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中国生物制品发展简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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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防疫处：藏好设备等解放

　　历史上的“民国三大防疫处”，指的是直属国民政府卫生署的北京中央防疫处，兰州的西北防疫处和归绥的蒙绥防疫处。其实，只有两大防疫处，蒙绥防疫处是生产兽用防疫制品的，1935年8月成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奉命南迁，除代理处长齐长庆等人先期安全撤走外，其余人员和设备在撤离半道被日伪截回，蒙绥防疫处便名存实亡了。

　　1941年，其寄生于兰州的部分与西北防疫处的兽用药部分，全部划归农林部兽医防治处。西北防疫处成立于1934年8月1日，位于兰州小西湖。“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 “开发西部，建设边疆”的设想。

　　作为这个设想的一部分，1933年，国民政府卫生署派张祖芬、刘毅民等来兰州，准备设立卫生实验处。1934年初，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宋子文与“国联”防疫团的医生史丹巴博士（南斯拉夫人，共产主义者）到西北视察，发现白喉、猩红热、伤寒等传染病在西北广泛流行，而且兽疫、牛疫猖獗，牲畜死亡极多。

　　视察归来后，卫生署于1934年3月呈准行政院，筹设西北防疫处。西北防疫处建成后，名义上由时任中央防疫处处长的陈宗贤兼任处长，实际上由陈文贵代行职务。陈宗贤并没有来兰州上任，筹建工作是由陈文贵和杨守坤主持的。

　　陈文贵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微生物学家和生物制品专家。1926年，他在湘雅医学院因参加反对军阀的学生运动，险被开除，后与弟弟陈文镜到北伐铁军叶挺部—国民革命军第24师，当起了军医。1927年，俩人随第24师参加了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后，他到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部继续深造，192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北上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任病理科住院助理医师，致力于细菌血清领域的研究。

　　历经4年，著有5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的《实验生物学》《医学会刊》上。他本已被导师推荐去美进修病毒学，并取得聘约，但因驳斥导师对日本侵略者的幻想而受到冷遇，聘约被解除，被排挤去筹办西北防疫处。在陈文贵和杨守坤的主持下，西北防疫处筹建工作按期完成。

　　成立之初的西北防疫处设立人疫、兽疫两科。人疫防治部门由陈文贵主管，制造霍乱和伤寒疫苗；兽疫部门由杨守坤主管，开有兽医门诊部，制造部分兽用血清疫苗，主要有牛瘟脏器苗、牛瘟血清、二号炭疽芽孢苗、鼻疽菌素等，年产量40—60万毫升。

　　西北防疫处的建立，开了我国西北地区用现代生物技术防治人、兽传染性疾病的先河。但是，设立西北防疫处的宗旨是把防兽疫摆在前面。

　　鉴于经费紧张，1935年春，陈文贵到南京去找陈宗贤。陈宗贤却让他放下兰州工作，与齐长庆一起去筹建蒙绥防疫处。处长仍由陈宗贤兼任，由齐长庆代理。1935年底，陈文贵被软禁，罪名是“思想左倾……”，所幸傅作义出面担保，才逃过一劫，但不得不告别蒙绥防疫处。

　　陈文贵此后的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比如他在常德找到日军空投鼠疫杆菌的铁证，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史称《陈文贵报告》）。

　　抗美援朝时，他在朝鲜搜集到美军空投的昆虫标本等，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揭露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归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后来他还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院士）。

　　1952年8月3日，陈文贵（前中）与朝鲜中央卫生试验所细菌部鼠疫室同事的合影。

　　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部分）

　　与中央防疫处一样，抗战时期是西北防疫处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人把华北一带控制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所以都涌向西北去，那时去了一大批免疫学家、微生物学家。共近500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98人。

　　时设两科、四室、十九组，还先后开办了洮南牧场、平凉制造所和成都制造所。因为种种原因，西北防疫处虽然人才扎堆，规模庞大，但未能像中央防疫处在昆明那样取得有国际影响的成就。

