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明察：警惕这个国家，已刻不容缓！

lameihua

　　（1）

　　日本最近外交进入空前的活跃期，而且针对中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动作也越来越大。我们需要给以高度的警惕，这个邻国也正在下一盘大棋。

　　虽然它单独的实力不够，但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之强、图谋之大，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就不难察觉。

　　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基础。随着美国日益频繁打台湾牌的同时，日本也亦步亦趋，很多时候表现得比美国更为激进。

　　2021年3月“日美2+2联合声明”首次提及台湾，2021年7月，日本副外相麻生太郎还公然称“日美必须共同保卫台湾”。

　　此后，在2021年的七国峰会、日本-欧盟峰会、日本-法国2+2会议、日本-澳大利亚2+2 磋商、美日韩三边部长会议联合声明，以及在日本与英国、日本与德国进行领导领导人会谈时，均是言必称台湾问题。

　　日本“2022年外交蓝皮书”5次提到台海问题，与前五年的版本相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最近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打算“最快于今年夏季”，派遣防卫省现役官员“常驻台湾”。

　　日本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场合把台湾问题作为必谈项，还不只是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那么简单。

　　日本对台湾问题上的动作，和日本对于中国的定位发生的变化有关。

　　如果说世界上最不希望中国强大的国家，日本必居其一。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日本对中国的心态就越趋向对立。

　　2022年4月，自民党政调会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提案中，首次将中国定位为“重大威胁”。

　　在该提案中，日本还公开提出干预台海、东海、南海的立场，在军事上“呼吁各国共同钳制中国”，日本还要拥有打击敌国指挥中枢的“反击能力”，指向性明显。

　　提案还提出未来5年防卫费倍增计划，建议将军费的GDP占比从1.24%提升至2%。如果实现了，等于日本走出实现政治正常国家和军事大国的重要一步。

　　日本现在不但成为美国围堵中国在亚洲最得力的帮手，而且，日本还是很多针对中国计划的倡议者。

　　美日澳印四国机制，最早是2006年安倍在首次执政前的建议；2013年，安倍在美国演讲时提出：“在印太世纪，日本和美国应该联为一体”。2016年安倍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比美国2017年正式制订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要早一年。

　　日本也在加强同北约国家的合作。

　　日本和英国签署了新防务协议——《互惠准入协定》，该协定将深化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

　　日本和德国这两个二战的发起国，关系也在走近。这两个国家都在借俄乌冲突增加军费，扩充军备，被压制的军事潜能在破除封印，野心也会随之膨胀。

　　日本作为“北约的忠实合作伙伴”，首相岸田文雄将于月底出席北约峰会，还考虑在峰会期间举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领导人会谈，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

　　日本异常活跃的外交，针对性很强，都围绕着旁边的东方大国。

　　日本做所的这一切，都围绕着日本想成为正常大国，变成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目标。但日本不是想办法加快自身发展，而是和美国一样，把机会寄希望于遏制邻居发展。

　　日本的野心最为露骨的表现，是现在右翼炒作“核共享”议题。

　　日本的异动，也是世界进入百年大变局的现象之一。

　　世界百年变局开始加速，日本既感觉到了危机，又感觉到了机会。他既感觉紧张和不安，又感觉到兴奋异常。

　　这种矛盾心理，既与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复杂性有关，也与日本特别复杂的民族心理有关。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长期严峻的自然条件与生存环境，形成了日本特殊的岛国心态。深入全面研究日本社会文化、解剖日本人多重矛盾性格的《菊与刀》，就对日本人的心理有过经典的刻画：日本人彬彬有礼，却又蛮横倨傲；他们无比顽固，却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他们性格温顺，却又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他们忠诚宽厚，却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他们勇敢成性，却又十分怯懦。

　　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殖民教育很成功，日本就一直充当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支点长达70年的时间还未失控，日本主流精英和主流文化至今对美国整体上还是恭顺而服从的陶笛，与美国人对日本民族性格充分了解之后，措施对症有莫大的关系。美国抓住了日本最核心的一个特点：畏强而不怀德。与其说日本对美国忠诚，不如说是日本对于最强者的畏惧和依附。

　　日本的民族心理之复杂性还表现在几个方面：

　　日本虽然是一个亚洲国家，但从一百多年前的脱亚入欧开始，日本开启了民族西化的过程。一方面日本在心理上很大程度习惯于认为自己已经属于发达的西方阵营，另一方面，他还保留着一些东亚文明圈的特点，形成了日本既开放又保守的民族心理。

