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先生：中国要想真正站起来，还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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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对于苏联援华这件事，在简中互联网众说纷纭，讨论得很热烈。

　　有说苏联对新中国无偿援助，无愧老大哥之名；

　　有说苏联在我国关键时期单方面毁约和催债，导致三年困难时期雪上加霜；

　　还有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有浓厚的利益诉求，是苏式勒索援助。

　　各有各的道理吧，其实有一句话很现实，国家之间的情谊很短暂，只有利益才是永远的。

　　那为什么苏联在1949年后大规模援华，而且支援力度如此惊人？要理清这里面的逻辑，要从二战结束后讲起。

　　当时斯大林的对华战略主要考虑两点，一个是把蒙古从中国版图里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缓冲地带；另一个是恢复沙俄时期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

　　于是在对华政策上，苏联主动与美国合作，一起打默契球，对国民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

　　为了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国民政府付出的最大代价是，在1945年和苏联签订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协定有效期30年。

　　条约只要内容有两点：

　　（1）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根据公投独立。

　　（2）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

　　说是共管，实际上负责人都由苏方人员担任。就这样，促使外蒙独立，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斯大林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基本都实现了。

　　也是因为国民政府的阿谀奉承，因此苏联在对国共两方的态度上，更多时候倾向于国民政府这边，斯大林甚至劝说中共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

　　态度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947年6月，美国对欧洲实行马歇尔计划，将可援助的对象归为自由国家，开始划分阵营。

　　也是这事，让斯大林意识到团结各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得让社会主义阵营强大起来，才能对抗即将来临的冷战铁幕。

　　于是，苏联和中共因此拉近了关系。

　　1947年12月，毛主席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强调革命战争转入反攻阶段，并且还善意提醒他，蒋光头奉行亲美反苏的外交政策，要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

　　斯大林再如何老谋深算，听到这也坐不住了。

　　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做出决定：

　　「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

　　为了帮助中共巩固东北的根据地，苏联不仅积极贸易往来，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修复铁路和桥梁，还将缴获的大量日本武器弹药转交给中共。

　　截至1948年12月5日，在苏联专家组的帮助指导下，中共东北铁路总局成功接收最重要的东北铁路线1.5万公里、大中型桥梁120座，修复机车885台。

　　尽管这时期苏联加大了对中共的支援力度，但斯大林的顾虑是，一旦全面放开支援，很可能招来美国的干涉，这将严重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

　　所以在中国形势没有明朗化之前，对中共进一步要求全面提供经济援助的请求，斯大林表示要慎重考虑一下。

　　当然，教员本来没有过多把希望放在苏联上，他强调中共应「全靠自力更生，不要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的要求」，在没有取得胜利前，一切只能靠自己。

　　1949年，在历经三大战役后，国内大局已定，教员说可以和斯大林谈一谈了。

　　1949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第二天夜里刘少奇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晤。

　　斯大林特别满意中共的亲苏意向，在第一次会谈时，就几乎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所有军事和经济援助的需求。

　　最后，苏俄双方签定《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不过在苏联全面支援中国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显违反了「友好原则」，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撇开外蒙古的问题，光是苏联把卖给伪满洲的铁路拿来与中国合营，还强行租用旅顺港和强占大连，就已经侵害到我国的主权利益。

　　最初，斯大林希望维持原有条约，不愿意松口，后来担心中国会往美国阵营靠拢，只好做出让步，基本采纳了中国提出的新方案。毕竟冷战关键时期，没有什么比团结己方阵营更重要了。

　　尽管中苏签订了一系列援助协定，但在建国初期，我国和苏联关系说不上有多好，属于各取所需。

　　另外在斯大林眼里，中共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只是另一种铁托式胜利，说白了，他还是看不上我国的实力。

　　当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时，原本按照教员的意思，新中国才刚成立，正是百废待兴，国库空虚，因此向苏联租借武器装备就好了，能省一点是一点。

　　但苏联不借武器装备，只同意让中国半价付款，最初兜售的还是战场淘汰下来的旧事装备。

　　后来我国在抗美援朝中的表现赢得了斯大林重视，最后斯大林决定无偿赠送372架米格-15，和中国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

　　苏联还向我方战场派遣了一支航空兵部队，换上志愿兵的制服秘密参战，并多次击落美军来袭的轰炸机，守护了地面部队安全，因此也被美军称为「米格走廊」。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向我国提供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装备，大部分装备是半价提供，军事贷款总计32亿旧卢布，中苏两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恢复时期，新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大家熟知的「156工程」。

　　从1952年到1954年，「苏联工业援助」计划的数量不断增加，从开始的40多项，最后确定为156项，核心内容是重工业和军事国防产业，这些都是苏联的特长项目。

　　尽管「156工程」有很多项目的技术水平不高，而且由于贪大求全，后期还出现了不少烂尾情况，但毫无疑问，这是当时我国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业建设援助了。

　　1950—1953年，中苏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值6.8亿卢布，三年累计进口4.69亿卢布，完成合同68.7%。

　　国内的煤炭、钢铁、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能已达到建国时两倍，苏联援建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另外在新中国初期，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是缺乏科技人才。

　　中国有6万高级知识分子，不过大多数集中在教育、卫生、文学艺术等领域，真正懂得科技建设的人才凤毛麟角。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派遣大批专家来华援助，其中有1210名高级专家，他们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整套现代工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更重要的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少走了很多弯路。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同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大大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