　　西北防疫处值得大书一笔的，除了筹建者陈文贵外，就是民国时期的末任处长（厂长）齐长庆（在北平中央防疫处分离和培育“天坛株”那位）。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兽医学堂，这所大学是袁世凯办的，其教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人。

　　从学术渊源上说，他属于“日派”。1924年他又被派往日本进修一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任代处长的蒙绥防疫处奉命南撤，他先到了兰州，但后续人员和设备却被日伪半道拦回。

　　有人劝他回归绥任职，许以厚禄，被他严词拒绝。1938年他辞去蒙绥防疫处的代处长职务，受聘于香港协和医药公司，帮助筹建血清厂。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工厂被抢夺，他设法逃离香港。回到北平，他仍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私人小厂生产牛痘苗并作乳酸杆菌研究，借以安身，直到抗战胜利。

　　20世纪40年代的国立西北防疫处，也是后来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前身

　　抗战胜利后，西北防疫处处长杨永年奉命到上海去当接收大员，1945年底齐长庆来兰州接任处长不久，国民政府命令西北防疫处与西北制药厂同时缩小规模，合组为西北生物学制品实验厂，隶属于上海中央生物学化学制药实验处，齐长庆改任厂长兼主任技师。

　　1948年9月，又改为中央防疫处兰州分处，齐长庆为处长。由于经费没有着落，生产难以为继，最后只能靠卖地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齐长庆做出了一个事关单位和个人前途的重大决策，就是拒绝了马步芳要防疫处迁往青海的命令，而是留在兰州准备迎接解放。

　　兰州解放后，西北防疫处回到人民怀抱，解放军代表进驻防疫处接管后，三日内随即开始恢复生产，齐长庆技术人员以及全所职工护厂有功。他们生产的产品随即运送到解放战争前线。

　　西北防疫处前后共四任处长，除兽医杨守坤在1949年9月接受了国民党军政部委任的少将军马防疫所所长职务去了台湾之外，其余陈宗贤、杨永年、齐长庆都留在大陆，后分别担任上海、武汉、兰州三个生研所的所长。

　　长春所诞生记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伪满卫生当局于1934年在长春成立了卫生技术厂，同时在哈尔滨设分厂（即原伍连德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此前伍连德已辞职去上海），两年后分厂被合并于长春。1938年，卫生技术厂划归伪满的大陆科学院，1944年更名为厚生研究所。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向苏军投降，东北为苏军占领。国共两党都看到了东北的重大战略地位，展开了对东北的争夺。在东北不少城市里，出现了既有国民党市长，又有共产党市长的情况。

　　长春是伪满首都，苏军将在长春的伪满机构全部交给国民党长春市政府，其中有一个国民党没当回事而共产党却极其重视的机构，那就是伪满大陆科学院下辖的厚生研究院。

　　厚生研究院被国民党长春市政府接管后，改名为长春卫生技术厂。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进驻长春，立即派政委汪为带人进入卫生技术厂，将国民党接收人员驱走，接管了该厂，明确将其列入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序列。

　　1946年4月发生四平战斗，民主联军为保存实力主动撤出。四平一丢，长春难保，共产党向北撤退时带上了卫生技术厂，先是到了哈尔滨，觉得还不安全，继续撤到了佳木斯。

　　在沈阳接管的武田制药厂（东北制药厂前身之一）等7家药厂也撤退到了这里，于是几家合并，成立东北卫生技术厂。厂设4个科，第一科就是卫生技术科，制造疫苗、血清。东北卫生技术厂，成为我军第一家从敌人手里夺来的生物制品厂。

　　从在长春接管卫生技术厂开始，汪为等人就开始面向社会招工，相当于招技术兵，因为要制造生物制品，应招者的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就是在佳木斯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中国技术人员和实习生从日本人手里学到不少技艺。

　　长春1948年第二次解放后，东北卫生技术厂接管了国民党占领长春期间设立的东北生物制品实验所，佳木斯厂于1949年搬回长春，东北军区将其移交东北人民政府，成为后来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源头。

　　“特殊解放区”的特殊贡献——大连卫生研究所

　　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被称为“特殊解放区”的地方，那就是日本投降以后的旅顺（大连）地区。特殊到与一般解放区一点不像。在一般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共产党领导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身份都是公开的。而在旅大，情况却完全不一样。