　　日本是经济大国和政治侏儒的矛盾结合体。战后日本经济一度成为世界第二，最高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以上，日本的制造业更是给美国以很大压力，企业和半导体让美国产生了危机感。被美国极限遏制之后，日本迎来“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的经济泡沫破裂，日本金融和经济遭遇严重内伤，制造业也开始走了下坡路。但即便如此，现在日本的GDP仍然是世界第三，妥妥的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在汽车制造、半导体材料与设备、机床和机器人等领域具有很强的优势。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背负着战败国的身份，一直是政治上的侏儒，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比较低，基本是以一个美国阵营中的坚定跟随者形象出现。经济的发达与政治地位的不相匹配，也加剧了日本民族心理的内在矛盾。成为政治上的大国，取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一直是日本努力的目标。

　　世界大国梦想与自然禀赋条件之间的矛盾也投射到日本的民族心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亚洲率先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成为亚洲的“世界列强”之一。建立大东亚共荣，成为亚洲秩序的主导者，一直是日本的梦想。二战失败，日本的梦想破碎，但后来经济再次起飞，日本又开始推行以日本为头雁的雁行模式。但遭遇失去的10年、20年之后，日本前进的动力都在逐步衰竭，而后又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的雁行模式也就失败了。日本人似乎没有想清楚，限制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短板，是日本的自然禀赋。日本只是一个岛国，旁边有着中俄这样的大国，日本并不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的自然条件和外部环境。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国内市场容量有限，这些都决定了日本发展的上限。日本不能清醒地承认这一点，无视自己发展的天花板，以为限制旁边大国的发展，就能凸显日本自身的地位，以为依附美国，借助美国的力量，遏制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就可以取得在亚洲国家的突出优势，是现在日本主流圈的想法。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的领先，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在更长的时间内，日本在东亚只能作为一个配角存在，区别是做谁的配角。日本现在是美国的配角，充当美国的棋子。这就是日本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日本宿命。日本对美国再忠心，美国对他的信任也不会超过白种人民族。何况，基辛格就说过：“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是做美国的盟友则是致命的”。诚哉斯言。

　　冷战开始之后，日本长期处于美国势力范围与其他战略板块进行博弈的风暴口。冷战时期是美苏，现在是中美。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世界大国的雄心，却又缺乏成就一个全球性大国的禀赋资源，始终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或者表现得太恭顺，或者表现得太有侵略性，一切看实力。

　　日本的这种矛盾心理，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对中国的心态和关系定位上。

　　在唐宋以前，日本是中华文明比较认真好学的学生。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明，中日关系，开始异变。

　　进入近代史，日本两次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对于中国造成的伤害，为各国之最，而且这个国家就没有认真地反思过。

　　主动反思，也不符合日本的民族个性。尤其在军国主义没有清算的情况下，日本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主动反思历史的可能。只能迫于外部足够的压力，对军国主义历史和现存势力进行清算之后，才有可能进行比较彻底的被动反思。

　　现在阻挡日本清算军国主义最大的障碍还是美国的保护和纵容。美国允许日本的军国主义遗留至今，是要择机把日本的军国主义打造成为美国控制的军国主义，需要时就放出牢笼。

　　正是在美国庇护下，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反而一些重要战犯在战后得到重用。这跟美国喜欢在韩国重用伪军势力，都体现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谁容易被控制，并有利于达到目的，就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约束的大力重用。重用具有政治瑕疵，不得不依靠美国势力才能生存的政治力量，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代又一代习惯于服从美国的势力，以最小的代价控制这个国家。

　　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日本政坛越来越抬头。日本政要越来越没有顾忌地参拜祭奠着日本重要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延续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标志性动作。日本这么做，既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同时，也跟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有关。冷战之后，随着全世界的政治光谱向右整体移动，日本的左翼力量趋向式微，军国主义思潮越来越缺少了制衡。自民党的政治倾向会越来越军国主义化，它在寻找时机死灰复燃，东山再起。

　　日本政要认为，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百年难逢的机会已经来了。它已经确定了目标，那就是蓬勃发展中的东方大国。日本对中国的布局之深，仅次于美国。

