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晓宇：世界秩序变迁与大国地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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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的问题是： 为什么要讨论世界秩序变迁和大国的地位信号？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 怎么看待世界秩序的变迁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地位信号这个概念为什么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国际关系中一些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的现象？第四，用美国外交政策和中国外交政策非常简要地来说明一下地位信号的其中的一些机制和规律。最后，得出一些结论。

　　这个讲座到后面会比较多地讨论一些概念，但我还是想从现实国际关系挑战来入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会用到很多理论与概念，但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问题意识”。面对现实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挑战和问题，我们需要用相关的概念和理论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些问题。

　　我长期关注比较多的是中美关系。我们看待中美关系，它现在面临一个什么问题？今年恰好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但同时中美关系在50周年的这个节点上又面临很多问题。不久前的一个新闻，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视频对话时提到这么一句话：“美方对中方的战略意图作出了误读。”

　　实际上，对战略意图的判断，就涉及信号理论。为什么在国际政治中的理论和实践中如此重要？信号传导、战略意图的判断与外交实践是紧密相关的。美国政策界目前的一些主流观点包括“修昔底德陷阱”、《百年马拉松》、《LONG GAME》等观点，这些政策性的主流观点是不是刚才提到的习主席讲的美方误判的表现之一？在美国政策界，确实有这么一些说法，但我想说明的是，美国的学术界以及更广泛的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外交信号以及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等话题，有非常丰富的学术研究。很多研究与这些美国目前政策界流行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本人在最近十多年也发表了一些中英文的观点，讨论了中国对国际地位的追求等。总之，信号传导是国际政治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在讨论地位信号这个概念之前，我们回头来讲另一个概念，就是世界秩序的变迁。世界秩序的变迁在国际政治的理论中有许多研究——有现实主义的，有自由主义的，有建构主义的，有英国学派的，有各种理论框架。有一种说法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对世界变迁的研究不足，或者是说不够深入，其实我不太同意。我觉得现实主义也分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其实古典现实主义，以及一些经典的研究，像基辛格等学者对于世界秩序的变迁有非常丰富的分析框架。简单来说，我们观察世界秩序的变迁，如果借用基辛格早年的分析框架的话，其实就有两个核心因素。世界秩序的变动原因，一个是权力平衡问题（balance of power），另一个是国际正当性（international legitimacy）。实际上，“正当性”（legitimacy）有时中文翻译为“合法性”。这里强调的是，国际正当性主要是一个国际政治学的概念，不是法律的概念。冷战期间，世界格局呈现两极格局的态势，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了单极秩序。或者说美国一超多强的格局。

　　前几年，我跟我的老师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表论文讨论世界秩序变化，我们当时提出了“单极如何终结”的问题。具体提出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权力去中心化，第二个是去正当性。这两个过程它是相辅相成的。最近的一二十年会出现这么一种倾向。首先看实力分布，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是一个单极秩序，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新世纪最近一二十年，世界是否这个实力分布还会长久是一个单极，或者说一超多强，还是一个多极化趋势（或者已经出现多极），还是两极化，这是目前国际政治学界辩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问题。我自己倾向于认为单极会出现变化或松动，或者是说处于一种转型期，但我认为实力分布会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变成一个美中两强、同时又有其他强国并存的、不对称的两极趋势——当然也不一定准确。总体来说，这个世界秩序当中权力要素出现了松动，单极的权力分布出现了松动。第二个层面，世界秩序的国际正当性。基辛格在他的著作里把国际正当性说成是界定可接受的行为边界而产生的可被广泛认可的规则，实际上就是一个基本的江湖规矩。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一个世界秩序具有正当性的话，那么就是它的基本的规则被主要大国广泛认可。基辛格认为，如果这个世界秩序有基本的正当性的话，并不是说国与国之间没有矛盾，但是如果基本规矩得到大体遵守的话，不会出现大的冲突或战争。我刚才提到了单极处于一种转型过程当中，权力在扩散，那么美国所谓的霸权的基础也会受到相应的冲击。

　　吉尔平提出，大国的国际威望受到认可有三个来源——第一点是物质实力，第二个是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第三个是意识形态的感召力。那更简化的归纳就是霸权有物质实力的基础，也有观念层面的基础。那么美国的所谓霸权受到冲击，除了物质实力受到冲击，可能观念层面也会受到冲击。突出表现就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之后，包括美国的学术界、战略界也出现了对世界秩序的反思。当时那个阶段，在西方学术圈也好，战略圈也好，出现了各种反思。比如说，两个美国的外交学者提出，美国以外的人民不再相信脱离华盛顿领导的秩序一定是一片混乱，世界其他地区正尝试各种替代性的秩序方案。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引起了第一波的反思。当时伯克利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与他的博士生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脱离西方的世界》。他们当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苗头——有一些非西方的大国， 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他们之间相互的金融贸易，科技人员往来开始增加。这些学者当时就提出： 会不会有一个非西方的世界在开始崛起的现象？ 2008年之后，国际政治当中就出现了好多新的现象。世界经济讨论的核心，由西方七国集团变成了二十国集团，更多的发展中大国、非西方国家被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后来又有所谓金砖国家合作的兴起和加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那么中国国内有一些提法，所谓“东升西降”，中国以及与其他的发展大国要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这些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这些现象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世界秩序的变迁。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他们存在着一种所谓霸权的护持。非西方国家，尤其非西方大国出现了这种反霸权的抗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地位信号是如何体现这个过程？这也是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地位信号的意义所在。这些非西方大国，以金砖国家为例，其实彼此之间也并不是说立场观点完全一样，但是这些非西方大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西方主导的秩序都有不同程度的抱怨，倡导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这是金砖国家合作的一个纽带。

