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楼：左翼化潮流再次冲击美国“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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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美国“后院”拉美危机的讨论近年较多，且自小布什执政后期开始就一直存在。随着拉美自主化道路的发展以及美国地缘战略的频繁收缩与调整，美国的“后院”危机开始呈现新的特点。尤其是美国之前倚重的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左翼势力掌权的现实和势头更令美国头疼。

　　上周结束的美洲峰会期间，有关美国如何守住后院的声音也很多。虽然拜登推出了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领域象征性的合作举措，但尚缺乏实质性的承诺。拜登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拉美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仍处于很低的位置。更何况，拉美国家各自也有自己的议程和关切。

　　近两个世纪以来，门罗主义一直是美国的美洲政策基石。

　　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宣布“若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进一步对北美或南美的土地进行殖民，对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政权进行干预，都将是侵略行为，美国政府必将介入”。1850年，“门罗主义”的说法开始出现，自那以后，美国就将拉美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通过门罗主义对拉美进行经济资源、军事和政治上的管控。

　　20世纪初，老罗斯福和小罗斯福对门罗主义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把任何殖民拉美的企图以及通过武力从拉美国家收取债务的做法均视为美国的“国安威胁”。尤其在冷战期间，为了对抗苏联和左翼势力在拉美的影响力，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总统肯尼迪借门罗主义要求苏联将导弹撤出古巴。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拉美后院的管理就开始失去兴趣，或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不会丢掉拉美。911恐怖袭击的发生，让美国聚焦中东，对拉美更是失去兴趣。

　　1994年在迈阿密举行的第一次美洲首脑峰会，美国曾提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概念，但相关谈判进展缓慢，最终在2005年因为委内瑞拉（查韦斯执政时期）、阿根廷（基什内尔执政时期）和巴西（卢拉执政时期）的反对而失败。这一贸易区是美国想在西半球打造的能与欧盟对垒的含8亿人口的最大自由贸易区。

　　但自从该谈判崩盘后，从奥巴马、特朗普，到现在的拜登，再也没有推出整合美国和拉美合作的宏大项目计划。

　　2011年1月1日，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会晤当时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奥巴马上台后宣称“门罗主义”终结，采取务实主义态度缓和与拉美左翼的关系，包括和古巴复交和改善同委内瑞拉的关系，同时倚重拉美合作，打击贩毒、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等问题。然而，当时美国整个战略重心仍在中东且正在转向亚太，导致奥巴马政府在拉美的努力未取得实效。因此拉美国家认为，奥巴马对拉美外交过于表面和形式化（多次派拜登和希拉里到访），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事实上，美国的门罗主义从未终结，同时美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导向仍在拉美起作用。

　　“逢奥巴马必反”的政治素人特朗普上台后，加大了对拉美的关注，但关注的方式是负面的，主要为解决自身面临的贸易和移民问题，比如修筑美墨高墙、重谈北美自贸协定，以及要求美国企业撤出墨西哥等，引发拉美国家的担忧。尤其在国会极端右翼势力的影响下，特朗普推翻了奥巴马时期针对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左翼国家的缓和政策，选择从意识形态对抗的视角抹黑和孤立拉美左翼国家。

　　拉美诸国对美国门罗主义早有不满，因为该主义实际上就是美国在拉美霸权的体现，即便是盎格鲁撒克逊语系中，美洲一词似乎更多偏向美国或美国人，而非拉美人民。1999年，以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倡导“玻利瓦尔革命”为标志，拉美开启了“反美”潮流，随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左翼政党开始赢得选举，诸如南美洲国家联盟（ UNASUR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等区域性多边组织也相继成立。美国“后院”危机开始被广泛讨论。

　　除了美国国内政治催动的拉美政策变化以外，拉美国家内部的变化最为显著。

　　以2018年左翼候选人奥夫拉多尔（Lopez Obrador）当选墨西哥总统和2019年左翼政党联盟“大众阵线”（Frente de Todos）候选人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赢得阿根廷大选为标志，拉美迎来新一波左翼浪潮。2020年，玻利维亚前经济部长、“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候选人路易斯·阿尔塞赢得大选。2021年，力推将左翼思想带入秘鲁保守社会的候选人佩德罗·卡斯蒂略赢得大选。在智利，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在洪都拉斯，左翼政党候选人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当选总统。

　　1999年查韦斯时期至2022年拉美国家左翼掌权变化态势

　　在墨西哥，奥夫拉多尔上台后致力于社会和政治改革，包括将本国锂矿产业国有化和推动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计划，以及对Pemex（墨西哥石油公司）和CEF（墨西哥的电力公司）进行现代化改造。上周奥夫拉多尔带头抵制拜登主持的美洲峰会，凸显墨西哥的外交独立和地区大国野心。

　　在哥伦比亚，左翼候选人古斯塔沃·佩特罗在第一轮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40.32%的得票率，远高于第二位的独立候选人鲁道夫·埃尔南德斯（28.19%）。如果在6月19日的第二轮投票中，佩特罗胜出，哥伦比亚将会“变色”，打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右翼掌权的局面。而且，两人的竞选路线也基本上与近年其他拉美国家选举风格类似，体现民粹和反建制色彩。

　　巴西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目前的支持率也保持领先，如果和佩特罗一样，也能赢得今年下半年的选举，那么拉美人口最多的七个国家（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和智利占南美80%的人口）将由左翼领导人统治。

　　这将是拉美历史中的重要转折。

　　这种转折的最大特点是，“抵制美国”或“反帝国主义”将成为拉美多国争取国内支持及维持执政合法性的手段。

　　比如，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这次带头抵制拜登的美洲峰会，除了寻求墨西哥在拉美世界的引领地位以外，就是要通过抵制美国为2024年大选争取选票。即便是巴西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也会选择抵制美国来争取选票和巩固执政。

　　除此之外，拉美地区对世界局势演变的判断，也愈加主动。拉美的左翼领导人，清晰地察觉到美国从中东艰难、仓促撤军中所体现出来的领导力衰变。对于拜登政府想要在推动乌克兰代理人战争的同时，开展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地缘战略博弈，拉美国家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并不想卷入美国的地缘博弈陷阱。这一点从此次美洲峰会的不欢而散就可以看出。

　　另外，拉美的地缘优势和经济体量也吸引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域外国家的投资。比如，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与贸易也让区域合作更加有活力。通过金砖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拉美推行公平和平等的合作关系。美国也因此将部分拉美国家“脱美”归咎于中国等域外势力。从拜登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开始，美国就在拉美防范中国。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访问拉美16次，拉拢和防范并重。

　　但是，从当前拜登政府的人员配备和外交布局来看，拜登并没有兴趣出台有效的拉美战略和投资计划，这就免不了重走奥巴马老路。他的团队对拉美的关注度甚至可能不及奥巴马执政时期。

　　为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的需要，拜登政府更注重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韩等传统盟友以及和印度强化关系。对于拉美，拜登只有两个视角，一是中期选举前迫于共和党压力和批评，和拉美国家商讨解决毒贩、难民或非法移民等现实问题；二是出于加大对俄罗斯围堵的需要，争取拉美支持。但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从美洲峰会的结果来看，拜登联合拉美、南亚和中东打造抗俄阵线的尝试已经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