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科学：从“标准战略”转向“国际标准组织战略”

lameihua

　　一、中国需要做国际标准组织

　　过去，中国流行这样一个理念：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

　　这个理念在今天看来是大错特错的，如果中国社会本身的最高理念只能如此，就会成为限死中国未来发展的天花板。正确的理念是：

　　一流企业做国际标准组织，二流企业做技术，三流企业做品牌，四流企业做生产。

　　为什么必须要树立这样的理念？因为今天的中国在整体科技的各个具体领域，事实上已经全面地接近、赶上甚至超越世界最先进水平，但为什么我们还是感觉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太远？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不掌握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的权力，心里没底。这个权力事实上并不复杂，就是通过这样几大机制实现的：一是科学上的国际顶级学术刊物、国际科技奖项等，二是产业领域的国际标准组织。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当然需要本身在各个具体领域的实力为基础，但并不是说实力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就能具备领导能力了，还差整整一个层级。

　　国际标准组织有什么作用？作用太大了。

　　首先是接受全球相关行业“汇报工作”的特权。什么是领导？领导自己当然要有相应领域的能力，但并不一定是具体做了多少事情，而是其他人、尤其是最杰出的人以向他汇报工作为荣。去看看中国那些最顶尖科技领域的企业，他们的领导人开发过几个产品？申请过几个专利？几乎没有。但开发产品和申请专利的杰出人才是以向他们汇报工作为荣。掌握了国际标准组织，全世界相关领域最领先的技术标准方案必须提交给该组织才能获得实际应用。

　　做任何技术方案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视野。

　　掌握行业技术发展方向的便利。

　　其他。

　　国际标准组织不是天生就有，而是由科技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某个行业处于发展初期的某个合适的时间点自己主动成立的。当他们成立该组织，并且使相应技术标准成为事实标准以后，其他人事实上就必须要追随这个组织，必须要听这个组织的指挥，必须要接受这个组织的“领导”。即使后来者有很大的科技实力和技术进步，都必须向这个组织汇报工作，把技术方案提交给这个组织来审核。在这种情况下，谈科技追赶可以，要谈超越几乎会感到绝望 —— 你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加强拥有国际标准组织国家的科技领导力，正如你在一个企业的一切工作努力，都是在增加企业的成功，增加这个企业老板的领导力一样。当然，如果遇到一个好企业，好的企业领导人，这样努力的结果是皆大欢喜，你的努力会得到应有的合理回报。但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强盗就另当别论了。

　　中国什么时候可以谈超越？必须是在新的科技领域突破，出现创立新的国际标准组织，并且抓住机遇迅速地成功创立国际标准组织后，才有可能谈科技超越。创立并运作国际标准组织并不需要多少钱，并不需要多大的能力，它就是一套做事情的理念和方法。关键是得把握科技发展的历史机遇。并且一旦通过创立国际标准组织在相应领域实现科技的超越，就会将这种超越固化下来。—— 学会在科技上领导世界，仅从技术上说并不比学会蒸馒头更难。系统地看清楚别人是怎么做的，照着做就是了，与学习蒸馒头也是一样的。先学会了，理解清楚了，会做了，再考虑去玩出点新的花样。关键是得清楚地理解这种技能的意义和价值，具备相应的理念。

　　二、历史经验教训回顾

　　中国历史上是出现过多次创立国际标准组织机会的，但都因各种原因错失了。有些是没办法，我们当时的确没有这个实力，但距离现在越近，其原因越是体现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而不是实力的差距和缺乏。由于中国直到现在依然缺乏相应的基本意识，不仅导致我们在世界科技领域的地位远远低于我们自身能力本应当有的水平，而且造成我们大量科技研发工作从一开始就缺乏国际视野。工作量都付出了，水平却只能被锁定在较低层次。