　　按照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与中国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恢复原沙俄在东北的一切权利，旅顺租借苏联做军港，大连为自由港，苏联享有优先权。

　　所以1945年日军一宣布投降，苏军即占领了旅大。旅大解放了，表面上当家的是苏联红军，实际上却形成了一段治权空白。因为苏军不了解旅大情况，必须依靠中国人来治理。

　　有个叫张本政的巨商本是大汉奸，趁机拉起一个“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主动与苏军挂上钩，被苏军所倚重。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必须支持国民党政府，但也愿意与共产党坐一条板凳。

　　于是，大连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有公开挂牌的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后因从事反苏活动被苏军取缔，也转入地下），也有不公开挂牌的中共大连市委。

　　大连卫生研究所是对外的名称，内部番号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从事细菌战的“731部队”的一个支队—对内称“大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大连出张所”，代号为“满洲第319部队”。不过，当时中苏双方都还不清楚这段丑恶历史。

　　大连卫生研究所可追溯到1923年建立的满铁卫生试验所。这是一个由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早在1918年就想设立的卫生防疫和制造生物制品的机构。开始主要生产牛痘苗，供驻东北的日军、满铁员工及日本移民使用。

　　1926年1月成立的大连满铁卫生研究所，位于下葭町（今成仁街）。该所设有细菌、病理、化学、卫生、血清、疫苗等科室。

　　1927年4月，满铁卫生试验所改称满铁卫生研究所，成为满铁中央试验所的下属单位，接受其下达的研发任务，下设细菌、病理、化学、卫生、血清、病菌等6个部门。承担科研、试验、制造、宣传等四大任务，能生产50余种防疫用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3年原细菌课课长安东弘石出任该所第四任所长后，随着日本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满铁卫生研究所也不断扩建。1938年，满铁卫生研究所移交关东军，编入“731部队”序列，对外改称“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安东弘石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5年8月，日军在投降前夕，“731部队”的魔头石井四郎专程来到大连卫生研究所，监督销毁参与细菌战的罪证，但未全部实现。为防泄密，分两批将120名中国工人全部开除。因苏军以机降方式迅速占领了大连，原本要撤回日本但未及撤走的人员，包括所长安东弘石在内，当了苏军的俘虏。

　　日本投降后，在大连，最早公开活动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成立了市总工会，各企业成立工会。而在大连卫生研究所，因日本人在投降前已把中国工人全部开除，已是清一色的日本人，没法成立工会，必须把这些工人找回来并组织起来才行。经努力寻找，找到了20多名被开除的工人，经苏军所长同意，成立了工会组织。

　　最早与大连卫生研究所打交道的共产党员是廖鉴亭。1946年，八路军胶东纵队廖鉴亭经常来买破伤风抗毒素。在1945年10月成立的中共大连市委中，廖鉴亭是医务口的负责人，重点联系全市的医院包括规模最大的大连铁路医院，当然还有大连卫生研究所。

　　但因当时大连的党组织处于半地下状态，连市委书记韩光也是以市公安局训练处主任的身份出现的。廖鉴亭以八路军药品采购员身份出现。

　　共产党所以对大连卫生研究所如此重视，是因为具有战略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把大连打造成一个后勤供应基地，包括武器弹药、医药疫苗等等。而战场急需的疫苗、抗毒素等生物制品，唯有大连卫生研究所可以生产。

　　同时，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规模上讲，日本人办的大连卫生研究所在当时的中国是领先的，还应该把它变成一个人才培养基地。当时在所里的日本专家还有约20名，技术水平很高，因此，党组织一面协调苏军所长多招中国人进所，一面通过工会鼓励工人向日本人学技术。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大连的共产党组织公开，苏军所长离任，廖鉴亭所长正式上任，另外还有一位党组织从上海派来的副所长，就是原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处长魏曦博士。他同时还担任新组建的大连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

　　此间，大连所曾一度划归大连大学，但很快又独立出来。当时，全所工作人员共260人，其中苏联技师2人，中国技师1人，技士36人，工人232人，行政人员12人，学生40人，留用的日本博士5人，技师9人，技佐1人。

