝堂势力的重要砝码。

　　对于唐朝来说，宗王是利大于弊的。

　　结果李隆基做了皇帝以后，明面上非常器重宋王李成器、申王李成义、岐王李隆范、薛王李隆业等兄弟，却始终不给他们安排实际工作。后来虽然任命为刺史、都督，也只是遥领，每天的工作仍然是陪他喝酒跳舞打球。

　　再往后，李隆基兴建起十王宅、百孙院，把自己的子孙也关到里面，不许他们出阁任职，也不许和朝臣接触。

　　宗王领兵制度被废了，李隆基一人独治天下，唐朝皇权失去了最重要的助手。一旦遇到危机，再也不可能有下一个李世民出来力挽狂澜。

　　唐朝的地方政府是州县两级，李隆基觉得朝廷直接管理数百个州有些困难，便想在州的上面再设一级政府，帮助朝廷管理各州，职能相当于现在的省。

　　原本这也没什么，治理模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很正常。

　　李隆基完全可以设立常规的政府管理各州，然后通过吏部选官—宰相审核—皇帝批准这一套流程任命新政府官员。但李隆基偏不，他任命了一批节度使、采访使、按察使等使职。

　　为什么？

　　因为常规政府官员有严格的办事流程、任职年限，不可能无条件的执行李隆基的命令，而使职不是常规政府官员，就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可以无条件的执行李隆基的命令。

　　说到底，李隆基是要绕过朝堂和政府，另起炉灶，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地方。

　　但问题是，严格的办事流程和任职年限，限制了李隆基的意志，同时也限制了官员的意志，让他们不至于太放肆，有利于唐朝的长治久安。使职为李隆基开了方便的大门，却也解除了官员的枷锁，让他们有机会打着李隆基的旗号，谋取自己的私利。

　　安禄山等节度使能够称雄边镇，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个制度漏洞。

　　如果说以上三条是李隆基个人推行的恶政，那么“制度崩溃”便是李隆基始终无法解决的唐朝结构性矛盾。

　　唐朝的基本制度是继承自北魏的均田制和府兵制。

　　这种制度要求朝廷掌握大量的国有土地，等青年男女长成以后，再按照一定的标准给他们授田，他们收到土地就要给朝廷交税，并接受折冲府管理，执行征战戍边的义务。

　　依托于土地分配，唐朝建立起兵农合一、军事和经济合一的制度。

　　但随着天下承平日久，唐朝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朝廷掌握的国有土地自然越来越少，到了开元年间，便无法给青年男女分配土地了。

　　既然青年男女不再接受土地，那么他们也就不再承担交税、参军的义务。唐朝的税基由此日渐枯竭，兵员常年缺额。

　　面对这样的困境，李隆基想了两个解决办法。

　　为了解决兵员问题，李隆基放弃府兵制，改为募兵制，然后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招募了13万壮丁，效率远超府兵制。

　　问题在于，府兵制是兵农合一的制度，朝廷养兵只需要出一份土地，成本非常低，改为募兵制以后，朝廷要给士兵发军饷、制装备、赏功劳，养兵成本翻四五倍都不止。

　　仅这一项改动，就让匮乏的财政雪上加霜。

　　而为了解决日益恶化的财政问题，李隆基给出的办法是加税、搜刮民间财富。

　　早在公元718年，即开元六年，李隆基为解决州县官员的俸禄问题，就接受秘书少监崔沔的建议，下令在百姓的正常赋税以外，加征一部分，用来给州县官员发工资。

　　加税这种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一旦开始就很难回头了。

　　公元721年（开元九年），李隆基又命令监察御史宇文融普查州县的人口和土地，只要能在账册之外再搜刮出人口和土地来，朝廷就有了新税基，开辟了新财源。

　　宇文融为完成财政任务，州县官员为了出政绩，便极力搜捕人口和土地，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虚报数目，登记造册。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的账面数据开始暴涨。

　　武则天刚退位时，户部的卷宗上写着：“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到了公元732年，户部卷宗就改成“天下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

　　不到三十年时间，唐朝就多了171万户、829万人口，以及相同数量的土地，“田亦称是。”

　　不论这个数据是不是真实的，反正宇文融把这个数据报上去，州县就要以此为标准给朝廷交税，完不成指标就是不称职，轻则罢官，重则流放抄家。

　　结果么，自然是州县官员大力搜刮民财，百姓哀号遍野，怨声载道。

　　李隆基统治下的唐朝，至此陷入土地制度崩溃—财政兵员枯竭—募兵—财政恶化—加税—州县动荡—人口逃亡土地抛荒—财政兵员持续下滑的恶性循环。

　　国事如此，如果李隆基能和汉文帝一样勤俭节约，倒也罢了，可他偏偏是闲不住的人，不是耗费巨资开宴会，就是出动大军开疆土。

　　住进ICU了还要吃砒霜，能好得起来吗？

　　总而言之，唐朝在结构性矛盾和李隆基恶政的催化下，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世人眼中的开元盛世，其实已经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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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略梳理了李隆基在“开元”年间的做为，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了——

　　李隆基的所有善政都流于表面，虽然起到了拨乱反正的效果，但没有解决唐朝的结构性矛盾，和儒家理论推崇的不触及根本的“改良”没有区别。

　　李隆基的所有恶政，不仅破坏了唐朝的政治生态，也进一步催化了唐朝的结构性矛盾。

　　此消彼长之下，唐朝国运在短暂的“开元盛世”以后便急转直下，对中国造成全方位的伤害。

　　这样来看，所谓的开元盛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它更像是北魏以来的历史进程走到绝巅以后，必然结出的一颗果实。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则是送给北魏以来历代豪杰的一曲告别葬歌。

　　李隆基确实有明君的一面，但从其所作所为来看，李隆基的个人能力和苻坚、杨广等人差不多。

　　李隆基能有现在的历史地位，只是赶上了好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