　　1.文字编码国际标准组织UNICODE

　　文字编码是各个国家不同语言在信息技术时代都会遇到的基础问题。但是，全球的语言中除了汉语、朝鲜语以外，其他都是字母文字，而朝鲜语中也有大量文字是汉字。因此，汉字编码在全球文字编码中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汉字还有简繁体的两套编码问题，台湾采用的是Big-5繁体字编码，这使其工作量更大。字母文字编码的工作量极小，一般只有几十个字母的编码量。因此，汉语加上朝鲜语的编码工作量远远超过全世界所有其他语言文字编码工作量加起来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加朝鲜半岛，天然地就应当成为文字编码国际标准组织的领导者。否则的话，相应的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

　　1980年中国国家标准总局发布了GB2312汉字编码标准基本集，共收入汉字6763个和非汉字图形字符682个。1981年5月1日开始实施，标准号是GB/T 2312-1980。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一些企业在加州成立Unicode组织，目标是统一全球所有语言文字的编码。这个工作本身表面看起来当然是造福人类的。如果这个组织是由中国占领导地位，其工作目标当然首先是要使汉字编码实现统一，其他文字编码解决起来都不难。中国在开发GB/T 2312-1980标准时，将兼容原有的ASCII码作为原则。但是，unicode在汉字编码上基本不考虑已经成为事实的GB/T 2312-1980标准，完全是另搞一套。同时ISO也在做与unicode同样的工作，开发了ISO/IEC 10646编码标准。中国不得不在1993年出台GB 13000，相当于承认国外的汉字编码领导权。这样带来的结果，是造成了汉字编码的混乱。如果中国从一开始就居于全球文字编码的主导地位，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简体字与繁体字也完全可以统一成一套编码，只要修改一个比特就可以进行区别。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统一编码。如果中国搞文字编码的一开始就是基于国际视野，就会固化成为这个领域的永久性世界领导者。

　　2. 手机充电标准

　　原来手机充电接口极为复杂，几乎是各个厂家都自行其是，带来市场上充电器和线缆极为繁杂。2006年中国工信部领导制定了统一的充电标准，将充电器处的接口统一为方口的USB接口，后来GSMA又将手机处的充电接口统一为小口的USB接口。USB是美国领导的信息设备接口，本来它主要是用于信号传输的，同时也带电源功能。在中国利用自己的行业领导力率先将手机充电器接口向USB统一后，事实上就将后来各类小型信息设备的电源接口发展权全部交到USB组织手上了。现在手提电脑、平板、手机、小型信息设备的充电接口基本都在向TYPE-C物理接口和PD3.1及更高版本集中。客观地说，这种高度统一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当然是非常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里，中国政府和公司是起到巨大的关键作用的。事实上，并非没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统一的过程完全由中国主导，因为当中国向USB接口统一开始时，无论大口还是小口都是与现在的TYPE-C不一样的。如果当时中国不是仅仅做标准，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创立一个国际标准组织，开发出类似TYPE-C的物理接口，那么，由中国来完成这个统一过程不仅有可能，而且产业条件极为充分，因为中国手机的生产出货量在过去很多年占全球90%以上。

　　USB标准主要目的是通信，顺带支持供电。但现在因为中国的无意间支持，USB把通信和供电全做完了。如果当初中国领导建立一个国际标准组织，主要目的是供电，但要支持智能供电也得支持通信。既然支持通信也可以不断支持越来越高速的通信，以取代其他所有的有线通信接口。

　　我们没有去建立相应的国际标准组织，现在手机产能已经开始向印度等转移了。如果产能转移走了，我们还剩下什么？其实，机会永远是存在的。因为通信采用无线方式是最好的。供电也可以是无线的，那为什么不尽快建立一个无线通信加供电的国际标准组织？关键是理念、观念。只要中国想做，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当然，2006年时我们产业的实力的确可能还稍欠一点，因为开发这种接口是需要芯片支持的，我们当时可能的确不完全有这个硬实力。但今天的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