　　“预防为主”方针的提出

　　1949年10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卫生行政会议，提出了“卫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要面向农村、工矿，要依靠群众、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把“预防为主”列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

　　11月，毛泽东指示刚刚成立的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卫生部于1950年1月首先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决定自当年起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卡介苗接种工作，所需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

　　同年8月，卫生部与中央军委卫生部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10月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实施免费种痘。12日，卫生部颁发了《种痘暂行办法》。

　　1951年4月11日至23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并制定了对上述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

　　9月7日，贺诚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专题报告。报告总结成绩的同时，指出了一个带倾向性的问题，就是有些省、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当作是政府的责任，而对因为不讲卫生而病死人重视不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天灾”。

　　实际上因疫病而死的人远远超过饿死的人，而其中大多数又是可以预防的，各级党政干部必须对“预防为主”的方针给予足够的重视。

　　毛泽东在看了这个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

　　贺诚同志这个报告很好，你们收到后，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引起各级领导同志注意。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进一步把卫生工作“预防为主”的方针提高到了“政治任务”的高度，引起了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12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把“预防为主”作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

　　六大生研所格局

　　1953年，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月26日政务院召开第167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建议，决定将生物制品作为由国家供应的一类特殊非商品化的药品，由政府统筹全国的生物制品制造、研究、供应，并对全国的生物制品机构进行统一规划和全面调整，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的全国生物制品生产供应体系。

　　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省、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同时由国家投资按当时的六大行政区分别扩建和筹建长春（东北区），北京（华北区），兰州（西北区），成都（西南区），武汉（中南区），上海（华东区）六大卫生部直属的生物制品试验所（后改称研究所），专门从事传染病的调查预防以及所需防疫制品的研究与生产。

　　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在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发和生产上有了“国家队”、主力军。自此，我国便有了完整的疾病预防体系。

　　六大生研所——中国生物制品的“国家队”

　　01

　　北京所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后接管了原国民政府卫生署的中央防疫处，同年5月更名为天坛防疫处，卫生部成立后又更名为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后又改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北京所”）。

　　北京所是最早直属中央卫生部的生物制品机构。卫生部给他赋予的任务是“以研究为主”，事实上北京所是六大所的龙头，担负着人才培训，起草条例、规程的重任。

　　北京所脱胎于原中央防疫处，在天坛神乐署时占地才百余亩，硬件条件太差。北京市的意见想要中央防疫处迁出北京，到通县三间房一看，这块地方挺好，占地1000亩，1953年购下来，1954年开始建。

　　北京所搬迁是计划中的事，有地了，就可以按生物制品研发和生产的规律搞建设了。如今原北京所早已搬到了亦庄新技术开发区，三间房原址变成了国际文化创意园。

　　02

　　长春所：从佳木斯、白城子到省会

　　1949年6月，远在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术厂转交东北人民政府，随即迁往长春，不久，东北军区的另一个白城子卫生材料厂也迁往长春，两家合并组成东北卫生技术厂，1951年初，以东北卫生技术厂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政府传染病防治院，分防治和生产两大部分，1952年将生产部分独立出来，改名为东北生物制品厂。

　　同年10月，与大连卫生所合并，改称东北生物制品试验所，总所放在大连，长春成为分所，但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免疫室部分人员调往长春。1953年生物制品由中央统一领导后，又将长春与大连两所分家，分别称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规划中国生物制品六大所格局时，大连所尚未撤销，最后撤销是1957年的事。

　　03

　　兰州所：从占地30亩到630亩

　　兰州解放时，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只剩下30多人，人民解放军接管后将晋西北制药厂的血清、疫苗两部分的40余人调来，组成西北试验所，仍然在原西北防疫处的原址小西湖安身。

　　1953年中央卫生部在制定全国六大研究所规划时，决定优先对北京、兰州、成都三所进行扩建。甘肃省和兰州市对兰州所的扩建全力支持，给了两块地让兰州所选，第一块离市区较远，叫安宁堡；另一块地叫盐场堡穆柯塞，有630亩，虽是一块荒地，但是里面有一片几十亩的老梨园，风景不错，又紧邻黄河，便于取水。

