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楼：西方政治领袖缺位 中国面临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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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乌战争和后疫情时期的经济衰退、难民潮、粮食与能源危机背景下，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正直、果敢、有远见和有能力的领导人发挥引领作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的议程基本上被俄乌议题主导，而合作抗疫、保障粮食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议题则被置于次要层级。德国甚至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倒车，重启煤电并要彻底废除2035年碳中和目标。即便是俄乌议题，西方也没有人赶站出来高调谈及外交选项，并都竭力避开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俄让步的信息。99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近日感慨，“当今西方领导人当中缺少二战后戴高乐、尼克松和撒切尔等那种有才干、有魄力的政治领袖”。

　　突发的不确定性

　　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在内阁倒戈中黯然请辞，标志着美英领导人特朗普式的领导模式暂时告一段落。这种领导模式的显著特征是迎合民粹、挑战西方传统价值观与道德标准，并伴随着谎言与丑闻。随后震惊世界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被刺杀，西方领导人纷纷表达深切哀悼，并对安倍晋三给予很高评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国家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悼念，称安倍晋三是一位转型性政治领导人。

　　诚然，特朗普、约翰逊算不上政治家，他们并未在西方事务中担任积极的领导角色。安倍晋三作为日本政坛保守派的灵魂人物，虽然抱有让日本“国家正常化”、使其成为地区第一大国的政治野心，但最终仅是在美国的掌控和庇护下寻求一些突破。加上日本周边地缘政治摩擦和历史遗留包袱的束缚，安倍晋三等日本领导人展现领导力的空间有限。

　　这两件突发事件彼此没有联系，但他们的离开凸显了西方所面临的领导力现实困境。

　　在基辛格看来，优秀的领导人对过往有深邃的认识，并有能力感知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在他的新书《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项研究》中，基辛格提到，“领导人或领袖（leaders），往往聚焦两个轴心进行思考和行动，一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轴心，二是永恒价值观和被领导者志向之间的轴心。他们必须平衡好自己从过去事物中汲取知识与自己凭直觉预判未来之间的关系，后者本质上就是一种推测，具有不确定性。而正是这种对未来方向的直觉把握，引领领导人设定目标和战略。

　　当今国际社会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在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中扮演积极、强势的主导角色。但当前西方领导人，都存在弱势、不值得被信赖和不足以鼓舞士气的问题。

　　美欧体系中“诸侯”势弱

　　美国国内的极化斗争仍在延续，国会针对“1·6国会山暴动事件”的调查与听证正在推进，参议院民主党人有意借此彻底否定特朗普，防止其2024年卷土重来；法国也愈加分裂，连任后的马克龙在议会失去了绝对优势，内政受到极端右翼势力更多掣肘。法国“黄背心运动”以来的社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随时有被激化的可能；德国则陷入了迷茫，或许是默克尔在任时出色表现设置的领导力门槛太高，朔尔茨难望其项背，内政外交表现均不及国内外预期。尤其在俄乌问题上，朔尔茨在决策方面显得犹豫不决。

　　脱欧后的英国也是随波逐流，包括约翰逊在内的三位保守派首相上台时意气风发，但都被迫提前结束任期。目前，英国通胀率高达9%，劳工群体已经开始抗议。英国接下来将经历两个月的首相争夺战，接替者不得不接过约翰逊留下的政策遗产，包括高通胀、经济衰退、挺乌抗俄政策，以及和欧盟围绕北爱尔兰议定书的争端。

　　俄乌冲突后，欧盟的民意支持率升高，但至今无法提供有效的冲突解决方案，内部围绕难民、能源和债务等问题的分歧一直存在。法德单方面和普京的接触，也被指抛弃价值观，破坏欧盟的外交团结。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领导人在国内经济衰退和援乌问题上同样也遭受到国内民众抗议与批评。

　　在印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领导人更迭尚处于新的磨合期，基本唯美国马首是瞻。在中东，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联合政府已崩溃，年内将举行近四年来的第五次选举。而从拜登本周中东之行的目的来看，巴以问题和伊朗核问题基本被搁置。他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需要在捍卫美国价值观和谋求实际经济利益（即劝说沙特增加石油产量）之间微妙平衡。

　　西方领导人目前面临同样的挑战：抵抗经济全球化势头下的民粹主义，捍卫西方民主价值观，应对俄乌战争和经济衰退。而西方国家面对新形势下新挑战所展现出的无力感，主要还是体现在美国和美国总统拜登身上。

