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洲棋局：为什么“一边倒”路线对于日本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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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岸田政府做了几件事，其中一件是轮访G7时在英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放开双方互相驻军的限制，另一件是赴美宣布大幅调高军费、要在2027年之前翻一番。

　　坦率地讲，即便是站在日本的角度，这几件事办得也不算漂亮。

　　去年年初，岸田在驻日美军经费问题上大幅退让、把安倍行之有效的缠斗博弈策略弃如敝履时，我们就讲过其目的之一便是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在党内逐步蚕食清河会的势力。（《全文解读日美2+2联合声明》）

　　又由于需要美国助力来巩固位置，所以岸田必然选择一边倒，而不可能像安倍时期一样能屈能伸、身段灵活。

　　如今岸田坐稳相位，就到美国收利息的时候了。

　　那么，如何评价岸田这一系列操作呢？

　　好的分析方法第一步就是换位思考，我们要善于站在对方而不是自己的角度来评估局面。

　　在评价岸田的问题上，唯一的衡量标准应该是——

　　这些操作，是不是符合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如果是让日本此前的执政者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原因无他，就在于这些操作从根本上阻碍了日本的核心战略利益——实现国家正常化。

　　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核心，梳理自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外交战略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逻辑。

　　国家正常化，用日本人自己的说法叫做成为“普通国家”——这里的“普通”不是说成为二流国家，而是指结束被管控、被驻军、被另眼相看的特殊状态，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拥有法理上的完整主权。

　　在日本，这套理论自战后便有，但正式成型要到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1993年5月，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发表了轰动东瀛列岛的政论文集——《日本改造计划》。

　　这本当年有多畅销呢？

　　它仅用了半年就大卖72.5万册，我查了一下，这个成绩排到当年日本畅销书总榜第八名，甚至比《哆啦A梦的秘密》还高出四名，也是前20名中唯一一本政治类书籍。

　　在这本书中，小泽一郎继承并发展了其政治导师田中角荣【改造日本】的理念，从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多个层面指出日本自战后一直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阐述了自己的思考和解决思路。

　　比如在政治上要改革选举制度、外交上要改善邻国关系、经济上要走出贸易保护主义的误区向市场化自由化发展、军事上要逐步解除限制等等。

　　此书一出，迅速引发日本国内的政治讨论热潮，此后数年间，滨田浩一的《毁了日本的九位政治家》、桥本龙太郎的《日本愿景》、渡边道夫的《新保守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政论书籍也纷纷出笼、大卖特卖。

　　一时间，反思竟成了日本的流行词，政客们露面时不来两句“这国怎”、“定体问”、“我陷思”都显得很不专业。

　　当然，这些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并没有彻底反思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为什么会从亚洲第一个近代化国家一步步变成如今的非正常国家？】。

　　它们只是代表了日本当时不满自己政治上被钳制、经济上被打压、军事上被操控的思潮，想探索一条挣脱牢笼的道路。

　　那么，为什么这种诉求会在九十年代初集中爆发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日本经过战后重建和经济腾飞，积累了殷实的家底，在经济上睥睨整个亚洲，却囿于历史问题以及面对问题的态度，始终无法得到邻国们的真诚谅解和接受，想主导亚洲政治舞台却往往孤掌难鸣，这让日本从上到下都十分不满。

　　第二个原因，就是对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打压下的产业挫折和经济泡沫破裂耿耿于怀，认为自己要是能有完整主权，就不至于被美国拿捏得死死的，也不用在很多问题上自废武功、自断手脚。

　　只要触犯美国利益，大锤就往东芝们头上抡去

　　最后，日本人得出结论——

　　所有的问题都源于自己的国家不正常，没有完整的主权，因此无法真正把社会发展、国家成就、民族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

　　用鲁迅先生在《“友邦惊诧”论》里引用的话说，真正是“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所以无论如何，日本都“必须争取普通国家化”。

　　那么，日本实现正常化的最大阻力来自哪里？

　　当然就来自二战中的胜利者和征服者——美国。

　　到这一步，日本人的分析方向基本还是正确的，但在接下来要怎么做的问题上，分歧就开始了。

　　有一部分人认为，必须脱离美国的管控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正常化，如果不脱离美国，那么日本的发展本质上就是在为美国而发展、日本的成就本质上就是美国的储蓄、日本的前途本质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支配的赌注；

　　这部分人在政治光谱上或极左或极右，属于少数派。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日美联盟是战后日本立国的基础，不能放弃，只能在此框架下逐步调整，这才是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这部分人从左到右都有，属于多数派，其中又分为对美【以平衡争对等】和【以配合求利用】两种主要策略。

　　所谓平衡+对等，就是指日本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来降低革新成本和风险，以此达到逐步削弱对美依赖性、获得对美平等地位的目的。

　　所谓配合+利用，就是指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可以服从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但必须要求美国提供全面支持和保护，以此达到改革自身、提高国际地位的目的。