　　最后所长齐长庆就选择了这里。从1953年开建，一直到1957年建成。而新中国成立后兰州新所建成后，硕果累枝，捷报频传。

　　04

　　成都所：调集优势力量合成的一个新所

　　1950年国家卫生部成立以后，鉴于西南地区人口众多，而生物制品机构相当薄弱，虽然昆明、重庆、成都都各有一个生物制品机构，但都是小作坊性质的，所以决定在成都筹建一个中央生物制品二所（一所是北京所）。

　　1954年，卫生部根据在全国建立六大所规划，将中央生物制品二所筹备处改为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筹备处，任命“老八路”、曾与白求恩大夫一同战斗过的燕真为筹备处主任，后来根据卫生部和西南区、四川省的协调，筹备处一方面筹备基建，一方面“招兵买马”。

　　将在昆明的西南生物制品试验所（即原中央防疫处昆明分处）重庆市西南卡介苗制造研究所（即中国卡介苗之父王良的卡介苗实验室，曾改名为重庆市卫生试验所），川西卫生试验所（即原四川卫生试验所）三个所生物制品人员先后划归筹备处。

　　卫生部又从全国抽调人才来支援成都所的建设。调武汉所留美归来的著名建筑师陈畴负责工程设计，调大连所留学丹麦的总技师陈廷祚来负责实验室设计。陈畴和陈廷祚两个人都是“海归”，对世界先进的生物制品机构有直观认识，所以新建成的成都所硬件在当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基建完成后，卫生部将大连所的大部分人员以及上海所从事白喉、破伤风血清的人员一起调入成都所。到1957年底，调到成都所的员工：大连所321人，昆明所87人，上海所22人，卡介苗所12人，加上原筹备处的102人，全所总计544人。成都所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是一个调集全国优势力量建成的新所。1957年，成都所首先投入卡介苗生产，其他产品也陆续投入试验和生产。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旧照。（图据《四川日报》，蒙明国/摄）

　　05

　　上海所：合并多家公私机构捏成的拳头

　　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留下的生物制品机构不成气候，属于原国民政府和上海市卫生局管辖的有三家，第一家是原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第二家是原卫生署中央生物化学制药试验处所属的生物学试验所，第三家是国民党上海市卫生局所辖的卫生试验所。

　　三家规模都很小，人员不满百，品种不过十。此外，还有七八家私人的生物制品厂，全都是小作坊。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接管后立即清点资产，注册登记，发现最值钱的是一台显微镜，就这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指挥工人护厂队为防止敌特破坏而收藏下来的。

　　1949年9月1日，华东区和上海市政府决定将上述三家单位改组合并，成立上海生物制品厂，隶属于华东人民制药公司，后改名为华东生物制品试验所。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生产任务剧增，厂房、设备都不够用。陈毅市长指示上海要不折不扣落实中央下达的任务，对疫苗血清等生物制品的生产要全力支援，“要人给人，要地给地”。

　　征地的同时，还征用了上海6家私营生物制品厂和两家医学化验所，即中法血清厂、新亚血清厂、文达血清厂、佑宁药厂、民生制药厂、新华痘苗场、余贺医学化验所、程慕颐医学化验所，总共120余人。

　　这些小厂规模小，但人才多，头儿都是生物制品界的明星大腕，行家里手。1952年，上海生物制品厂转隶国家卫生部，改名为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最初位于延安西路1262号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行政楼

　　1951年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楼前合影，前身是著名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所在地

　　06

　　武汉所：建起号称“亚洲第一”的生物制品楼

　　武汉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筹建的。因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生物制品机构，所以没有历史遗产可以继承。中南卫生部从上海找到了杨永年教授，他是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著名专家和奠基人之一，有留日、留美的经历，曾担任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处长。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国联”防疫一团中方团长时，曾率队带着药品赴延安，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毛主席与他促膝交谈，并送他一面“为人民服务”的锦旗。

