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社：斗争策略：为什么法理才是霸权主义真正害怕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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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人民是善良且淳朴的，所以有些同志很容易就被霸权主义者塑造的“强大”假象所迷惑住，或者被灌输了拳头大于法理的世界观而浑然不知，今天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之所以有这个必要，是因为我们上周在《安理会决议战》中指出美国政府在巴以问题上已陷入举步维艰的法理困境，对于这个结论，有些同志觉得不能成立，因为“美国政府并不怕颜面无存，更无惧法理约束，所以并不存在困境”。

　　这种观点说明我们有一些同志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法理的重要性，这个不要紧，因为之前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提得少，现在讲清楚就好了。

　　那么，霸权主义者真的没有怕的东西、甚至不怕在法理上站不住脚吗？

　　当然不是。

　　他们非但有怕的东西，而且怕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

　　比如他们怕自己实力下降、怕其他人发展起来、怕失去不正当的超额利益、怕霸权秩序崩塌、怕将来会被世界人民清算等等，怎么会说没有怕的东西呢？

　　但是，这些都还只是慢性发作问题。

　　对于霸权主义国家的执政者、当权者和利益集团而言，这些问题就像天边的灰犀牛，虽然知道它总有一天会冲到眼前，但毕竟不是当下，所以怕归怕，还不算特别焦虑。

　　真正让他们胆战心惊、寝不安席的，是各种急性发作的突发情况。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些突发情况随时会暴露他们在法理上的劣势，而这种劣势是由他们长期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决定的，根本无法扭转。

　　这就意味着：一旦被对手敏锐捕捉到战机，充分利用这种法理困境，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将远远超出他们原先最糟糕的预设。

　　01

　　帝国的黄昏

　　我们先来想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历史问题：

　　历史上各大帝国的覆灭都有具体的年份，比如日本帝国和德意志第三帝国是1945年，沙皇的俄罗斯帝国是1917年，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是1815年等等。

　　那么，曾经远比这些帝国更辉煌的大英帝国，是在什么时候彻底崩塌的呢？

　　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脑海中好像并没有清晰的印象，对吧？

　　是1918年打完一战之后吗？

　　当然不是，此时的大英帝国仍是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的强权，三下五除二就能把踌躇满志的威尔逊晾在巴黎半年，让在战争中出人出枪出钱的美国最终颗粒无收、一气之下重回孤立主义。

　　巴黎和会上英法仍牢牢占据C位

　　那是在1945年打完二战之后吗？

　　也不是，此时的大英帝国也还是意识形态和传统认知上的全球霸主，1946年3月5日代表所谓“自由世界”发表冷战宣言的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美国人只能站在一旁，毕恭毕敬。

　　铁幕演说前帮丘吉尔整理服装的杜鲁门

　　既然不是上面两个关键节点，那是什么时候呢？

　　有没有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呢？

　　答案是，有，这个标志性年份是1966年。

　　这一年，联合国区域集团各个组别按地理位置重新划分，原本超越地缘关系而独占一档的英联邦国家组被决议取消，英、加、澳、新四国被统一划入西欧及其他组，其余英联邦国家则按照所在地区，被分别划入非洲组、亚洲-太平洋组以及拉美-加勒比组。

　　这个事件标志着英国完全丧失超级大国的特权地位，这个曾经统治过地球五分之一陆地和几乎所有海洋的帝国，正式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最终解体，走进永恒的黑夜。

　　有黑夜，就说明它曾走过黄昏。

　　那么，大英帝国是从什么时候进入黄昏的呢？

　　也是有具体的年份，就是从1956年之后。

　　这一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在英法这两个不甘没落的老帝国的推动下爆发。

　　在这场地缘政治危机中，大英的执政者全程进退失据，最终玩火自焚，被二战后一直憋了一口气的美国毫不留情抓住时机、与苏联联手将其轰下霸主的宝座。

　　那么，为什么一次仅持续数日的短暂战争，就能成为压垮两个老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就因为这场战争让英法帝国主义者虚伪、霸道的嘴脸暴露无遗，引起包括英法民众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极度厌恶，因此最后虽然从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却在政治上输得一败涂地，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此战之后，英法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政治公信力和军事威慑力完全消失，两国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解放浪潮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大英帝国的国势也如泥牛入海，再无任何复兴可能，直至1966年完成盖棺论定。