　　那么，左和右哪一派更倾向于平衡策略，哪一派更倾向于配合策略呢？

　　答案是，在这个问题上左右两派并非泾渭分明，一切取决于当时日本面临的情况。

　　我们举两个阶段的历程来做梳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随着苏联解体带来的安全环境大幅改善，美国迅速将经济问题提升到国家议题的优先位置，自此，八十年代以来被抗苏共同目标抑制的美日经济矛盾再次急剧升温，美国要求日本在多个领域立即、无条件采取措施把对美顺差降到美国能接受的程度，并对美全面开放市场。

　　面对巨大的压力，日本政府立刻采取向中国靠拢的方式来平衡美国：

　　首先，它明确反对西方主要国家以严重政治风波为由发起的对华制裁，并于1990年7月宣布恢复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其次，时任首相海部俊树和明仁天皇于1991年8月、1992年10月接连访华，以实际行动率先打破西方封锁坚冰；

　　第三，大幅提升对华直接投资、对美经济谈判持强硬态度。1994年，日本拒绝美国关于停止对华日元贷款的要求，全年实际对华投资约21亿美元、同比增长57.2%，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同年9月，时任通商产业大臣、后来的首相桥本龙太郎随村山富市参加日美首脑会谈，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坎特在贸易谈判中激烈交锋、寸土不让，获得国内广泛赞誉；

　　第四，针对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行动，针锋相对提出“世界和平秩序”和东北亚一体化的 “环日本海经济区”主张，并支持马来西亚倡议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

　　第五，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极力倡导亚洲金融一体化，试图反击美国金融霸权。1997年9月，日本政府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主张，此后又推动东盟和中日韩（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10+3）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和亚洲债券市场倡议，有一段时间甚至提出通过亚洲开发银行制定亚洲货币单位的计划。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美国不得不正视一个可怕的事实：

　　一旦真的把日本逼回亚洲阵营、实现东亚、东南亚的一体化，则自己不但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无法实现，整条亚洲生命线恐怕也得大失血，因此只能暂时鸣金收兵、“徐图良策”。

　　这是二战后日本在对美博弈问题上的最高光时刻。

　　是不是和我们经常听到的“日本就是美国一条狗”的片面观点不大一致呢？嗯，这就是国际政治复杂的地方，有趣也有趣在这。

　　坦率地讲，如果日本能延续这种做法，那亚洲如今的发展程度将更上一层楼，日本的外部环境也会更宽松，可惜的是，日本并没有把疏美近亚、亲邻友华作为国家战略，而只是作为扩大自身利益的博弈战术。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二个例子。

　　上面说了，面对日本的出招，美国退而谋求新对策，这个新对策是什么呢？

　　那就是改善对华关系，给日本来一个越顶外交。

　　于是，美国人大幅降低反华调门，先是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又实现领导人互访、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甚至连反华大本营的美国国会都批准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大有对华全面和解的意味。

　　可以说，整个九十年代，美国在日本这个关键变数的影响下，总体上对中国还是采取政治和经济缓和姿态的。

　　但是，美国算计得深的地方也在这里：

　　它在摆出这些姿态的同时，又通过煽动第三次台海危机、轰炸大使馆、南海撞机等明确的军事动作迫使中国做出军事反应和军事改革，并在朝核问题上大做文章，从而刺激日本最敏感的一条神经——军事安全，给日本迎头泼下一头冷水。

　　政治越顶+军事刺激双管齐下，这就叫战略包抄。

　　在美国这套反组合拳重锤之下，特别是在军事问题上被打了七寸之后，日本又开始不自信起来。

　　于是，在台海危机爆发后的199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它首次公开将中国作为防范的对象，此后心魔更是越来越大，逐渐加大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威胁渲染，为本来势头良好的中日关系投下浓重阴影。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中美关系随着中国对“反恐战争”提供支持、双方达成新的战略共识而快速升温，此时的日本政府出于对被边缘化的担心，开始转而主动实行挑衅中国、离间中美的方针：

　　首先，它通过2003年的有事法制三法案和2004年的有事法制七法案突破和平宪法限制、自我解禁自卫队军事行动范围，同时提高对美军事支持、升级日美军事合作，企图以此刺激中国做出反应；

　　有事三法是指《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

　　有事七法是指《支援美军活动法案》、《利用特定公共设施法案》、《限制海上运送军用品法案》、《国民保护法案》、《处罚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法案》、《对待俘虏法案》、《修改自卫队法法案》。

　　其次，在涉台、涉海等中国主权内政问题上进行安全概念泛化，企图以此挑动地区国家的危机感，并以“失去亚太”的危言刺激美国做出反应；

　　其三，主动升级钓鱼岛争端——后来2012年的非法“购岛”事件更是在相对知华的野田佳彦政府时期发生的——以此迫使美国再次明确“所谓安保条约适用范围包括钓鱼岛”。

　　其四，以“价值观外交”为口号，频繁活动拉拢域外国家打造小圈子，促成美国“印太战略”的制定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的建立。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美国战略概念从“亚太”升级到“印太”、QUAD的原始理念“菱形防御”，始作俑者都是首次上台的安倍，其目的就是要帮美国放置好枪架，诱导美国持枪走到开火位置。