　　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民族，反而特别善良大度，唯独对那些不仅不反思侵害中国的历史，而且还在现实中继续做着不利于中国的个别国家，大度不起来。以德报怨，反受其噬，这样的教训太多。坚持道义，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爱好和平，但也要有保卫和平的雷霆手段。只要路不走错，谁也阻挡不了我们。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但我们也要对风险和威胁有着及时清醒的感知和预判。

lameihua

　　（2）

　　（提示：冲突为什么很难避免？）

　　一

　　美国在全世界有三个重要的安全机制：在欧洲的安全框架是北约；中东安全框架是美元的石油结算机制的基础；亚太安全框架是以美日同盟关系为基础。

　　美国的全球霸权就建立在这三个安全框架之上。布热津的“大棋局”，也是围绕这三个安全框架进行谋篇。

　　美国的亚太安全机制，形成于冷战，以前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的扩张。冷战结束了，苏联没了，遏制中国就成为亚太安全框架最重要的目标。

　　而且，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亚太安全框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质就是把亚太安全框架置于更重要的位置，重要到什么程度呢？美国要把军力的60%部署到亚太：

　　2012年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3年，美国新任防长哈格尔又宣布将增加亚太地区地面部队的部署，同时将美国空军60%的海外力量部署到亚太。

　　现在美国正在极力把亚太安全框架升级为“印太框架”，核心还是亚太安全框架，并且更加凸显亚太安全框架在世界格局变化中的重要性。

　　日本本来就是美国亚太安全框架的主要战略支点。一方面亚太安全框架越来越重要，一方面美国需要日本在该框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日本被美国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日本外交特别活跃的外部因素。美国可以直接出面的，需要日本更多捧场。美国不适合直接出面的，可以交给日本。

　　日本是中国遏制东方大国最重要的帮手。现在美国正在按这个定位打造日本。既然美国越来越需要日本，美国就不得不向日本让渡一些曾被阉割的国家主权权力，至少要给日本这样的期待和想象；甚至在美国遇到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日本还有可能被美国进行核武装。

　　日本作为受美国严密控制的国家，自然会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日本政府的利益排序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的：美国重大利益大于日本安全利益，日本安全利益大于日本经济利益。

　　美国利益置于本国利益之上，这是所有未取得完全独立地位的国家共同的命运，即使不想这么做，也要不得不这么做。做美国的朋友，更要有做“耗材”的觉悟。

　　日本当年在美国威逼之下签下“广场协议”，发展的动力遭遇遏制，但并没有见到日本有积极的反抗。日本的发展边界至今都没有超出美国允许的范围之内。日本要做的，就是如何表现得更为恭顺和配合，换取美国更大信任，以扩大美国允许日本活动的范围。这种非同寻常的背后也藏有日本非同寻常的隐忍。

　　同时，日本也“巧妙”地把日本的诉求融入到对美国的配合之中，实现正常国家地位，寻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作为日本外交的两大重点目标，在美国实力依然很强的情况下，日本并不想通过反抗美国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通过积极的配合行为，获取美国更多的信任，借助国际局势的变化，寻找机会。

　　现在，日本认为这个机会已经来了。日本政府4月下旬发布《外交蓝皮书》，开篇部分就明确了日本对国际局势的最新判断：“美国从以压倒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国际形势上支持世界稳定与繁荣的时代。这个世界进入了‘美中竞争和国家间竞争’的时代。”

　　正是出于对时代趋势的认识，日本要在其认为的“美中竞争和国家间竞争”时代，充分借助美国的力量，寻找机会实现期待和谋划了70年的国家正常化和政治大国地位。

　　美国这几年针对中国组织了很多小圈子，日本并不是一味被动地加入，也在主动地借助美国力量进行谋划。

　　日本主动提出针对中国的战略，当然也有“一石二鸟”的目的：既通过美国遏制中国，又通过中国消耗美国。无论是亚太安全框架，还是印太安全机制，日本在配合美国，日本也在利用美国，促成中美相争，实现日本得利。

　　日本想实现国家正常化和政治大国地位的目标，中美哪个国家的力量太强，都不是日本想看到的。中美之间的力量互耗越严重，日本的地位就越重要，美国就不得不向日本交付更多的利益，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希望就越大。

　　配合美国只是日本的手段，但并不是目的。这样的表现才符合《菊与刀》对日本国民性的刻画：他们性格温顺，却又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他们忠诚宽厚，却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