　　在这个过程中，地位信号这个概念，或者信号传导理论怎么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变迁当中霸权国的行为模式？非西方国家反霸权也好，争夺国际地位也好，其行为模式怎么来看待？这个就是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就是世界秩序的变迁问题。

　　关于国际政治中的信号传导理论，主流的或者主要的文献，关注两类问题：一是所谓战略安抚过程中如何表达良善的意图；第二是讨论在危机外交中如何表达战略意志力与威慑力。最经典的研究就是冷战期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跟苏联如何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怎么来传导在捍卫己方立场的战略意志力以及威慑力，这种威慑力如何做到可信。但是地位信号跟这两类问题还不一样。

　　稍微解释一下战略意图的表达。为什么信号传导理论关注意图的表达？如果根据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如果你具有一种相对防御的意图，不是那么有进攻性，你可以通过战略意图的表达，让别人相信。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有可能威胁被夸大。国际政治中发出信号要可信，要有所谓的有代价的信号，但是我在研究这些相关的文献。追踪这些文献的相互影响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实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信号理论，它不仅有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其实有更深刻的社会心理学的渊源。

　　简单来说，信号传导就是一种印象的投射与管理。个人层面也好，国家也好，你怎么来投射一种印象，来管理自己的这种在社会中或者在国际社会中的一种印象，这就是信号传导的一种更广泛的理解。如果我们把信号本质上理解成一种印象的投射与管理的话，那么对信号的表达与传导就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地位信号就是这种多样化的信号传导的一种。国际关系这种地位信号就是一国政府或领导人运用一些行为或延迟传递这个国家希望获得或已经获得的地位的信息。通过这种地位，信号的释放可以改变或维持国际国内观众对相关国家地位的看法，其实就是说，人要做好多事情去展示地位，国家也一样。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信号有一些典型的策略。传统来说包括战争、炫耀性消费、炫耀性赠予 （尤其是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以及策略性宣传。

　　国家的行为不仅是安全驱动的，经常也可以是地位驱动的。这可以丰富国际信号传导的研究原来经典的研究。经典信号理论关注于像传播良善的意图或者在危机中发出威慑信号等话题，但是地位信号跟这些问题不一样，地位信号不是一个短期的危机，它是一个国家想要追求什么样的国际地位，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涉及更长期的一个过程。另外对地位信号的研究也可以细化对国家追求国际地位的研究。现有的理论大多只关注地位如何导致零和博弈。如果我们观察地位信号的话，现实情况更复杂。那么根本的难点，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在追求自身的国际地位当中，发出这些地位信号，面临多重观众的不同的期待，尤其国内观众的期待与国际观众的期待经常会有落差。即便是国际观众，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这个就是国际关系当中国家处理地位信号面临的一个根本的难题之一。比如我曾经用地位信号研究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当时奥巴马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我认为从地位信号的角度，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上就是一种霸权的印象管理。当然，美国官方它不会用霸权这个单词，它可能用什么所谓的global leadership，就是说国际领导力、世界领导力等表述，实际上是一种霸权的策略推出的一些项目。后来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拜登的印太战略多多少少有延续性。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大国之间要还是要避免直接爆发军事冲突，那么美国可能通过所谓炫耀性消费、炫耀性赠予（提供公共物品）以及策略性宣传去彰显其地位。但是我刚才说到了，美国面临一个根本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不同观众的不同期待。比如说，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加入TPP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外交的手段。奥巴马政府当时的打算是要重新夺得美国在区域中经济外交中的主导权。但是多边贸易协定在美国的国内政治是有很大阻力的。后来当然特朗普总统又彻底退出了TPP。国内与国际的期待有很大的落差，这个至今仍然是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第二个我就稍微讲一下中国的案例——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身份非常复杂，实际上是关注两个集中的面向，一个就是大国地位，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交在追求自身国际地位过程中，这两个面向都很重要。一方面，中国确实通过一系列的举动彰显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后者有三个主要的动机。为什么中国一方面要维护和展示自己的新兴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地位？第一个原因是承担合理适度的国际责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很多重大全球议题的国际责任是不一样的。如果中国丢掉了发展中国家地位，那么，在气候变迁、国际贸易等领域可能会有更多的责任。这些责任有的超出了中国现有发展阶段。第二，团结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多边的国际组织，尤其包括联合国在内，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继续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有利于维持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外交关系，这对中国长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战略安抚。不要让某些国家的一些舆论过于夸大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总结来说，我今天从问题的引入，讨论了世界秩序变迁中的地位信号传导规律和策略。最后用三个非常简短的话来总结几个道理。第一个就是现有的文献过度强调崛起国追求更高的地位，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实际上是既追求大国地位，另一方面也一直特别强调自己不称霸，要长期维护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有两个例子。一个是1974年，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中国官方的正式表述中，从来不用“超级大国”来描述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国际地位，长期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另一个例子想强调国家要提供公共物品来彰显地位。中国其实在过去一二十年，通过多边的机制提供一定的公共物品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包括在联合国以及东亚区域的合作。这就表明，大国的地位竞争并不总是零和游戏。现在来说，美国、印度、中国、日本等等，在区域的公共问题上，如果大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这种竞争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可以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最后，我们回到中美关系战略意图的判断这个例子。习主席与拜登总统2021年视频峰会上讲：“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习主席这段话表明，中美即便有竞争，最重要的是要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这个是决定未来国际地位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同时，随着国际地位的变动，相关的大国需要思考自身的国际责任。既办好国内的事情，又思考如何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这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