　　3. 其他还没意识到的机遇

　　现在，中国在新能源车、光伏、特高压、高铁领域已经独步全球，其他国家根本不具备开发标准的基本产业条件，你开发出来也没用，技术水平再高也没用，因为这些领域的生产厂家几乎全在中国。但我们只是在做技术、做标准，却没有意识到我们应当迅速创立对应的国际标准组织。例如国际充换电联盟，国际光伏电网联盟，国际特高压联盟，国际高铁联盟等。创建了这些国际标准组织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即使有什么新的技术，也必须交给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审核，必须定期来汇报工作。不仅如此，你得交钱，年年交钱付会费，才能有来中国汇报自己科技研发工作的资格。再强调一下，是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最杰出的科技人才自己或所在机构企业交钱、得交钱才能获得来汇报工作的资格。

　　去认真地盘点一下，我们科技界在多少领域，是向美国交了多少钱才获得向美国汇报工作的资格，并且政府部门、高校、企业还以此为荣大肆吹嘘，甚至以此作为自己工作考核指标的？

　　什么叫“科技领导者”？就是学会听其他国家最杰出科技进展的工作汇报，而不止是做具体事情，不要只是习惯于向国外汇报工作。美国现在之所以还是世界科技领导者，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科技界太习惯于、太沉溺于向美国汇报工作还以此为荣，甚至以此作为自己工作最高成就指标了。此处想起一个成语：狐假虎威。

　　狐狸：你看看，全世界都怕我，当然得由我来领导对吧？！

　　国际标准组织只要根据产业技术发展不断制定新的标准工作计划，其他人就必须紧跟他们的节奏。这些组织怎么知道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工作节奏？是国内外干具体工作的杰出科技工作者们告诉他们的。所以，全世界其他一切最杰出的科技工作者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不断地强化这些国际标准组织的领导地位和权力。现在如果中国来做国际标准组织，谁能不跟？谁敢不跟？没有中国的支持，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所谓的国际标准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4. 国际标准组织的潜规则

　　国际标准重点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组织和管理。同时，做事情是有一些基本的惯例、规范和一些不成文的潜规则的。例如：

　　必须超越于单一企业，是众多企业一起工作实现的。这个需要杰出企业实现自我的超越。

　　国家力量当然是会起重要作用，但必须隐藏在背后，而不是直接展示在台面上。国际标准机构表面上一定要体现成是跨国的民间组织。

　　一切技术方案必须默认以应用于全球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仅应用于国内。

　　每一代新的技术标准与上一代技术有一定的默认跨度。比如H.261、H.262、H.263、H.264、H.265每一代都有大致确定跨度，采用了新的压缩算法，并且压缩率有大致成倍的提升。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跨度，不能当作新一代的技术。USB从1.0、2.0、3.0到4.0每一代的通信码率一般要提高一个甚至多个数量级。不到这种级别的技术提升，一般不能标称为新的一代标准。通信接口的每一代技术进步一般都是要跨一个数量级。从2G、3G、4G到5G都是如此。

　　技术每一个跨代的进步要有一定的固定节奏。有适当的提前量。

　　为了避免不同方案长期相持不下，每一代技术标准的提案有绝对严格的提案截止期。如果过了截止期，那怕过了一分钟也必须绝对关门，想搞提案的厂家要想有所作为，只能等待下一次技术升级的机会，这一波是铁定赶不上了。如果有多个提案，每一轮投票必须淘汰一个，将被淘汰的方案中可以继承的技术优点融合到其他提案中继续提交新版本的改进提案，并再次投票，直到最终决出一个方案。中国在做很多标准时不明了这个基本的规则，常常不同提案的竞争被搞成了你死我活的王位之争。例如地面电视标准，就是不同提案对应不同组织，长期你死我活地争了10年多，直到地面数字电视时代都快过了才统一起来。

