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中共“维安”新特点

大参考

　　中国官方媒体证实，前著名新闻记者高瑜、北京市公民向南夫以及浦志强、徐友渔等在居民家中私人聚会，研讨“六四”事件的“五君子”，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分别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北京市警方刑事拘留。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人自杀事件近期忽然接连发生。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宋斌、杭州《都市快报》副总编辑徐行、湖南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深圳报业集团广告部总经理张敬武等媒体高管，在仅仅半个月内相继非正常离世。

　　另据《新疆日报》报道，新疆喀什地市两级人民法院近日联合召开宣判大会，对罪犯屯某、斯某和阿某等5案5人进行公开宣判，5人均为分裂国家和危害国家安全罪。其中，最高获刑有期徒刑15年，最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在数起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加强了“维安”力度，在重点区域布置武装警察、民兵展开巡逻；对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采取强硬措施，亦更加果断和积极。如在近日杭州民众为抗议政府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举行的大规模示威中，警民对峙爆发流血冲突，并有53人被拘捕。

　　它们都是中国政治空气紧缩的明显迹象，其直接背景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进入运行阶段。在4月中旬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新领导层的国家安全观得以全面呈现。

　　它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强调“总体安全观”，既可将中共的自身安全利益诉求融入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中，也为赋予国家安全委员会超级职能提供理论支撑。强调“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将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为政党领导的超国家机构、提出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将维稳纳入国际安全范畴，以便于利用国家公器为政党利益服务。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习近平在会上表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这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将意识形态工作定位为“极端重要的工作”，可说是异曲同工。中共新领导层以此，与邓小平以来的中共历届领导人坚持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路线，微妙地拉开了距离。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日益复杂化、多元化，中共的党唯一领导体制受到历史规律和公民诉求双重挑战，并遭到现实政治的冲击，长期执政的压力明显增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单极政治体制，与现实社会和民众期待的鸿沟越拉越大。任由改革开放信马由缰，或将导致中国社会失控，中共统治崩溃。因此，在无法逆转改革开放大局的情况下，中共力图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政权和国家机器，加强政治、社会和言论控制，阻挡历史河流的自然流向，震慑民众求变言行，以维系中国政治现状。

　　这注定将是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的鲜明特色之一。中共新领导层接班后，一面高扬改革旗帜，一面严控政治和意识形态，两者齐头并进。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运作，只是使后者更加制度化、机制化、常态化、长效化而已，亦凸显出中共对维护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维持自身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视，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

　　中共通过羽翼下的智库首次发布的国家安全蓝皮书，透露了其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加强管控的背景原因。它指出，“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对中共政治思想建设、“西方国家文化霸权”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宗教渗透”对社会主义信仰认同，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此必须加强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

　　新一代管控的独有模式

　　这份报告百密一疏之处在于，它说“互联网突破了时空边界与意识形态封锁，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各种思潮通过网络传播”，等于承认了在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执政党仍抱残守缺，企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实施“封锁”、阻止公众顺乎自然地从改革开放中获益、享受普遍人权和公民政治权利、确保自己的独断统治千秋万代永续不绝的本意。

　　与中共建政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习近平时代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管控，既总结了自身执政经验，又汲取了同类国家消亡历史中的教训，逐渐形成了很多新的特点，建立了自己的独有模式。

　　它们首先体现在中共“守江山”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明显增强，新一代领导人对决不能在自己手中断送党的执政地位的意识高度自觉。在其看来，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前提和基础，是确保中共执政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支撑作用不受动摇。全力强化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特性，维护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成为不走“邪路”，避免犯下“颠覆性错误”的头等要务，也是新一代所面临的紧迫现实课题。

　　将技术“维稳”升级至全面“维安”，是中共新一代着眼前述情势所作出的战略选择。自八九风波之后，维护社会稳定，就是此后历届中共领导人的施政重点，亦是使用频率极高的政治语言之一。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每年花费巨资和人力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但收效甚微，在此过程中当局公信力日益下降，公共舆论形成不利于当局的态势，群体性事件更是呈扩散式发展。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国家安全事务的领导、统筹和协调体制机制，并将国家安全覆盖至无所不包的11个领域，显示中共已将分散的技术性的“维稳”上升到更集中统一、具有更强刚性色彩的国家战略层面，其根本目的是使利用国家机器维护执政党的执政利益“合法化”，提高其有效性。

　　以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核心，公开提出将政治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意在凸显一切“维安”动作，均以政治安全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并体现了新国家安全理念和政策的本质特征。无论是整党肃贪、全面改革、坚定“三自信”、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社会主义特性，还是在顶层设计的名义下，收缩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与言论空间，都是所谓“大安全观”的组成部分，以此实现中共的长期执政。

　　从“大安全观”出发，中共不仅在内政领域全面贯彻“政治安全为根本”的原则，而且在国际关系中将政治安全作为首要考虑。基于此，中共制订了“联俄、拉欧、稳美”战略，形成阻遏西方价值观影响以及“和平演变”的安全隔离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将中共执政的政治安全，作为外交战略的优先方向。

　　在内外形势逼人的背景下，在十八大后，中共实际上已进入“危机体制”（拙作《危机关头的中共“正名运动”》首次提出此观点——编按：见2月28日《联合早报》）。掀起宪政之争、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公共事件不断、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都是其具体表征。中共“维安”新模式就是危机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模式的实质是党国一体、以党代政。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安全委员会应是国家正式机构，主要职能是对外，但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是中共内部机构，并将诸多国家政府的负责人纳入其中，使之成为越过国家政府的超级组织，以规避宪法和法律约束以及公民监督，并便于将国内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

　　危及政治安全的门槛明显降低，当局由被动救火到主动出击。以往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是事件发生后当局被动救火，但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新的变化。在高瑜案、浦志强等案中，不仅都是主动出击，也可显见当局对触犯政治安全的门槛低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高瑜的罪名是“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但据传其所提供给外媒发表的文件，乃是中共中央关于意识形态的通报，虽然中共是中国的领导核心，但从宪法有关规定来看，执政党并不能取代国家政府，党的秘密并非国家秘密；浦志强、徐友渔等人的聚会在居民家中进行，属于公民私密行为，无关公共安全，寻衅滋事罪非常牵强。由此亦可佐证前文所称之“危机体制”并非空穴来风。

　　维护政治安全进入不择手段时期。关于手段，中共最著名的提法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世界法治史上，可谓是不可多见的“奇葩”。高瑜被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了，浦志强等私人聚会也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名分下获罪，最新的新闻是经济学家温克坚等人因餐聚被拘。由此观之，法治已不是维护公平正义，而仅仅是当局实施专政的工具，而且为了政治安全，为政者已无所顾忌。这同样是对“危机体制”的最好印证。

　　在欠缺公民广泛授权而使执政合法性受到销蚀的情形下，中共似乎正在病急乱投医，反向而行。新“维安”模式，名为“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实不过是“政党利益”、“政党安全”的“遮羞布”。举“国之力”服务于“党之利”，不仅无益于缓解，而且必将加剧某些“症状”，从而令自身陷入更不安全的境地中。于此而言，官媒高管竞相自戕，无疑饱含隐喻色彩。（本文发表于5月1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莫干荒原

凡事有利有弊，作者却一概否决。作者敌视中共的态度因何而来？ 愤青思想？ 说归说，还是理性点为好。

天清人泰

看观点，看人品，看立场，看见了中国还是美国的利益，是为了中国好还是为了让中国不好不就明白一些人想干什么了吗？

hslywk

这条狗是谁家的，整天到处拉巴巴也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