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若引进美式西方民主，中国一定分裂

lameihua

　　（1）

　　孔子进入中国文化庙堂为圣，有人说是偶然原因，就是说如果没有董仲舒，如果没有汉武帝，孔子可能是百家中的一家，甚至是一小家，不可能独尊儒术。说这话的人，他根本不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要读懂中华民族，就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儒家文化讲礼，但礼的背后、深处是一种关系。中国是人伦社会，以礼来定人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比如清代，儿女对父母必须早晚请安，这就是一种礼仪形式，它定的就是长辈和晚辈的人伦关系。过年了要给长辈磕头，磕头了要给红包，这也定的是一种人伦，小孩子和长辈的人伦关系。

　　中央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吏是管官僚的，相当于组织部，户部是财政部和税务局，礼部管关系与人伦，就是各种祭祀仪式，管中央各种大事的仪式，包括外交。兵部管打仗，刑部管司法，工部管建设。有人会说各种祭祀仪式，中央各种大事仪式有那么重要吗？当然，它是一种程式化的人伦关系的体现。

　　明嘉靖皇帝时期，发生了几起大议礼事件。正德皇帝没儿子，他在位16年，疯狂玩儿了16年，最的把自己玩儿死了，嘉靖帝从现在的湖北钟祥（当时叫安陆）出发，到北京继位。他人刚到通州，15岁的嘉靖就和满朝大臣杠上了，因为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都要嘉靖认正德皇帝的爹明孝宗朱佑樘为爹，而不能认自己的爹妈。而且朝廷以什么礼仪迎接嘉靖，嘉靖以什么身份什么礼仪即位，这些当时就存在争论。时任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要让嘉靖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进京。就是朝臣认为嘉靖的身份是皇太子，只能以皇太子的身份礼仪即位。这意味着嘉靖在正德皇帝死后，算是过继给了他大伯朱佑樘，因此从法理上，嘉靖就成了朱佑樘的继子，而朱佑樘的亲弟弟，生了嘉靖的兴献王和嘉靖就不再以亲生父子的关系相认。从通州开始，这场政治斗争就进行了好几年。杨廷和从成化年间中进士，为四朝老臣，因大议礼事件辞首辅之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屁官张璁因为支持嘉靖认亲爹胜出，很快出任礼部尚书，入阁，且成为内阁首辅。后来的首辅夏言也因议礼而任礼部尚书、入阁，包括徐阶任礼部尚书的时候，也有过议礼，差点因此而丢官。

　　礼是以一套程式化的东西定义人伦，定义了人伦以后，为的是不逾矩。孔子一生要恢复的就是周礼，要恢复的就是一种和谐的人伦关系，这对任何朝代来讲，都是一种文化支柱。因此孔子在后面的2000年中，才能始终屹立不倒。它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维系，这个才是孔学的真正价值。

　　而在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最为重要的人伦，就是君臣关系。你弄懂了君臣关系，就基本弄懂了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大事件中，由巨大的政治势力导致皇权的变化，如后宫与外戚，由君臣关系派生，代表就是汉代的吕后和霍光、王莽，唐代的武周，清代的慈禧叶赫那拉叶大妈，这是后的一脉；皇帝与太监的关系，一样由君臣关系派生，代表如赵高，与丞相李斯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后来设计杀了李斯，自任丞相，又逼二世自杀。赵高专权，指鹿为马，对阉党而言，登峰造极。汉顺帝的帝位就是靠19个宦官政变得来（其中有一个曹腾，曹腾收同族曹嵩为养子，曹嵩有个儿子，小名叫做曹阿瞒），这19个人后来都封侯。汉桓帝时期也是宦官弄权。唐代晚期直追赵高，为了制衡节度使，皇帝给了宦官兵权，终至宦官可以废立皇帝。明代弄权的宦官不少，如刘谨、魏忠贤、英宗时的太监曹吉祥（他和他侄子就造反）等等。

　　而影响更大也更为深远的，则是君臣关系中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这个关系用民间的话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听话听调谴与弄权甚至造反夺权的关系。其中一个分支，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西周时就遇到了。中国在周朝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奴隶制+分封制（秦后主体为郡县制，但也有分封，只是不是主体），它们实际上也是一种共治的关系，由周天子与各诸侯国共同治理天下（这也是一种共和。前841年开始叫周召共和，周公召公共同辅政。孙先生在推翻满清政权时最先讲的是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建立政权时却讲的是五族共和。然后49年正是共和，这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最上面的是天子，大家都尊天子，天子开始分封各国诸侯，论功行赏，按王公侯伯子男的爵位进行分封。分封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君臣关系，以什么来定义来认定呢？以礼，一种程式化的礼仪，一种仪式来认定。中国人从小都知道要搞各种仪式，要有礼，甚至包括什么级别穿什么衣服，佩什么饰品，都有规矩，否则为僭越。比如有些权臣，盖的房子特别高大，甚至超过了王府，这些人最后往往都会出事。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回荆州时坐的是32人抬的大轿，他死后，万历清算他，这就是一条罪状，僭越。超越了礼制，这个不行。