　　看到这里，有些同志可能会有疑问：

　　英法帝国主义的最终失败，不是因为实力衰落了，干不过美苏了吗，和法理劣势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极为重大。

　　事实上，在这场危机中，如果英法在苏伊士运河权益问题的法理上站得稳，它们甚至是可以迫使急于遏制苏联的美国来替它们解决问题、而自己作壁上观的，那样的话，陷入泥潭的将是美国，一如后面的越南战争。

　　而正是因为它们在法理上处于劣势，被美国人反过来抓住机会，一步步将其逼到不得不亲自下场的地步，才使得事件的连锁反应远超两国在危机前的预估，最终演变为一场全球性政治失败。

　　那这个法理角力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步一步来拆解。

　　这场危机的起因，是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利益受损的英法在抗议无效之后便决定让以色列充当打手，替它们教训一下“无法无天”的埃及人。

　　这个时候的英国还是中东的主导者，以色列当然也乐于为这个帮自己建立国家的老大效劳。

　　于是英国政府就把这个军事报复的计划通知给美国人，想让美国提供帮助，顺便帮忙处理手尾。

　　而这个时期的美国为实现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从地缘角度一直希望英法能将中东纳入美国的全球遏制版图中，因此在收到通报后，第一反应就是支持英国。

　　7月27日，也就是事件第二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对国务院提出的三种预案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可以采取外交和经济措施来支持英国的任何军事行动”，而艾森豪威尔召开决策会议时，部分重要阁员如国务卿杜勒斯等人甚至倾向于直接参与英法的军事行动。

　　美国国务院原始档案

　　但很快，美国人发现了一个更大的机会：

　　与支持英法以求得两国把中东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相比，眼下似乎有一种机会，可以一鼓作气推掉英法在中东的存在，让美国自己直接掌握中东。

　　这可是美国政府此前想都没敢想的一步，因为英法在中东已经经营了一个多世纪，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要一举推翻的难度极大，搞不好就会让苏联渔翁得利。

　　但现在，美国人看到了弑君上位的可能性，他们发现了一个漏洞：

　　英法的军事介入计划存在重大法理缺失——

　　因为埃及的国有化行为本质上是主权行为，本身就具有超越被国有化的运河公司章程的法理地位，且由于埃及承诺按照合理价格补偿运河公司股权且维持运河开放，因此并未违反从1888年以来一系列国际条约。

　　主管联合国事务助理法律顾问提交的备忘录

　　换句话说，英法所主张的埃及侵犯两国利益、必须予以军事打击的理由不能成立。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美国能把政治解决的路全部堵死，让英法按照计划开战，就能激起全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阿拉伯集团的反对，从而在根本上掏空英法在本地区的基础。

　　届时美国摇身一变成为调停者，岂不是就能全面收割英法在阿拉伯的影响力？

　　美国人很快达成共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必须抓住。

　　而此时的英国政府显然没有意识到美国人已经生出不臣之心，不但把接下来的行动计划一一告诉美国人，还天真地让美国按这些计划推进辅助工作。

　　这是时任英国首相的艾登一生犯过的最大错误，他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为了抓住英国人麻痹大意的难得机会，一场围猎帝国的行动全面展开。

　　此后两个月间，美国政府动作非常干净利落，先是策划并成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一面获取英法的信任开始主导形势发展，一边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展开秘密外交，促使两次运河国际会议通过一系列对埃及有利的声明，然后有计划地组织舆论向英国政府施压。