　　在前述基础上，结合经济性、安全性、使用方便性、环境友好等设计约束和目标要求。

　　5. 中国标准战略的回顾与总结

　　如果不先搞清楚，搞懂前面的这些潜规则，就会花了很多精力和代价，却把事情做得很别扭。

　　例如，从VCD到DVD市场的跌宕起伏过程是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的。姜万勐和孙燕生1993年3月18日成立了万燕公司，成功地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VCD，并于1993年9月4日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此后包括万燕在内的中国企业在VCD市场一飞冲天，产量占有全球主导地位。但当时我们并未注意到如何运作标准的问题。面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冲击，索尼、飞利浦、JVC、松下等国外电器生产厂商迅速联合起来，于1993年当年就制定并推出了VCD的技术标准，并且很快开始启动下一代的DVD标准。面对国外在标准上的反击，中国在政府主导下研发了SVCD标准。可是这并不是一个标准组织的产物，而只是一个具体的技术标准。国外公司在匆忙地联合推出VCD标准时，也不是一个标准组织。但在1995年，日立、松下、三菱、飞利浦、先锋、索尼、汤姆逊、时代-华纳、东芝和JVC十家公司发起组成DVD联盟，并于1997年改为DVD论坛，清晰地演变成一个国际标准组织了。

　　随着DVD的普及，最初的安徽万燕在市场上销声匿迹。后来，安徽万燕通过合资演变为现在的广东万燕集团。普遍认为，当初万燕的挫折是因为不注意保护知识产权，在营销上力度不足。但这个认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随着DVD普及，其他跟随的中国VCD厂家也大量陷入破产或严重亏损的境地。万燕的VCD是一个原创，并且，万燕的另一位创业合伙人孙燕生领导的C-Cube公司（孙燕生是该公司的董事长）核心解码芯片支持的。“万燕”公司的名字就是各取两位合伙人名字中的一字而成。我们现在认为没有芯片会被卡脖子，但有原创技术，有核心芯片支持也还是会被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及核心芯片、技术标准、国际标准组织，这是一个比一个更高的制高点。只有从低到高掌控所有制高点，至少具备相当程度的话语权，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不被卡脖子。如果只占领低处的制高点，还是可能会被对手在更高维度上降维打击。你原创了一个技术，对手会通过自己掌控的国际标准组织将技术和市场引向下一代自己掌控的地盘，然后你还是陷入被人家包围歼灭的境地。

　　现在，中国依然在音视频标准上有很多努力，如AVS（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在宣传上总是冠以“自主标准”，这太糟糕了。产品技术专利可以自主，标准怎么能称“自主”呢？这一个“自主”的标签，就相当于自己公开地否定了它成为“国际标准”的可能性。正确的做法是必须得称其为“国际标准”。目前AVS标准工作组会员单位也全是中国企业和单位，无法体现国际性。如果只是一个中国“自主”的标准，其他国家怎么可能采用？

　　SVAC，《安全防范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技术标准》（Surveillance Video and Audio Coding）是由中星微电子和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建立的标准。这个标准犯了两个大忌：一是企业成员覆盖面太少，二是政府部门尤其是“公安部”直接摆在台面上，这本身就堵死了自己普及和大规模应用的路，也几乎堵死了成为国际标准的可能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其在国内应用也很难。

　　中国标准战略中寻求成为国际标准的思路之一，是到国际上去“找领导”。这个道路也是很艰难的。我的南邮校友，也曾在郑州邮电部设计院的同事赵厚麟在1986年经原邮电部选拔，被国际电信联盟通过公开招聘程序录用，进入国际电信联盟工作。他后来一直做到ITU的最高官员——秘书长。我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通播网宣言》时与他深入交流过，并且他为该书写了三封信的评论。可以说赵厚麟先生是中国国际标准战略中，到国外找领导思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赵厚麟先生为国际电信标准做出了毕身的贡献，他利用自己个人的影响力为中国标准战略起到的最关键性作用，就是推动中国将TD-SCDMA标准提案在截止日1998年6月30日提交到ITU，并且最终成功地成为3G国际标准之一。这个标准也成功地获得规模商用，尤其重要的是它顺带地为中国培养了大量芯片研发人才。这也是TD-SCDMA最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它遭受大量莫名其妙反对的关键原因所在。今天我们在庆幸芯片突围成功在望时，不要忘了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道路上有多少人付出过关键性的努力，作出过至关重要的贡献。