　　僭越，意味着你对权力有野心。朝代建立之初，有号召力，压得住台子，大家都尊从朝廷或天子，没有问题，但时间一久，就会出各种问题。具体地，就是有人要问鼎。

　　问鼎中原的成语是怎么来的？

　　夏朝建立时，将天下分为九州，禹启铸九鼎，象征九州，将九鼎置于夏都。夏商周三代奉九鼎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战国时，秦、楚皆有兴师到周王城洛邑求鼎之事。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借朝拜天子的名义，到周王室去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结果大臣王孙满说，统治天下在乎德而不在乎鼎。楚庄王很不服气地说，你不要依仗九鼎，我楚国有的是铜，我们只要折断戈戟的刃尖，就足够做九鼎了。王孙满说，楚君您别忘了，当初夏禹是因为有德，天下诸侯都拥戴他，各地才贡献铜材，启才能铸成九鼎以象万物。后来夏桀昏乱，鼎就转移给了商；商纣暴虐，鼎又转移给了周。如果天子有德，鼎虽小却重得难以转移；如果天子无德，鼎虽大却是轻而易动。周朝的国运还未完，鼎的轻重是不可以问的。

　　以鼎来标明身份和政权，背后就是周礼，楚庄王"问鼎中原"，企图僭越，僭越就是企图夺取政权。秦武王是大力士，在洛阳举鼎而亡，这也是历史，表明他有称霸之心。

　　春秋五霸中，除了楚庄王，都是公。楚国是在周成王时期获得南边鸟不生蛋的50里荒地才建国，爵位是子爵。后来经过上百年的扩张（毕路蓝缕，以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等是左传对楚国创业时非常艰难咬牙坚持的描写），楚国就变得比较强大了。然后国君熊渠、熊通都对自己的爵位不满，要求周王重新给自己封爵。熊渠都给自己的儿子封王，熊通要求加封，周天子不同意，熊通就干脆自封为王。周王管不了，其他各国诸侯纷纷效仿。所以后来不少诸侯都是王而非公。战国称王的国家除了七雄，还有吴越宋和中山国。

　　武汉人讲话，经常讲不服周，就是楚国人不服周天子的意思。不服周，老子就是不服你的意思，你再狠老子就是不服你。

lameihua

　　（2）

　　比不服周要轻的是尊王攘夷。这是齐桓公听从管仲的建议制定的国策，就是自己服从周王，同时号召各诸侯国也要遵从周王，攘夷就是对不尊周王、不听从齐国号令、不听从调谴的诸侯国和蛮荒之地的少数民族兴师问罪或用武力平定。中学时大家都学过晏子使楚，内容就有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而导致祭祀大典无法及时举行（无以缩酒）等，这就是通过质问来敲打下楚国，是比较轻比较温和的一种敲打。

　　然后过了1000多年，三国时曹操将尊王攘夷这个词换了个说法，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跟尊王攘夷一个意思，当然天子是挟的，不是尊的，这句话有很看轻天子的意思。就是老子用腋下夹着天子就走，你们那些诸侯就得听老子号令，跟着老子一起跑，哪个不跟着，老子打哪个。

　　春秋时对周礼和周朝权威周天子权威的破坏，首先是国家兼并，一个国家兼并另外一个国家，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是通过兼并用武力打出来的，后来就是秦国统一天下。这都是兼并。国家兼并意味着发动战争的国家，不认可周天子的分封，也不认可周天子的权威。

　　然后到后来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公元前376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瓜分了晋国王室）。晋国被自己的三个大夫所分裂，还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这就意味着兼并和分裂，从前面的以武力打下来不需要得到周王室的承认，到现在完全可以得到周王室的认可，那么周王室在前面的所有的分封，被人推翻以后，他们还只能认可。这意味着周王室的彻底衰落，他们的认可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只有礼仪上的意义，而列国势力就此崛起，逼得周王室不得不认可，签字画押。

　　东吴孙权不认可汉，他建国并不需要汉的认可；三国分刘其实与三家分晋在本质上一样，只是没有类似的周天子认可（当然魏逼得刘不得不禅让）等等，在细微方面有所不同。它们都是三家分裂一个国家，地方或下级完成对中央或上级的取代。

