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小柒：824国常会释放哪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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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824国常会推出19项接续性政策

　　（一）33项举措和19项接续举措刚好间隔3个月：本次更强调抓大放小

　　继5月23日国常会推出33项举措、5月25日召开稳住大盘之后，8月24日国常会推出19项接续性政策，33项举措和19项接续举措之间刚刚好间隔3个月。

　　和先前更强调直达基层的33项举措相比，本次19项接续性政策“抓大放小”的特征更突出，聚焦基础设施、地产、平台经济以及经济大省（经济大省被寄予厚望），聚焦更明显，力争通过经济大省、基础设施等实现更强的托底效果。

　　相信，后续相关部委及地方也会召开系统会议，对国府提出的19项接续性政策进行动员和推进落实，全国范围内应会再次开展一次类似开门红的秋收行动。

　　（二）明确提出派出督导小组赴经济大省联合办公

　　本次会议明确将派出稳住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由国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若干经济大省联合办公，提高审批效率，显然这带有明显督导性质，也即亲自督导重要重大项目快速落地、推动落实19项接续性政策。

　　实际上，5月的33项政策出台后国府亦明确派出12个督察组，这些均是为了推动相关政策加快落地、推动地方将稳经济工作纳入督查和服务范围。

　　二、详解19项接续性政策

　　（一）增加3000亿元以上政策性金融工具额度和5000亿元专项债限额

　　1、会议提出要在3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基础上（3000亿专项建设债重现），再增加3000亿元以上额度，同时提出要用好5000亿元专项债地方结存限额（10月底前发行完毕），也即两个工具合计新增的额度为8000亿元。

　　2、今年6月1日与6月29日的国常会分别提出要调增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以及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筹资3000亿元，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

　　本次新增3000亿元额度，相当于政策性金融工具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额度合计达到了1.40万亿元（包括8000亿元信贷和3000亿元金融债）。

　　3、政策性金融工具既可以为项目注入资本金，也可以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因此政策性金融工具与专项债在支持基础设施方面是对应的。也即这里的3000亿元新增政策性金融工具额度与5000亿元专项债限额是对应的，前者起到撬动专项债和其它资金的作用。当然，我们之前曾指出专项债限额体量最大还有1.55万亿，这意味着如果5000亿元限额不够用，后面还有可能新增。

　　（二）再次提及LPR，意味着LPR可能会从两方面进行调整

　　会议提出要持续释放LPR改革和传导效应，降低企业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8月18日的国常会亦提出要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这意味着在8月22日将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下调5BP和15BP至3.65%和4.30%之后（首套房利率最低降至4.10%），后续LPR报价方式仍有可能继续调整。具体方式可能如下：

　　1、在不调整政策利率（7天OMO和1年期MLF利率）的基础上（降息又来：央行年内第二次下调政策利率），单纯下调LPR，压缩MLF与LPR直接的利差空间，即压缩报价利差。这种方式的本质实际上是金融向实体让利。

　　2、引导压缩实际发放贷款利率与LPR之间的利差，通过提升LPR减点的比例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实际上，今年1-6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采取LPR减点的比例分别为24.15%、27.19%、25.42%、24.79%、28.40%和29.80%，因此预计后续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为LPR减点的比例应会在30%以上。

　　（三）穷尽地方手段：允许地方“一城一策”灵活运用信贷等政策

　　会议提出要允许地方“一城一策”灵活运用信贷等政策，合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这相当于是进一步鼓励各地在化解地产行业困局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举措，而这里的举措应主要指利用房贷利率和首付比例下调、额度调整等政策，表明中央对地产行业宽松政策的容忍度在上升，即首先要穷尽地方手段。

　　（四）其它政策

　　除以上三大政策外，其它政策简要如下：

　　1、核准开工一批条件成熟的基础设施等项目，防止资金挪用。先前的大盘会议便提出要推动一批论证多年条件成熟的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各地要把项目捋一捋（特别是长期论证的项目），各部委要在审批方面给予配合。

　　2、出台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和投资，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3、为商务人员出入境提供便利，这个在之前印尼总统访华时已有风向。

　　4、对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缓缴一个季度。

　　5、鼓励地方设立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该政策目前在部分地区已经设立，目的还是要撬动银行信贷资金。

　　6、支持中央发电企业等发行2000亿元能源保供特别债，在今年已发放300亿元农资补贴基础上再发放100亿元。

　　三、全年3%的经济增速应是底线，预计全年实际经济增速很难超过3.50%

　　（一）今年7月政治局会议已经淡化了经济增速，而在5月25日的会议上，高层明确表示不接受全年3%以下的经济增速预测，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3%似乎应是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政策底线。三个理由如下：

　　1、在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也实现了2.20%左右的经济增速。而在较为困难的1989-1990年时期，中国经济亦分别实现了4.20%和3.89%，较同期美国分别高出0.53和2.00个百分点。因此今年的经济增速要明显超过2020年，大致的意思是不能低于3%。

　　2、中国经济增速在绝对值水平上不能低于同时期的美国。一旦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低于3%，45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始终在绝对值水平高于美国的纪录将有可能被打破，届时很多问题将变得复杂和微妙。

　　3、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表明自2021年起的五年和十五年时间里，中国年均增速应在5%左右，如果2020年和2022年的经济增速均在4%以上，则上述目标实现的难度无疑会比较大。

　　（二）先前我们预测全年经济增速应在4%附近，其假设前提是2022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在5%以上、三季度经济运行整体平稳。但依据目前情形来看，下半年实现5%以上的经济增速难度比较大，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速很难超过4.50%，基于此将全年实际经济增速下调至3.50%左右，很难超过3.50%。

　　四、后续宏观政策出台应汲取先前的经验教训

　　5月下旬推出的系列政策支撑了6月数据经济金融数据的修复（守住了底线），而7月数据的集体滑坡则倒逼本次19项接续性政策的出台（重陷泥潭）。

　　我们认为，宏观政策的出台退出逻辑是需要反思的。自6月下旬起，官方及一些学者便通过媒体开始不断向市场释放“经济可能会过热”“支持性政策应保持一定克制”以及“防风险更重要”等信号，呼吁市场应为政策退出做准备，印证了国内宏观政策存在“出台时较为克制”“退出时较为积极”以及“出台与退出之间缓冲时间较短”等弊端，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基本面运行产生了扰动。

　　某种程度上，国内经济基本面的运行现实及特征表明，支持性政策在出台时应更为果断，退出时则应保持克制，加强预期管理，避免政策在节奏上的微妙变化对预期产生不必要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