　　赫鲁晓夫深知自己资历尚浅，缺乏统筹全局的工作经验，为了稳固自己在苏联党内的领导地位，他必须要得到中共支持。

　　因此在上任后，赫鲁晓夫排除万难，加快通过了援建中国项目的草案，从1954年开始大量派遣技术顾问和专家来华工作。

　　到1960年8月苏联撤退全部专家前，在中国工作的顾问和专家总计1.8万人。

　　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以每年11.3%的速度递增，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成型，像是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集团，还有著名的鞍山钢铁、抚顺铝厂、长春第一汽车厂等等。

　　可惜这段中苏蜜月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156项重点工程除了设计工业化以外，还有十分重要的军事领域合作，那就是核武器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开始有了分歧。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毛主席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赫鲁晓夫稍做迟疑后，劝说教员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如此耗费巨资的东西。

　　当然他还有一个不方便说出来的理由，苏联刚向美国递交了备忘录，着手谈判防止核扩散的问题。

　　苏联这边刚做出承诺，中国这边就要造原子弹，而且是向苏联伸手，赫鲁晓夫当然不想答应。

　　为了不给盟友浇冷水， 赫鲁晓夫只能承诺，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

　　50年代中期，苏联对援助中国核武器研究的态度，其实一直处于摇摆之间，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由于苏联的犹豫拖延，中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紧缩投资，减少国防建设项目。

　　1957年1月14日 ，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禁止核试验的提案，认为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数量增长，会使国际局势复杂化。

　　苏联的这番态度，让中苏谈判陷入了僵局。

　　破局很快开始。

　　1957年6月18日 ，苏联内部的斗争激化。

　　赫鲁晓夫采取手段打压政治对手后，急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

　　中共中央连夜开会，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

　　赫鲁晓夫很高兴，决定投桃报李，立即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事业。

　　谈判从9月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五组同时进行。

　　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技人才。

　　然而，苏联援助是有条件的。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彭德怀：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资金可主要由苏方承担。

　　这个要求让中方很为难。

　　但核武器的研究是绝不能落下的。

　　经过慎重研究，彭德怀于6月10日复函：中国政府同意建设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使用权归两国共有。

　　长波电台的事还没谈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主席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新要求：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当时教员有点生气，中国的潜艇实力很弱，所谓的建立共同潜艇舰队，说白了就是苏联独家的潜艇舰队。

　　电台架在我们岸上，潜艇驻在我们港口，天天在我们的海底转悠，这叫什么事？

　　毛主席洞若观火，苏联真实目的是以对付美国为名，行控制中国为实，他严厉地对尤金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到北京做说服工作，毛泽东仍然没有答应。

　　他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宝贵的援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但友谊和主权不能混为一谈。其他问题都好说，主权不行。」

　　由于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双方的裂痕已经难以弥补，蒙上重重阴影，苏联援助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工作一度停滞

　　苏联高层明白，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却又不想撕毁合约，只能推迟送样品的时间。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来到中国。

　　他再次谈起「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事情，算是给中方下了最后通牒，没有任何意外，被我国严正拒绝。

　　也因此，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双方的政策分歧日益扩大。

　　1959年6月20日，这是一个需要划重点的日子。

　　苏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

　　我们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都想禁止核试验，并且快成功了，如果这时候被他们知道，这些核武器样品和资料交给中国，那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环境，让国际局势紧张，所以……你懂的。

　　信的最后，苏联强调：「放心，一旦发生战争，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

　　简单来讲，苏联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但如果中国不听话，也有能力提供核打击。

　　一切回到1954年的起点。

　　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让中方领导人很愤怒，大家知耻后勇，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为「596」工程，也就是1959年6月，时刻铭记在心。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再一次来到北京，当晚进行了中苏两党会谈。

　　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

　　赫鲁晓夫谈到了中印边界争端问题，指责中国「是一个好斗的公鸡」，让苏联很难办。

　　陈毅立即拍桌子，愤怒站了起来：「不让我们说，不让我们争，你是什么意思？1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你让我们屁都不放一个，拱手相让吗？不是我们让你们难办，是你们太霸道，欺人太甚了！」

　　会谈不欢而散。

　　第二天，赫鲁晓夫见到毛主席时，语气冰冷：「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要把专家撤回去？」

　　教员不卑不亢：「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大家已经不对苏联的援助抱有任何希望了。

　　果不其然，在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和顾问，理由是：中国不肯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粗暴对待，我们无法再忍耐下去了。

　　同时，苏联还单方面撕毁12个协定，终止了343项专项合同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欠下的350亿元债务。

　　就这样，中苏持续了十年的蜜月期正式结束。

　　回看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的做法，可以说各有特色，前者挺理性，后者太激情。

　　斯大林循序渐进的援助，更有利于中国长期发展，最起码保留尺度的做法让我们心里有底气，对中苏关系的巩固也有利。

　　赫鲁晓夫是由着自己性子来，高兴时大包大揽，但凡不乐意就翻脸不认人，这种把个人情感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做法，无愧于穗宗名号。

　　无论怎么说，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时期，苏联能给予大力援助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哪怕里面包含了许多私心。

　　借用教员那一句：「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宝贵的援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

　　也是因为中国始终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才不至于沦为大国傀儡，毕竟一个国家要想真正站起来，最终还是得靠自己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