　　但这个成功也伴随有后续的发展。在中国成功提交TD-SCDMA提案后仅半年，1998年12月，欧洲就迅速主导推动成立了3GPP，随后在1999年1月，美国也主导成立了3GPP2。

　　这俩货是干嘛的？几乎干的就是与ITU完全重复的标准工作。ITU本身就是做电信标准的，你又成立表面上是推动ITU工作的标准组织，在ITU讨论任何相关标准之前先通过他对提案进行评审，这纯属是另立中央并且是“携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截流了ITU制定标准的相关权力。中国也不得不于1999年6月在韩国正式签字同时加入了3GPP和3GPP2。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国际标准上的努力就不再有可能的途径，毕竟即使欧美控制的国际标准组织也是得讲道理的地方，做事情也不能太过分，但中国企业的投入产出无疑是被极大地劣化了。从5G标准形成过程中我方企业的一些提案艰难曲折的遭遇中可以窥见一斑。由此我们就该明白，欧美在通过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来争夺国际标准话语权的问题上有多么敏感，并且有多么善于操弄。

　　中国另一个可以说最为成功的标准努力之一是WAPI。1994年，中国第一台WLAN样机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综合业务网理论及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成功，并通过部级鉴定。

　　2000年底，以该实验室为基础成立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主导WAPI（无线局域网鉴别与保密基础结构，Wireless LAN Authentication and Privacy Infrastructure）的研发与标准工作。我与西电捷通的总经理曹军总很早就认识，并且有过很多次非常深入的交流。曹军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对国际标准理解最深刻的人之一。

　　WAPI并不仅仅是无线局域网的安全标准，而且是标志着我国企业在构成网络的TCP/IP四层架构中，对美国垄断地位发起的首次挑战。网络之所以成为网络，基础架构就是TCP/IP四层协议，美国早就特别清楚其重大战略价值。这个协议体系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ARPAnet开始，逐步形成了全球都在使用的互联网Internet，但美国一直牢牢把握着TCP/IP四层协议体系的主导权，绝不旁落。即使是欧洲，要想动这个奶酪，也难如登天。这个协议体系从底层到上层，分别是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和应用层，是网络空间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其中IP和TCP协议就是网络层和传输层应用最广泛的协议，应用层的协议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链路层提供了网络实体的最基本连接，是形成互联网基础中的基础。

　　WAPI出现之前，包括以太网、无线局域网、令牌环网等链路层协议，全部由美国企业把握，美国提供技术和标准，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应用市场，这是美国希望，并且做到了的网络空间的“分工规则”和秩序。通过这个技术秩序，美国一方面获得了产业链上游的巨大经济利益，更要命的是控制了技术和标准，就去随心所欲地预设“蓄意漏洞”，监控全球就不是问题了，这些在2013年“棱镜门”丑闻被曝光中，全球已经看得一清二楚。美国政客公然地、放肆地曝光欧洲国家领导人私生活的言论，更是让人对现在的网络安全感到触目惊心。但网络的基础架构全被美国控制，其他国家眼看着自己遭受羞辱也无可奈何。

　　WAPI是链路层的安全协议，是我国首次在TCP/IP协议体系的链路层能够作出技术贡献，如果形成了标准获得了全球应用，就等于在美国潜心构建的技术规则和产业体系的后院中分了一杯羹。不仅如此，因此其专注于网络安全，这是美国控制网络基础协议最重要的核心价值点，岂能放任不管？所以，尽管WAPI技术架构在国际上非常先进，早就是遥遥领先，而且已经发展应用到整个信息和网络领域，其大量提案也成为ISO/IEC的正式标准。但是，WAPI道路之艰难曲折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不仅自WAPI发布之日起就一再受到西方的强烈反对，而且几乎一直就处在其不停绞杀努力之中，可以说是官司不断。