　　很快，英法震惊地发现美国做得越多，自己就越被动，等回过神来时自己已经被逼到只能在妥协认输和冒险开战中二选一的角落里。

　　时任英国首相的艾登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

　　“在几个月的谈判中，我们一直受美国欺骗，从一个借口到另一个借口，从一个策略到另一个策略，从一个诡计到另一个诡计。在这个令人厌倦的过程中，每经历一个阶段，它都眼看着我们的地位被削弱一步”。（《艾登回忆录》全译本，第697页）

　　等到两国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9月中下旬，世界舆论已经一边倒，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埃及的行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而英法的要求蛮横无理。

　　知道自己被骗的英法两国决定出手反制，于是，9月24日，在没有实现知会美国的情况下，它俩直接将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希望争取一个国际共管的结果，给事件一个体面结束的台阶。

　　未曾想，这正中美国政府下怀，因为只有当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它为英法而准备的武器才能具有真正的法理性。

　　然后，美国政府一边让杜勒斯向英法抗议这种“突然袭击”，一边开始了经典操作——

　　为了彻底堵死英法政治解决之路，把这两者请出中东，它和作为敌人的苏联打出了一波配合精妙的默契球，先由苏联在10月13日的安理会上否决英法的“国际共管”草案，刺激英法和以色列推动战争计划，然后，美国政府再提交停战决议草案，迫使英法认栽。

　　果然，共管方案表决失败后，英法以三国于10月22-24日在伦敦秘密开会，商定由以色列于10月29日发动战争，英法随后对埃及发出“最后通牒”，在必然遭到埃及拒绝后加入战局。

　　10月29日，以色列按计划突袭西奈半岛，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

　　几乎毫无延迟，美国向安理会提交S/3713草案，要求：

　　1、以色列停火并将军队后撤到既定停战线后面；

　　2、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不得在该地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3、如果以色列没有遵守安理会决议，所有成员国不得向其提供任何军事、经济或财政援助，以协助联合国确保停战协定的完整性。

　　看得出来，这份决议的内容真正是把英法逼上绝路——

　　如果决议通过，英法就只能背弃以色列、同时吞下失败的苦果，威信扫地；而如果英法否决，相当于做实两国不肯放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公然与世界潮流和阿拉伯人民作对。

　　横竖都是代价惨痛的选择。

　　思来想去，这两个老帝国决定壮烈一把，联手投出否决票。

　　联合国档案里记录的两大帝国最后的倔强

　　至此，英法完全站到了道义和法理的对立面。

　　紧急特别会议结束后，两国按照计划于10月31日下午对埃及全境发动空袭，一脚踩进美苏为其准备的陷阱中。

　　美国政府的步步为营，终于赢来丰厚的回报。

　　从门罗时代开始，渴望建立全球帝国的那一部分美国人期盼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梦想，此刻已经近在眼前。

　　于是美国政府一鼓作气，给英法补上法理上的最后一刀，让它们走得更安详——

　　11月1日，它提议召开联合国大会首次紧急特别会议——这个名字是不是特别熟悉？没错，上周巴以问题决议也是联大紧急特别会议作出的，这个会议就是美国提议的，只不过这次站在世界对立面的是美国——要求英法以三国立即无条件停火，并且所有外国军队必须撤出埃及。

　　11月2日，联大以64：5的压倒性优势通过该决议。

　　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布局，美国政府终于在这一天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国际道义和阿拉伯利益的代言人，而英法则彻底丢掉了主导中东的法理和政治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市场上开始大量抛售英镑，导致英镑汇率剧烈波动并大幅贬值15%，还直接否决了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申请，停止向英国的经济援助。

　　而苏联则威胁如果英法拒不执行联大决议，将考虑和美国一起进行军事介入——当然，目的已经达到的美国拒绝了苏联这个提议，它知道自己已经不需要和苏联分享这份胜利果实了。

　　11月6日，众叛亲离的英法两国知道大势已去，被迫接受停火决议，两天后，孤军深入的以色列也不得不宣布撤军；

　　12月22日，英、法从埃及撤出全部军队。

　　1957年1月9日，艾登在党内乃至全国愤怒的声讨中引咎辞职。

　　大英帝国的夜晚，就此徐徐降临。

　　1957年3月6日，也就是艾登辞职后两个月不到，在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大本营非洲，加纳率先打响脱英独立的第一枪，拉开了大英帝国彻底土崩瓦解的序幕。