　　拜登的弱势是主因

　　欧洲接连遭受由英国脱欧和俄乌战争带来的打击，是美国展现领导力的绝佳时机。拜登政府通过俄乌冲突强化了北约对欧洲事务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但在解决危机方面，美国和北约除了军援，可用工具有限。拜登出于对直接与俄罗斯军事对抗的担心，以及国内选民的反战情绪，采取了“幕后领导”的方式，鼓励盟友加大施压与制裁力度，甚至寄望中国改变中立立场。

　　但现实是，西方制裁加速了俄罗斯多年所寻求的能源贸易“去美元化”，卢布也没有像欧元那样贬值。欧洲国家也开始担心，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有可能落入不法分子手中。俄乌战争持续加剧的高通胀正不断侵蚀拜登在国内的执政信誉。拜登在外交解决和军事援助之间艰难徘徊与取舍。

　　拜登的支持率已经降至33%。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联邦机构的信任度也在持续下滑。盖洛普7月初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白宫、国会、法院、媒体、银行、教会和高科技企业的信任度已经下滑至27%，比2014年水平下降了3个百分点。

　　拜登弱势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这和拜登年龄、性格和领导风格有关，他行事决策注重稳中求进与特朗普的激进方式不同，更没有触碰宪政红线。但也正是这种四平八稳的领导模式，反而让美国选民逐渐对他失去了信心，因为美国多年积弊，包括特朗普遗留的问题（比如最高法院的右翼化和对枪权、堕胎权的否定性裁决），绝非拜登一人之力所能解决。

　　拜登在别无他计的情况下，大多情况下只能延续特朗普时期的政策。比如，拜登在对华关税决策中的犹豫与顾虑，也能体现他在国内的政治弱势。

　　拜登上台后的第一要务和奥巴马当年上台时一样：重振经济、修复美国形象与领导力。但拜登仅停留在修正前任政策弊端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疫情和俄乌战争带来的高通胀，迫使他必须展现出更多的魄力与智慧。到现在为止，拜登的表现不尽人意。

　　拜登的疫情纾困和经济刺激方案，是白宫在危机时刻理应采取的举措，所以拜登从中得到的政治红利并不多。而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乱局，反而令美国在盟邦中的信誉受损、令拜登的领导能力备受质疑。他最早推出的以“工薪阶层”利益为主导的外交政策路线，也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他推迟出台的印太战略也基本继承特朗普时期的模板，对华关系定位上也未摆脱意识形态歧视和价值观路线。其中印太经济框架（IPEF）犹如空中楼阁，尚难给地区国家带来实质利益。

　　舆论普遍认为，民主党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中丢掉国会控制权，拜登明年将成为跛脚鸭总统，进而导致他在未来2年的内政上更加难有作为。

　　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任何关于保持和中国合作的声音都有可能被忽略，或者被美国压制。荷兰和比利时两国领导人在今年马德里北约峰会上反对将俄罗斯与中国捆绑，强调欧盟和中国的合作关系。比利时首相德克罗认为，欧盟不应该像对待俄罗斯那样去对待中国，必须要从不同的维度去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但这种来自弱势领导人的声音很难成为主流。在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两大全球挑战面前，美西方并未积极寻求和中国的合作，反而侧重于政治施压和外交指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末会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时，还在尝试让中国调整对俄立场，宣称中国的中立立场站不住脚。当西方领导人在国内处于弱势的时候，往往会对外展现强硬姿态，美国、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就能体现这一特点。

　　日本在安倍晋三身亡后，自民党反而更加团结。在上周末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胜，取得了“修宪”所需的议席数，岸田文雄的政治地位也得以加强并开始树立新的威望。日本带给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挑战只会更加严峻。

　　2022年7月11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到访东盟秘书处并就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发表政策演讲。

　　中国此时更应该谋定后动，调整好自己的应对策略，做好长期的战略布局。首先，中国应该坚持在俄乌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其次，在管控中美关系的同时，加大与印太、欧洲等地区国家的多边外交，通过RCEP和CPTPP等安排，推进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多边贸易合作。王毅外长此次在G20外长会期间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外长的会晤，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今年11月泰国APEC会议和印尼G20峰会也是推进多边外交很好的契机。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上，美国和德国都出现了倒退。美国最高法院最新裁决限制了政府部门监管碳排放的权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很难兑现减排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抓住时机，一方面通过气候治理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助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在中国国内，应当处理好科学防疫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管控金融风险、注重民生保障，塑造中国下阶段对外博弈中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