　　在中美实力出现逆转之前，日本会继续选择站在美国一边。这符合日本恃强的本性。

　　二

　　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又把自身定位为海洋国家，选择站在海洋国家阵营，寻求对大陆国家的遏制。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与英国有同样的岛国心理，并不认同共谋发展的“亚洲共识”，本质是内心并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陆权国家出现，更不希望亚洲大陆国家实现经济一体化。日本学习英国在亚洲推行“大陆均势政策”、扮演亚洲的“离岸平衡手”角色，在中国还未实现民族复兴之前，这是日本必然的选择。但亚洲毕竟不同于欧洲，欧洲不存在超大块头的国家，在亚洲搞“离岸平衡”的难度只有在中国还未强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日本为此执行“远交近攻”策略。同时日本深知自身能力的不足，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热衷于建立各种不同的小圈子。2006年由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提“自由与繁荣之弧”，提出把欧亚大陆外围定义为“自由与繁荣之弧”，要以日美欧共享的“普遍价值”，联合亚欧大陆的外围国家，针对目标国家、形成“自由与繁荣之弧”。

　　同理，2013年，日本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和2016年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也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在地缘策略上，日本深受马汉“海权论”以及斯皮克曼“边缘地带”学说的影响，宣称“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海洋国家”，要联合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国家一起围堵亚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国家。日本的排他性“海权论”主张日本的国家对外战略优先课题是对付来自“大陆国家”的威胁，中国首当其冲。

　　三

　　虽然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前两次日本赌国运已经大不一样，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日本现在同样面对着深刻的内部危机。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很快就面对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资本主义难题。1890年，纺织业就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史》（第1卷，P74），“觊觎朝鲜和中国市场的纺织资本与其他一部分产业资本，以及与这些产业资本相关联的商业资本，都一致希望扩展政治力量对付中国，甚至希望根据情况采取军事压力。之后，越来越强烈要求天皇势力发动军事行动。”日本投入国家财政收入的60%发展海军、陆军，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这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危机。

　　1933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进入“大萧条”时代，日本也被卷入到危机当中，经济濒临崩溃，国内矛盾尖锐，对外发动战争就成为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和转移内部矛盾的主要办法。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国高速发展的“十年黄金时期”，日本为了解决国内危机，同时也不想坐视中国发展壮大，发动了第二次“国运相赌”的战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军事又是政治的延伸。日本国内遇到严重危机时，日本都选择了通过战争暴力手段夺取外部资源、开拓外部市场，缓和国内危机，转嫁国内矛盾。

　　现在的日本没有当年针对中国的国力优势，但日本国内的经济问题严重程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加重。从上个世纪90年代算起，日本已经失去了“三十年”，但就日本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看，现在依然不是日本“失去”的终点。日本经济遇到了很大麻烦。

　　其中，最大的麻烦是日本的经济总量变化不大，但日本的制造业实力距离颠覆时期下降严重。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经济地位主要依赖日本的制造业实力。目前，虽然日本还在一些行业领域还保持着很强的竞争力优势，但随着中韩的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日本保持领先的行业越来越少，是不争的事实。从整体看，日本制造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盛极而衰，经过三十年，日本从电视、通信、计算机、手机等产业细分领域全面败退。NEC、索尼、东芝、松下、夏普这些耳熟能详的制造业终端品牌的衰落，标志着日本制造业黄金时代的终结。虽然现在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的制造业强国，但优势产业已经大幅收窄，目前前几行业是汽车业、机器人、机床、半导体材料与设备，而且日本的制造业更多向产业链的中上游退守。

　　一个国家强大的制造业理想状态是不会放弃下游的终端品牌的。拥有强大的终端品牌，不但会影响着供应链，而且直面消费者需求，可以更快地对需求变化作出反应。终端品牌的衰落，早晚会影响到产业链中上游的优势。

　　而且，日本制造业近年来爆出的丑闻不断。日本三菱公司“燃效门”造假，对燃效数据进行篡改，竟然涉及1991年以来销售的所有车型。日本高田公司生产的汽车安全气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也是隐瞒长达二十年。神户制钢所篡改质检相关证明，伪造了强度和尺寸等数据。日本三菱电机质检造假……日本制造业造假行为已经不是局限于个别企业，不是个别现象，原来赋予日本制造业的光环，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破灭了。

　　日本经济面向未来的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手中的牌不多。虽然在机器人等局部领域也有领先优势，但已经失去整体上的主动权。日本在新一代通讯标准与技术，互联网、信息化等关系到未来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领域整体上只能用“乏善可陈”进行概括。