　　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时，他被列入要带去台湾的“精英”名单，并派政府秘书长王兆铭和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登门劝说，被他坚决回绝。但当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齐仲恒邀请他来武汉组建中南生物制品实验所时，他却欣然赴任。他一面找地方做基建，一面为将来生产培养人才。

　　武汉所于1950年动工兴建，次年6月主体工程竣工，投入使用。这是一个综合配套的建筑群，建筑面积9025平方米，生物一楼、生物二楼、生产辅助楼和行政楼用天桥相连，浑然一体。

　　一块块保温隔热的双层钢化玻璃占据墙面的四分之三，室内宽敞明亮，天花板很高，楼梯、走廊宽阔，地面是带花纹的白色水磨石，还安装了电梯。大小工作间、冷库、超净台、无菌室安排得井井有条，科学合理。来武汉参加援建的苏联建筑专家称它是“东亚第一楼”。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内的毓晋楼

　　武汉所的基建经费国家拨款才170万元，杨永年如何建成“东亚第一楼”？因为他有一个独特优势，在“国联”防疫队工作期间，他认识了很多洋行的人。武汉解放后，在汉口江汉路的很多洋行怕被“共产”，便匆忙处理剩余货物。

　　杨永年趁机低价购买优质建材，包括意大利的瓷砖，德国的水池、马桶和水龙头，英格兰的门锁把手，法兰西的灯具，印度的红木等。可170万元预算只用了70万元，剩下的钱购置了进口的显微镜、离心机、冰箱、干烤箱等实验设备，基建完成即可展开工作。

　　兰州所老所长王成怀先生（左） 与武汉所老所长杨永年先生（右）在琴台合影

　　07

　　大连所：历史不会忘记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连所拥有的图书在全国各大生研所中是最多的，比北京生研所还要多，特别是日文书籍和杂志很多。同时，大连所的设备也是全国最好，比如超声波设备，全国还没有第二家拥有。

　　1953年确定一个大区建一个生物制品研究所，而东北地区却有大连和长春两个所，那个时候考虑战争的因素比较多，在建设上对沿海几乎没有什么投资，所以就有了撤销大连所的决定。

　　大连所的技术人员先后被调配到其他所，除了北京、上海两个所以外，其他四个所都有大连所分配来的工作人员。1957年六大所全部建成之日，就成了大连所的历史结束之时。

　　海纳百川

　　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初创时期的首任所长：北京所所长汤飞凡、长春所所长汪为、成都所所长张贺、兰州所所长齐长庆、上海所所长陈宗贤、武汉所所长杨永年。六个所长中只有汪为、张贺是共产党员，其余四位都是非党人士，是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他们都是全国闻名的生物制品专家，并且都担任过原国民政府的防疫处的处长。在国民政府时期，汤飞凡是中央防疫处处长，陈宗贤当过中央防疫处处长，并兼任西北防疫处和蒙绥防疫处处长，杨永年、齐长庆先后是西北防疫处处长。至于各生研所底下的研究室主任，90%以上是非中共人士。共产党人的胸襟足见一斑。

　　中国创举：计划免疫

　　计划免疫是中国的创举。计划免疫的最大成就是消灭了天花和消除了脊髓灰质炎，有效控制了绝大多数传染病。世卫组织受我国计划免疫实践和其他国家经验的启发，于1975年提出了“扩大免疫规划（EPI）”的概念。

　　1978年，第三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强调将EPI作为初级卫生保健重要组成部分，并于同年11月成立了世卫组织“扩大免疫规划”全球顾问组，我国专家陈正仁、章以浩、苏万年等先后应邀担任顾问。EPI概念与我国的计划免疫可谓异曲同工。

　　2009年1月1日前，我国计划免疫程序中只有卡介苗、百白破、麻疹、脊灰4个疫苗，能防6种病；从这一天开始，我国实施扩大儿童免疫计划，列入程序的有15种疫苗（含3种应急接种疫苗），能防18种病。

