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风说雨：报告文学“写谁谁倒”备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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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闻文学圈中近几年来都流行中一种奇特现象，就是作家记者们花了大功夫大书特书的典型人物，常常不走运，作品出版发表之后虽然带来了极高的知名度，但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大都出了问题。这不仅使作家本人很尴尬，也使报告文学和写实小说这样的文学文本备受质疑，走入窘境。

　　下面说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人民政协山西省委员会网站消息，6月17日，令政策还带队山西省政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调研组，在交城和文水调研。2天之后，即被调查。这种“忽然性”，凭民众对中纪委特立独行的理解，已不让人称奇。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也发消息，山西副省长杜善学、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显然，令政策受关注度，远高于前者。令政策的关注度为何高？这是因为常艳博士创作的长篇写实小说《一朝忽觉京梦醒》，使令政策曾于2013年初意外“走红”。那本写实小说中写道，面对困境，常艳又求助衣俊卿，衣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请令给武海顺校长(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打招呼。（令政策2008年卸任省发改委主任，升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虽从一线退出，在当地依然很有影响。彼时，山西省成立总规模100亿元的能源产业基金，令政策担任该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该基金的分配与投资。）

　　第二个案例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写薄的报告文学《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这是一本介绍薄在当大连市市长时候的报告文学，书中主要描写的是薄在大连怎么埋头苦干，怎么一心一意建设大连，怎么全心全意为大连人民谋福祉的一些事迹。连篇累牍，事无巨细，写得十分详尽，也很有文采。薄后来发生的事就不用说了，中国人都知道。

　　在这两个案例中，作家们挥洒笔墨，注入情感所讴歌的主人公，结果都因腐败问题成为阶下囚，或者正在被调查。诸如这样的案例，包括写级别低一些的官员或者企业家的，还不乏其人。这不得不让人思考一个问题，如今的报告文学创作究竟怎么了？为何都陷入“写谁谁倒”的怪象？

　　其实，中国报告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出过不少优秀作品。早在1950年代，新中国已有《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等很少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在政治运动中，作家因为报告文学被打成右派的也大有人在，“写真实”甚至成为了一条罪状。出现转机的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文革”还未被公开否定时率先发表，对一直被丑化的知识分子进行热情赞颂。这引领一大批作家投入采写知识分子、科技界人士，出现了黄宗英《大雁情》、陈祖芬《祖国高于一切》这样的作品。80年代江西作家胡平的《中国的眸子》，写“文革”后被冤屈杀害的李九莲，反响极大。这时，赵瑜、钱钢、麦天枢等另一批作家也出现了。他们提出一个敏锐的问题：我们只空喊改革有什么用，怎么改革，哪些地方需要改革？教育、生态、交通、体育、住房、婚姻、户籍……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需要改革。生活中的所有对象和存在的矛盾问题，都有报告文学作家的深入。“当时，报告文学承担了相当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深度报道。当时关注社会现实最敏感的不是教授，不是学者，而是报告文学作家。”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这么认为。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报告文学江河日下。原本报告文学真实记录社会、反映社会、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神圣功能逐渐退化，作家秉笔直书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渐淡漠，创作围着权势转成为一种选择，写一个人物倒下一个人物不可避免。对此，圈内有一句话说“看谁不顺眼就写谁的报告文学吧”。虽然很幽默，但至少可以看到在社会现实中的作家创作心态吧。在中国文学史上，像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短暂而有衰微的，好像还没有。

　　的确，就文体而言，报告文学最有硬伤的是与小说、诗不同，没有深广扎实的传统根基。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因缘际会的一种方式，那就是既“报告”又“文学”。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大众传媒和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稚弱的情况下，作家以个人勇气充当“真实”、“思想”、“正义”的守护者，直接参与确定公众议题，的确也发挥了作用。但事到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文学家不是向公众提供事实的记者，也不是向公众提供知识的专家。他们的“报告”不能满足我们精神需要，就像他们的“文学”不能满足一样。“写谁谁倒”这样的报告文学，通常是“‘文学’过多，伤害了‘报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在于，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种文体都预设着作者、作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看一篇新闻时，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真实”负责；读一部小说时，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谎言”，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象世界。而报告文学呢？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就是一件难事。

　　这个难题就自然抛给了作家。当然，写什么人和不写什么人，作家难以选择，有时是时势需要，有时是一种安排。如此，作家采访创作是轻松了，出版发表也有经费保证，然而问题就此出现。作家要写的主人公，可能就人而采访人，就人而写人，千方百计挖掘正面素材，竭尽全力塑造正面形象。但事实上，作家并没有透彻了解这个人，不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不了解纷纭复杂的社会对这个人的影响。有多少报告文学作家看到主人公的另一面呢？很少。这“另一面”可能人为被忽略了。

　　说实在的，写人有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现在的人，别说官员，就是普通人，已经有了多面性，无法看透。老百姓这么评价这样的人，叫“走着不说站着的话”，可谓一语中的。现在倒下的腐败官员，通常是作反腐报告时义正辞严反腐败，没有想到的是他就是一个腐败者，在台下大肆腐败，大搞权钱交易。但这一切，在事发前，社会看不见，作家也看不见。写人，尤其是以官员为创作对象，就是很危险的选择。而报告文学又主要是写人的，写现实的。离开了人与现实，就不是时代的报告，就不是报告文学。

　　这里，最为致命的还在于当今的报告文学丧失了文学的基本功能，作家失去了原来追求的人文理想，越来越矮化，甚至犬儒化。报告文学成了歌功颂德的最便捷最能产生影响的渠道和平台，其文学功能大打折扣。这样的所谓报告文学仅仅是一个被利用的涂脂抹粉的工具。“写谁倒谁”的报告文学，无一不是这样出笼的。“歌功颂德的东西已经把报告文学的形象全给破坏了。”鄙人很同意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的观点。歌功颂德，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的选项。而作家越是对写作对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就意味着后果可能不太使人满意。

　　报告文学如果要摆脱“写谁谁倒”的困境，必须调整发展方向，关注社会现实，走出一味为权势歌功颂德的轨迹，才有出路。否则，就会渐渐被遗弃，成为名副其实的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