　　这几个动作之后，中日政治关系一路降温至冰点，中美关系也曲折向下，日本则从中得到“军事正常化”和扩大国际政治舞台的空间，收获颇丰。

　　通过上面这两个时期的梳理，我们就能知道日本政府的思路属于典型的“借力打力、以小博大”的关键筹码策略。

　　这种策略要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把握好度，不能越界，因为一旦超过了“两大”当中任何一方的底线，“一小”必然是最先付出代价的。

　　原因无他，就在于两强之间的直接利益，要远大于来自一小的利益。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历史演变到两强摩擦日益激烈的2017-2018年前后，在美国全面挑起中美贸易战、发动新冷战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再度执政的安倍政府又没有跟进，反而立即采取平衡美国冲击的做法，积极缓和对华关系。

　　在这个时期，安倍不仅时隔七年多重启访华，更是宣布和中方开展第三方基础设施建设、 有条件支持 “一带一路” 倡议，还签署一系列双边经贸合作项目，政治姿态不可谓不足、立场突破不可谓不大，不仅实现了中日双边关系企稳，也让美国不得不放缓敲击日本的节奏。

　　安倍的战略目标我们此前分析过，此人一生都在为国家正常化而努力，和其他像流水一样来去的政客不同，他的野心更大，那就是敢于构想在最后能利用中美矛盾对美反客为主，实现国家主导权逆转。

　　作为日本难得的战略型领导人，安倍应该深知一个底层逻辑：

　　唯一能给日本借力、打配合、帮助日本实现正常化的国家只能是中国，一旦中国从战略上放弃为日本提供这样的配合，甚至默许美国对日本的钳制，那日本单凭自己力量绝对无法摆脱美国，正常化也将遥遥无期。

　　也因此，安倍在执政期间总体上还是保持清醒和分寸，在维持大局平衡的前提下实现了日本运作空间的最大化，使日本日益朝着主导权逆转的目标前进。

　　而这，正是岸田文雄所无法做到的——

　　随着安倍在去年离去，日本失去了一位具备一定历史视野和国际大局观的领导人，而他此前极限逼近两强底线、为日本拓展出来的新空间也就需要后任们快速顶上。

　　但是，从岸田前年上台后、特别是去年下半年的表现来看，他要么就是没有领悟到这套“三十年政策”的核心要义，要么就是领悟到了，但没有胆略、资本去实行。

　　作为一个长期在日本政界高层浸淫的政客，岸田不可能不知道三十年来日本历届政府辗转腾挪的艰辛和目的，显然他是属于后者——跟撒旦签订了出卖灵魂的契约，现在不得不付出代价。

　　那么，“三十年政策”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

　　那就是：帮两强放置枪架，但绝对不要成为那杠枪。

　　什么叫成为那杠枪？

　　就是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突破军费1%限制，翻倍提升到2%；

　　就是同意向域外其他盎撒国家开放驻军并放弃管辖权力；

　　就是宣布推进研发3000公里射程的远程、高超音速导弹；

　　就是打破两强格局、引导一方主导的北约介入地区局势，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就是加速自卫队与美军一体化，却不争取指挥权；

　　就是不顾前任推进四岛谈判的艰辛，一举切断对俄退路；

　　就是参与两强中的一方主导的各类型“脱钩”，却不铺垫退路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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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种做法，究竟是巧妙地限制了两强对日本的压力，还是主动为自己带上紧箍咒、把自己绑上战车？

　　究竟是拓宽了日本的博弈空间，还是削弱了日本的回旋余地？

　　究竟是减轻了日本的负担，还是增加了日本的危险？

　　这些问题归结到最后，就是这种种做法究竟是有利于日本的正常化，还是把日本推得离正常化所需的外部环境更远？

　　答案不言而喻。

　　更严重的是，这些做法都不是未来可以轻易调整的应付型政策，而是开弓再难回头的基础性政策，今后其自身或后任政府就算想修正，也必然要付出更重大的代价。

　　而这些代价，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岸田的所作所为都偏离了日本此前的轨道，毫无疑问地正在损害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梦想。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不知道日本二战后那些为了战略自主奋斗一辈子的执政者们看到如此操作，会不会想起杜牧的这句扼腕之诗。

　　而对我们来说，不管岸田政府是属于目光短浅胡作非为、还是属于受制于人不得不为，我们都应做好最坏的打算和最充分的准备，及时扼制任何引乱入亚的祸源。

　　这既是我们对亚洲的未来负责，也是对曾经属于中华文明圈的日本的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