　　从新经济领域看，日本已经掉队，看不到未来。从传统产业看，日本的竞争力在下降，维持现状都难以做到。再看看旁边，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的大象，经济面对中国的规模优势早就没有了，技术优势却在快速衰减。

　　日本现在最大的产业汽车制造，前景也不乐观。很多国家已经确定了传统燃油车的退市时间，未来是新能源汽车的世界。日本的优势集中在传统燃油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美处于第一阵营，而且中国已经形成最完整的产业链，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占到世界一半。如果在新能源汽车时代，日本失去汽车制造业的优势，日经济将受到重大的打击。

　　经历过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经济的问题传导并集中表现在金融领域。

　　最近日元贬值严重，固然有日本央行在美元升值周期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下降在货币汇率上的体现。这个实力下降突出表现在，日元的汇率下降了30%还多，却没有带来出口超高速的增长，而且进出口逆差更大了。日元大贬值情况下，日本已经连续10个月维持外贸逆差，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制造业能力的下降程度有多么严重。

　　而且，这样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日元汇率贬值，连创24年来的新低，意味着日本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大幅提高，考虑到以美元计价的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大幅涨价，再加上日元贬值30%以上，日本国内制造业的成本大幅提高，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石油价格甚至增长300%以上。这对日本制造业成本形成巨大的压力，减少日本企业的利润，降低研发投入，影响到未来的技术和产品竞争力。

　　日本放任日元贬值，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日本是世界上负债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之一，2020年，日本的负债率达到267%，是美国负债率130%的两倍。日本一年的财政收入才有60万亿日元，支出却高达110万亿日元，可见赤字有多大。日本国债规模1200多万亿日元，升息1%，利息就是12万亿日元。升息5%，日本的财政收入除了支付利息就不能干别的了。日本央行把控制日元收益率曲线放在最优先位置，只能靠开动印钞机，购买市场抛售的国债，维持收益率保持在零左右。这样日本与美国的利差就越大，日元就越贬值。日元贬值如果不能改变经常项目的逆差，日元会继续贬值。贬值多了，日元维持多年的国际避险货币地位就动摇了。

　　从制造业到金融，目前没有看到日本找到办法走出老龄化少子化社会状态下的问题和危机。依靠印钞机维持社会运转，早晚有信用透支完毕，系统崩溃的那一天。未来随着中国的产业化升级，日本的产品竞争力会进一步下降，日本越来越依靠印钞机，就会越来越快的走向崩溃。

　　虽然日本没有和美国一样高通胀，日本和美国都得了同样的病，制造业能力下降带来绝对实力下降，又要面对着东方大国的实力上升带来的相对实力衰减。

　　日本和美国一样，没有从自身寻找问题的根源，而是把问题归责于外部原因，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也把解决问题的出路寄希望于遏制他们认为的对手。美国认为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就要遏制最强的战略竞争对手。日本为找回失去的三十年，要在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就需要遏制亚洲最重要的对手的发展。在目标选择上，美日实现了重合。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日本甚至比美国还要积极，日本对中国再次崛起的容忍度甚至比美国还要低。

　　四

　　日本可以接受美国强大，但接受不了中国强大，这种心理还有历史因素。在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开始，日本就瞧不起昔日的“中央帝国”。抗日战争虽然中国也是战争国，但日本并不认为它败给了中国。即便是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让美欧列强都不得不接受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站起来了，日本政治主流对中国的轻视依然存在。

　　一直到中国真正强大到让日本心悦诚服，让日本人跟接受美国的强大一样之前，日本人都接受不了、容忍不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当中国还不够强大时，日本会把中国的强大视为对日本的威胁。只有当中国足够强大时，日本才会认为中国的强大是理所当然。在此之前，日本不想放弃机会，他们要借助美国以及整个美西方的力量，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

　　日本在近现代史上，两次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固然有中国国力衰弱的问题，但都是在中国没有对来自日本的威胁给予足够重视的情况下发生的，主观上存在的轻视和侥幸心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日本现在有没有第三次打断我国发展进程的想法？这已经不是个问题，只要我们麻痹大意，只要给他足够的机会。

　　为了更大利益，日本会敢于冒险。这个国家历史上就有赌国运的传统。

　　无论是从历史的经验，还是根据现实的状况，我们都不能低估日本，否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