　　按我国疫苗的分类，用于计划免疫的疫苗属于一类疫苗。一类疫苗利润低，生产屡屡赔本，许多企业不愿意生产，只能依靠“国家队”来承担。利润是企业生产的动力，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企业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作为生物药品的“国家队”，必须把国家利益和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哪怕利润低，甚至赔本，也要保证供应，也要拿出最好的产品。

　　中国生物启航

　　那么，为我们提供一类疫苗的是谁呢？过去主要是卫生部所属的六大生研所，现在主要是国药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生物），还有主要供应脊灰疫苗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原昆明所）。

　　换了名称，其实还是一家人。原六大所不仅是一类疫苗的提供者，还曾经是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计划免疫专题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专题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北京生研所，全国六大区的计划免疫协作委员会的秘书处分别设在六大生研所。各级计划免疫工作人员，最早是由六大所负责培训的。

　　1989年3月，是中国生物制品行业的70周年。从1919年开始沿用了70年的中央卫生部（署）直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体制发生了巨变。为落实中央关于政企分开的部署，原卫生部（署）所属的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与卫生部脱钩，整合组成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

　　2003年8月更名为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200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国药集团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实行联合重组，于次年5月组建了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2011年10月26日，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改制为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生物”）。

　　改制后，原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原名后面都加上了“有限责任公司”六字，另外新建或重组了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血液制品）、国药中国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动物保健股份有限公司等，一共有17家生产企业，58家单采血浆站，共计87家独立法人企业。

　　所生产的生物制品覆盖人用疫苗、血液制品、医学美容、动物保健、抗体药物、医学诊断六大领域。

　　中国生物集团组织架构图

　　中国生物是我国疫苗等生物医药的“国家队”，为计划免疫提供80%以上一类疫苗；是重大应急的“突击队”，在出现重大疫情、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需要应急接种的情况时，无一例外地冲在前头；是国家重大活动的“预备队”。

　　在举办亚运、奥运、大型国际会议以及大阅兵等重大庆祝活动时，预备充足的防疫用品以应急需；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锋队”，经济建设的“兵马未动”，疫苗等防疫用品先行开路，帮助“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的相关国家。

　　中国生物是中国最大、全球第六的人用疫苗研发生产企业。人用疫苗年产50种，年产量超7亿剂次，其中一类疫苗产品覆盖了国家免疫规划所针对的全部15种疾病，供应量达80%以上。疫苗出口34个国家（地区）。

　　自1919年3月原中央防疫处成立伊始，我国的生物制品研制机构的主体一直姓“国”。原中央防疫处最早承担着三项职责：流行病学调查、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研制和生产、防疫后，来将第三项划除。

　　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北京生研所为龙头的全国六大生研所的格局。各生研所担负的任务，除了研制和生产生物制品之外，还承担部分政府指定的相关任务。

　　生研所既是一个科研生产单位，又是一个履行部分政府职能的事业单位。研究的课题、生产的产品、销售的对象都是由政府下达和指定的，所有行为都是行政行为，而非企业行为。

　　必须肯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这种按计划研制、生产、销售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模式，也收到了良好效果，取得了伟大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初，鼠疫、霍乱、伤寒等恶性传染病十分猖獗，为防止疫情扩散、抢救疫区人民，必须由政府强制性地调集疫苗和防疫、医务人员，集中力量以扑灭疫情。

　　直到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前，我国的生物制品才基本能满足防疫的需要，但是还谈不上供应充分，谈不上全面覆盖。在执行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中，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以高度的牺牲奉献精神创造性地完成了各项疫苗研制和生产任务，填补了我国疫苗上的许多项空白，为控制和消除传染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消灭天花、消除脊髓灰质炎的成就举世瞩目。

　　编者注：为消除脊髓灰质炎做出卓越贡献的糖丸爷爷顾方舟的故事，参考《人民科学家：糖丸爷爷顾方舟》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我国生物制品行业已不再是六大生研所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原来那种计划体制的弊端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中国生物公司的成立，是主动顺应时代大潮，也是被危机感逼出来的。

　　与以往相比，生物制品行业的“国家队”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从等计划到找市场。二是从只管研制不问效益到以市场为导向。变化之三是从“大锅饭”变成了按贡献取酬。