　　而美国则利用在这轮斗争中的纵横捭阖，迅速赢得阿拉伯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大国的重视和认可，为此后介入并全面主导中东、在七十年代建立石油美元体系和八十年代对苏联发起逆向石油冲击推开了历史的大门。

　　02

　　法理的奥义

　　从上面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法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绝不容小觑，它不仅是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更是一种战略上的武器。

　　在美国最终推翻英国霸主地位的关键一战中，对法理武器的极致运用，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效用、取得了远比战争更高效的地缘影响、开启了更具有公信力的时代秩序，堪称国际关系史上一次经典的策略博弈。

　　对于信奉实力大于法理的同志而言，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这场博弈，美国在实力已经远超英法总和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如此耐心、周到、甚至不惜采用欺诈性战术地在法理问题上层层布局，最后在联合国将英法逼到身败名裂的绝境呢？

　　为什么它不是直接采用强力威慑甚至暴力手段来达成目标，让大家知道美国才是老大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如果用简单粗暴的手段直接推翻英国上位，那它除了得到弑君者的称号，并不能得到其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近代以来至二战时期的日本就是没有想清楚这一点，想用武力重塑东亚的秩序，推翻中国数千年的中心地位而成为东亚新的盟主，甚至还想靠战争当上世界霸主，才最终落得黄粱梦醒家国破、百年经营成废墟的悲惨境地。

　　而西边的德意志帝国，其经历和结局也如出一辙。

　　殷鉴不远，美国不可能看着这两个敌人未寒的尸体没有感触，因此最终选择了隐忍，选择了等待，选择了兵不血刃地发动致命一击。

　　这就是法理的力量。

　　让我们再想深一层，为什么人类会发自内心地推崇法理呢？

　　因为法理的背后，是规则，是秩序，是确定性。

　　而人类的天性，就是追求稳定和有序。

　　这才是法理真正的奥义。

　　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整天喊打喊杀、行为无法预测的新帝国出现在世界上。

　　因此，只有从法理上战胜英国，美国才能获得合法的领导地位，才能符合程序正义，才能让人挑不出毛病，还得夸它深明大义、有理有节。

　　这就是它的决策层在翦除大英帝国的战略进程中，一忍就是大半个世纪的根本原因。

　　说到底，他们也深知“北美扩张慢不得，全球称霸急不得”的道理。

　　遗憾的是，如今又大半个世纪过去，当初的屠龙者已经蜕变成新的恶龙。

　　既然如此，我们在面对它时，为什么不捡起它当年行之有效、而今弃如敝履的法理武器，对其发起相同的进攻呢？

　　要知道，这可是它最害怕的武器。

　　而它之所以害怕，就是因为这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它在全球已经欠下数不清的法理账，随便哪一个都能成为让它的地位出现局部崩塌乃至全面崩塌的软肋。

　　它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它最劣势的领域发起进攻。

　　如果我们善于运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规则和机制，就能不断将其推入道义和利益二选一的困境之中，让它逐渐在政治上失去信誉、在经济上受到冲击、在军事上遭到牵制、在路线上陷入孤立。

　　而只有我们的人都能明白法理的重要性，我们才能始终不急不躁，有耐心、有策略、有节奏地推动这个进程，并且从现在到将来都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全部原因。

　　当然，实现这一切的前提，还是我们打铁要自身硬，不但要有足够维护法理的综合实力，更要有主动遵守法理的深刻自觉。

　　在这种前提下，再有那么一段时间，霸权主义者就必将面临战争不敢打、法理打不赢的尴尬处境，届时摆在它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

　　要么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要么一错再错，最后像历史上所有帝国主义者一样，在世界人民和时代大潮面前输得干干净净。

　　无论它怎么选，我们都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