　　比这个更进一步的是，取而代之，且是一家地方取代中央，比如汉取代秦，当然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比较和平的地方取代，如武昌起义，到民国取代清，相对比较平和。

　　君臣关系，除了后宫外戚和宦官外，狭义的君臣关系涉及到两方面三种关系：一方面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分别为自家中央与自家地方的关系，再就是自家中央与地方他家的关系（前面讲的这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是这个）。另一方面是中央君与中央臣的关系。

　　其中自家中央与自家地方的关系，如汉代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他们都是自家人不服自家人，自家人造自家人的反。造反成功的，如明代朱棣，他造自家侄儿建文帝的反，还成功了。

　　自家中央与地方他家的关系，如秦末农民起义中秦王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的关系。汉末皇帝与好多地方刺史的关系，唐代安禄山与朝廷的关系，历代农民起义等等，都属于这个。

　　中央君与中央臣的关系，如汉代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再如汉献帝与魏国的曹丕。司马氏与魏，大宋赵匡胤陈桥兵变之于柴氏。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数不过来。

　　看清楚了这些关系，就知道儒家在中国2000年中央集权历史中非发达不可。因为它定义的就是这些关系，特别是中央君与中央臣、中央君与地方臣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中国历史深处的规律。中国任何朝代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周代从周平王东迁起，周王室在洛邑一带地方很小，尽管有水利之便，地处平原，但资源有限，有啥没啥，抓鸡还要有几把米呢是吧，何况周王室是天下共主呢？凭这些怎么号令天下？就如同现在，美国如果穷了，他怎么号令天下？

　　周王室趋于衰落，可诸侯们要土地，要兵源，要粮食，要人头，要铜和铁器，要盐，要耕牛战马等，就得兼并，一兼并就做大，一做大就怠慢王室，一怠慢王室就问鼎，一问鼎就自称为王。一称王，就与周王室的矛盾不可调和了。这里关键不是别的，而是实力，中央的实力与地方的实力。谁实力强，谁说话算数，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上世纪90年代，朱相要收财政权，因为中央没钱，他想向地方调，好多地方都不同意，或者同意，但只给一点点。于是90年代就有财政改革，分税制。分税制怎么样来的？中央必须要扩大财政权。这一样是处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问题。强中央，弱地方的朝代，造反一般都比较晚，造反就少。弱中央强地方的朝代，都比较容易造反，而且很早就造反。汉代削弱地方王权，导致了七国之乱。为啥？因为推行推恩令。就是各个诸侯国，你得把土地进一步分小块，分给自己的儿子，这样庶子就支持国家，但诸侯的地盘越来越小，势力越来越弱，就没法对抗中央。明代建文帝要削藩，就是要削朱家王爷们的权力，永乐帝就造反，很快就推翻了建文帝。从明代建国开始，到起兵造反，才过去32年。同样的道理，民国时期，各地都是强地方，弱中央，所以整个民国时期，地方与中央的斗争，没有一天消停过。军阀如过江之鲫，民众只能遭难。西式民主是强调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引进中国，一定是地方利益集团的利益第一，这样长期下去，就一定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民国就是前车之鉴。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的是。

　　有人说，要有点阵痛，有点阵痛有什么不好的？军阀混战时会有什么不好的？曹操有诗讲得很清楚，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就是事实。东汉中后期，全国有5000万人口，三国时总人口才多少？不到800万，4200万条生命没了，这些人的人权怎么讲？他们的生命就那么不重要？他们不是人吗？还有安史之乱情况如何？杜甫有诗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民间有言，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城市里养的狗，也可以比较一下民国和晚清民间的照片，可知这句俗语一点也没有讲错，只是大家都忘记了过去是怎么过的罢了。

　　地方越强，国家政权越动荡，特别是军权在地方手中的时候，城头变幻大王旗，最终一定会是乱世。因为中央和地方双方会相互猜忌、以实力相搏弈，在实力的搏弈下，最终实力强的地方，往往都会僭越，会取而代之，或者自己不取而代之，让儿子干这个事。此时决定事情走向的，是实力，而不是其他。礼有作用，能起一定作用，但它拴不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实力决定了搏弈的走向和结果，这是规律。

　　而且地方豪强越多，战争越多，相互战争，合纵连横，各种阴谋阳谋，计谋迭出。春秋战国，三国，民国，五代十国，南北朝十六国，都是典型。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这种乱是治不了的，一定要乱透了，大家都打不动了，或者有一方胜利了，才会走向治。而这个代价太大。而且关键是，这背后是经济的因素，那就是土地兼并。

　　还有，中国旧时的权力，也是相互制约的。就此打住，不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