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波保守主义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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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鼎新：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波保守主义的复兴

　　在威廉二世上台后的世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传统帝国的崩溃与法西斯主义浪潮的主宰（1888~1945）；去殖民化、左倾反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与冷战（1945~1976）；美国独霸与自由民主浪潮的兴起（1977~2012）；自由民主浪潮受挫与右倾保守主义的复兴（2013年至今）。将历史分为这四个阶段的原因在于，每个新阶段都可视为对前一阶段的反动，或者是前一阶段处于弱势的政治思潮和力量的回归。

　　第四阶段：自由民主浪潮受挫与右倾保守主义的复兴（2013年至今）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退潮和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损，为世界范围内保守浪潮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以下，我简要介绍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谱系变化。 在俄罗斯，普京自2007年左右开始明显转向保守，脱离他在2000年当选后所采取的亲西方政策。他在军事和外交上与欧美的对立加剧，同时在国内强化俄罗斯民族主义，反对“西方颓废文化”，提倡“传统价值观”，并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合作。在印度，自2014年当选总理以来，莫迪强力推动以印度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复兴，试图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来重塑国家认同。这一系列做法使得印度其他宗教群体（尤其是穆斯林群体）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挤压，进而引发反弹。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向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方向发展。埃尔多安通过复兴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塑造新土耳其主义，意图加强土耳其对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的影响力，推广传统保守价值观，并通过修改宪法来强化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和司法的独立性。他还加大了对媒体和言论的控制，支持阿拉伯世界的保守力量，并在叙利亚等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姿态，对国内库尔德人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欧美国家右派保守势力的兴起则是由于政治家和主流知识分子在民主“历史终结论”的指导下，或在过度自信的气氛中，失去了现实感。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族群冲突、战争，以及美国的军事干涉给欧洲带来了远超其吸纳能力的难民和移民潮；二是输出民主和军事干涉耗费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影响了内政质量；三是新一代左派/自由派对各种新左派议题有大量关注，但贫富差距、就业、教育、夕阳行业的保护和转型以及社会福利等等传统左派议题在不同国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导致了社会下层转向了各种形态的极右保守势力。

　　我无法预测这场保守主义浪潮会持续多久，也无法估计其负面后果的严重程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物极必反。正因为这次世界性浪潮是保守主义浪潮，其产生的负面后果必然会推动世界朝向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而那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保守浪潮负面冲击，并率先走出保守浪潮的国家，更有可能获得益处（《赵鼎新： 这次保守主义浪潮， 终将加速自由开放的回归》）。

　　一点感想：过去的一些年，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左的包括极左的思潮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最近几年，随着极左弊端的日益显露，世界开始右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当中，一种极右的思潮来势更为凶猛。前些天，我写过一篇《猛然惊觉，他们反白左反到了什么地步》。在这种极右思潮的眼中，除了极右之外，整个世界都是左。普世价值是左，文艺复兴是左，启蒙运动是左。他们刻意夸大启蒙运动两种传统之间的差异，制造仇恨和对立。这不禁让我想起大约70年前那场所谓反对修正主义与反对教条主义的论战。赵鼎新教授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此有一种历史感，可以更冷静地对待和思考这个问题。

　　川马背后的那位战略家

　　最重要的人并不是埃隆·马斯克。他可能更像国际象棋里的“王后” —— 在棋盘上有最大的行动自由，也能实施一些战略决策，但并不是那位真正的“战略家”。

　　另一个亿万富翁似乎才是最重要的人物：彼得·蒂尔（Peter Thiel）。

　　彼得·蒂尔是埃隆·马斯克旗下两家著名公司早期的投资人：SpaceX（太空运输与探索）和 Neuralink（脑机植入）。在他们的关系中，主导权或许不在马斯克手中。也许正好相反。在 2016 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当时硅谷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蒂尔却是唯一一位公开支持特朗普的硅谷大佬。

　　特朗普当选后，则将蒂尔的亲信迈克尔·克拉齐奥斯任命为美国首席技术官。更有意思的是，特朗普这次重新上任后，任命了多位与彼得·蒂尔关系密切的人物进入核心领导团队。

　　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詹姆斯·大卫·万斯。据一些美国评论人士称，他是彼得·蒂尔最“成功的投资”之一。同时至少还需提及另外两人：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前PayPal首席运营官，现在是白宫新的“AI与加密货币主管”，主要负责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方面的项目；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曾任 Thiel Foundation 的 CEO，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的首席运营官。

　　这些人特点是，领导过庞大组织、懂得如何赚钱、以 CEO 视角看待世界的人。与特朗普本人一样，这些人几乎都只从“商业领袖”的角度审视世界。从这里，我们来到了白宫新权力的“学说核心”。

　　在这些投资人的眼中，妨碍自由、拖慢或甚至阻挡他们推进“科技高效”愿景的，究竟是什么？答案是：代议制民主，议会制，以及普选制。也就是说，过去 100 年来美国人所理解的那些政治形式（Mihnea M?ru??《AI君主制》）。

　　一点感想：技术加速主义是一种以技术重构世界，从而超越当前困境的设想。特朗普的第二届任期，有着至少部分的这种设想的影子。

　　“自然”杂志科学民调，75%受访的科学家有意离美

　　一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耶鲁大学教授因担忧当前美国政治气候正在使美国面临成为“法西斯独裁”的风险，决定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的一所大学工作。

　　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著有2018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运作原理：我们的政治与他们的政治》，他已接受了多伦多大学马克·穆克（Munk）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职位。

　　斯坦利在哲学专业网站Daily Nous上表示，他做出“让孩子在一个不会倾向于法西斯独裁的国家长大”的决定。

　　周三，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帖子，其中提到了法西斯主义学者因该国政治气候恶化而离开该国的警报。1619项目的记者兼创作者尼科尔·汉纳-琼斯在社交媒体平台Bluesky上写道：“当因这里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而离开美国大学的权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学者，我们真的应该感到担忧。”

　　一个法西斯主义学者现在离开美国，这说明了什么？斯坦利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你离开，最终就像1932、1933、1934年离开德国一样。有共鸣：我的祖母在1939年与我的父亲一起离开了柏林。因此，这是一种家族传统”（The Guardian Top News《研究法西斯主义的耶鲁大学教授逃离美国前往加拿大工作》）。

　　一点感想：据《自然》杂志网站报道，本月初开始，《自然》杂志通过网站、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读者发出问卷：美国本届政府在科研领域的政策变化是否促使他们考虑离开美国？结果显示，在1600多名完成调查问卷的美国科研人员中，有超过1200人考虑离开美国，约占总受访者的75%，欧洲和加拿大是他们的首选移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