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镇长：中国向左，印度往右

lameihua

　　2025年，这是一个夏天，有一位大叔在印度的恒河上画了一条线：

　　“中印应该以恒河为边界！”

　　在忍受了外交对手们无数次的虚空造牌张口就来后，中国也终于学到一二，开始学会有理无理先闹一闹了。

　　在物质绩效逐渐实现赶超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在精神领域的霸权已经和现实世界脱离，成为“因为赢所以赢”的从概念到概念的游戏。

　　这套高度脱离现实的哲学基础来自印度。无论是古代以辩经闻名还是如今赢到六比零都显示了印度人的世界观和重视现实的我们有高度差异。

　　这种差异让我们难以真正理解印度的状况，例如对印度种姓制的理解，就存在巨大的偏差。

　　在大家的印象里，种姓制就是一种阶级压迫制度，大家很容易套用中国历史把不同种姓间的关系理解为增强版的封建等级。

　　但并不是这样。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很强的组织和管理能力，此后的历史周期王朝更迭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不断强弱更替螺旋升级。

　　而古印度从没形成相应的国家能力，结果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双双变成弱鸡。

　　举个例子，中国历史上闻名的暴君名声很坏，但没人说他们菜，秦始皇对天下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但能统一六国；汉武帝搞得民力耗竭户口减半，但开辟了万里疆土。

　　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就有了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的能力，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力用到正确的地方就能开辟盛世，但使用不当就会给天下带来灾难。

　　而印度的种姓制和配套的社会结构却是高度去动员化去组织化的，婆罗门们无法从全国范围集中资源支持向北方几千里的远征，当然也无法做出耗尽民力修仙求长生的事。

　　一个最有趣的例子就是在印度种姓制中，最低种姓因为极不洁净，反而不需要缴税。但在中国历史上，如果王朝不注意打击豪强平均赋税，赋税负担会被转移到最弱势的佃农头上。

　　这就是印度因为极度缺乏国家力量反而无法压迫的例子。

　　要收最底层的税需要的远不是贪婪的心，更需要能达到基层的行政机构——建立和维持这么一套系统对国家的能力和物质人员投入有着很高的要求。

　　21世纪初取消农业税的一大原因就是农业税所得并不显著高于维持能征收农业税的机构的成本，而古代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可见建立和维持基层行政体系的不易。

　　但皇权即便不下县，至少还能延伸到全国上千个县级单位。而印度的问题是甚至无法在全国普及县这个概念。

　　在缺乏基层能力的情况下，放弃对底层的收税是明智之举。这样反而让种姓制度显得有了些温情。

　　但底层不纳税无法作为税基，意味着被忽视，古代印度统治者不会有兴趣搞一条鞭法或者摊丁入亩的改革维护税基。

　　古代中国平民苦于被剥削，印度低种姓甚至没有被剥削的机会。不能简单认为印度种姓制中国历史上剥削制度的强化版。

　　由于印度国家能力的虚弱导致的这种差异还有一个例子，印度有的高种姓有限制吃肉的规定。

　　这种对生活水平的限制在中国古代针对的是士农工商中最低的商人，但种姓制却指向高种姓。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顶层的封建贵族理论上也是行政工作者和军事工作者，他们从事的工作有现实重要性，在一定范围内给他们豪华的物质享受有利于社会。

　　而印度的高种姓婆罗门是祭司阶层，承担军事和行政任务的刹帝利在第二等级。最高种姓缺乏实际的产出也没有物质能力，这样的群体高地位和低消费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

　　古代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悬殊造成了中印历史轨迹的差异，在历史交叉口前，中印选择了差异巨大的两个方向。

　　中国古代王朝末期亡于统治阶级贪婪无度引起的土地兼并，然后在战争中筛选出一批更高效廉洁的统治阶级开启下一个循环周期，螺旋进步。

　　而印度低下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固然一方面阻止了他们建立伟业，但也让高种姓没有能力酿成大恶，低种姓也难被逼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地步。

　　他们在宏观上辽阔而微观上高度碎片化的南亚次大陆上，相爱不相杀，互相安然地做一群欢脱的弱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