　　目前，中国生物已拥有四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其一是成立于2009年的新型疫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单位中国生物研究院，主要在重大传染病疫苗的应急规模化制备技术等方面展开研究。

　　其二，是成立于2011年的国家联合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单位中国生物武汉公司；

　　其三，是2011年1月成立的生物制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单位中国生物武汉公司，着力于充分发挥已有优势，研究和开发高新生物技术药物；

　　其四，是中国生物兰州公司技术中心。中国生物还拥有6个省市级工程技术中心、七大技术平台和10个科技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带动起新型疫苗、联合疫苗、多糖蛋白结合技术类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发，承担国家“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重大新药创制、传染病重大专项等多项重点攻关项目，持续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和产品革新。

　　中国生物超过100年历史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靠中国生物及其前身六大生研所研制的疫苗进行计划免疫，消灭了天花、消除了脊灰、控制了常见传染病，累计减少发病3亿多人次，减少死亡400多万人，为护卫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构筑了一道坚强屏障。

　　抗击新冠疫情国家队自然不会缺席。

　　据报道，2022年4月26日，中国生物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国家药监局临床批件。同日，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SINOVAC科兴）基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也在国内获批进入临床研究。两家疫苗企业对于基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发进度近乎一致。

　　2021年11月，奥密克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2021年12月9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和SINOVAC科兴于同日从香港大学引进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并启动了奥株灭活疫苗研发。

　　中国生物从2022年1月26日开始向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滚动提交国内临床申报资料，启动技术审评；1月30日起，SINOVAC科兴也开始向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滚动提交申请临床试验的预审评资料。

　　4月1日，中国生物向香港卫生署提交了基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临床申请资料，4月12日获得伦理批件，4月13日获得临床研究批件，成为全球最早获批进入临床的奥密克戎株灭活疫苗。

　　第二天，4月14日，SINOVAC科兴基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也在香港特区获得临床批件。4月26日，中国生物和SINOVAC科兴各自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于同日分别获得了中国国家药监局颁发的临床批件。

　　同时，中国生物持有科兴中维15.03%股权，于中国生物制药的财务报表被列为联营公司并以权益法入账。科兴中维是国内知名新冠疫苗企业，非上市公司。

　　其母公司SINOVAC科兴在纳斯达克上市，2021年末，SINOVAC科兴持有科兴中维59.24%股权。科兴中维开发的新冠疫苗克尔来福已在超过6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获批紧急使用或附条件上市，并进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截至3月24日，全球累计供应28亿剂，全球累计接种超24亿剂。“常见”于媒体的是科兴中维。

　　据腾迅网报道，截至2022年6月5日，全球接种一剂新冠疫苗的人数约52亿，已全程接种疫苗的人数约47亿。也就是全球77.5亿人中，一多半已经接种过新冠疫苗。

　　从生产数量看，国际制药生产联盟（IFPMA）数据显示，疫情暴发以来疫苗产量超过130亿剂，疫苗施打量则达110亿剂。然而，由于新冠疫苗保存期限相对短，截至3月底，欧盟和七大工业国集团（G7）多余的疫苗达4.97亿剂。

　　健康数据分析公司Airfinity预期，2022年会再生产90亿剂，仅辉瑞就计划制造40亿剂。但之后，疫苗需求可能会下降到每年约22亿至44亿剂。

　　目前全球使用的新冠疫苗，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和欧洲生产的。中国生物和科兴生物的新冠疫苗—几乎占到全球疫苗交付量的一半。

　　中国生物武汉所的二代新冠灭活疫苗

　　Airfinit同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合会（IFPMA）共同统计分析得出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已经生产了111.5亿剂新冠疫苗。其中，约有45亿剂产自中国，近23亿剂产自欧洲。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和美国，产量分别约为16亿剂和9.5亿剂。

　　国泰君安研报显示，2022年的新冠疫苗产能情况，中国生物最高，在70亿-80亿剂的规模，科兴中维高于20亿剂，康希诺在5亿-7亿剂的规模，智飞龙科马3亿-6亿剂，康泰生物的灭活疫苗约2亿剂。

　　国家队就是国家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