　　在这样的逆境下，WAPI就像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充分展示了中国创新技术顽强的生命力。全球支持WAPI的芯片型号已经超过了500个，数量超过240亿颗，设备的型号超过3万个… …可以说，这是电子信息技术领域迄今在全球使用最多的一项中国技术。也是在美国放肆地通过网络偷窥全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稍有一些反抗之力的重要抓手之一。

　　尽管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推动成立了WAPI产业联盟，其中也有外企参加，但过程仍然如此艰辛，道理很简单，中国多个通信设备企业遭到美国的打压其实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监控窃听全世界的基础网络通道有被中国产品技术切断的可能。对于美国来说，这怎么能行？！

　　当然，今天回过头来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设想一下，如果WAPI在2000年研发初期，国家就支持采用国际标准组织的方式，并且其名称定位成：国际信息及网络技术安全联盟，其作用和运行可能会更为顺利。美国早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际信息安全标准的道德资格，可谓臭名远扬。如果让美国来主导信息安全的国际标准，就如同让豺狼虎豹来主导草原动物环境安全一样荒谬。这也是中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上最大的战略机遇之一。

　　我们需要尊重已有的很多国际标准组织，尤其是获得联合国认可的国际标准组织。因此，在国际上“找领导”模式会是中国在标准战略上应当长期坚持的途径之一。但是，我们更需要在新兴的技术领域迅速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组织。即使ISO/IEC这样的国际标准组织，往往也是以企业主导的更专业国际标准组织开发的标准为基础发展的。如果没有中国主导建立的大量专业国际标准组织为支撑，在国际上找的现有领导也极不稳固。

　　三、中国科技政策必须进行的转变

　　过去，中国政府在每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工作就是制定具体各个领域的科技攻关指南，并且依据这个指南来拨付各种科研经费。这几乎就是工信部和科技部在科技领域工作的全部内容。但是，今天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已经极大地下降了，可以用“有需要但无关紧要”来形容。因为靠各个企业和研究机构自己更贴合市场和技术内在规律的发展计划以及适时的迅速调整，就足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编指南还有多大意义？过去我们也有“标准战略”，但思路却非常模糊。如果在今天要去制定政府相关部门每年科技工作计划考核的KPI，50%以上的分值应当是能体现国际科技领导力的国际标准组织，国际顶级期刊等建设和推进工作情况。必须迅速从模糊的“标准战略”全面转向“国际标准组织战略”。一个成功的国际标准组织，远远胜过完成1千个、1万个具体的科技攻关计划。更重要的是：由中国政府部门直接主导编制的国标，天然地就不可能是国际标准，因为其他国家极少可能直接采用我们国家的法定标准，这是一个涉及各国主权的原则问题。而且，以国标形式进行的标准工作，很容易只将视野限定在国内应用，从而一开始确定的研发目标就注定只能是国际二流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中国主导的民间形式的国际标准组织，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科技领导地位延伸到全世界。

　　中国如何在五年内使中国的科技领导世界？如何面对第二次“进京赶考”？很多人可能认为很难。说它难可能难如登天，但要说它容易也并不比学会蒸馒头更困难。本文就是最重要的答案之一。

　　以下是我在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作的“以BNCM为基础的免疫磁珠富集技术”科普演讲。介绍由该协会组织的，2023年4月6日正式发布，由我主笔撰写的《免疫磁珠法富集技术规范》（T/CIQA 60-2023）团标。这个技术规范是以统一测量学的聚集式放大为基本原理，在分子生物学、基因科学等众多学科的测量领域可作为一个通用的放大技术。如果中国有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组织，这个标准一出世就已经是国际标准了，不要把国际标准看得那么神秘。因为这个团标的质量得到协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又邀请我参与了其他正编制中的标准审核工作。中国现在的流程是先做团标，然后上升到国标，最后才去提交到国际标准组织。这个流程是完全错误的。一切标准必须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标准，然后各个国家采纳这个标准或在此基础上作适应性修改增补后成为法定标准，最后各国内部各相关部门行业在国标基础上制定自己行业的团标，这样才是正确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