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秋：县城抢了北京的人？

lameihua

　　曾经流浪天涯，终究回归故里。

　　京都豹变。

　　近期，北京公布2021年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数据局显示，北京常住人口下降0.4万。

　　这已经是北京第四年常住人口下降，第五年外地人口下降。

　　北京的常住总人口，自2017至2019年下降三年，2020年止损，2021年继续下降。

　　北京的外地人口自2016年至2019年下降四年，2020年止损，2021年继续下降。

　　北京常住人口总规模逐年下降，2017年、2018年、2019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分别为2170.7万人、2154.2万人、2153.6万人，比上一年分别下降2.2万、16.5万和0.6万，常住人口累计减少19.3万。

　　2015年末，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总量达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7.9%。此后四年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总量一路下滑，2016年为807.5万人、2017年为794.3万人，2018年为764.6万人，2019年为745.6万，较上一年分别下降1.8%、1.6%、3.7%和2.5%，连续四年呈现“负增长”，外来人口规模累计减少77万。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也随之下跌至34.6%。

　　其中，北京的城六区，更是人口流出的重点区域。2016-2018年连续三年，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常住外来人口规模呈现持续减少态势，其中，2018年城六区常住外来人口减少总规模达到30.2万人。

　　2013年北京大学毕业生选择在京就业比例为62%，2019年已经降到44%；清华大学也出现类似情况，本地留存从2013年的54%，下降到2019年的44%。

　　2020年北京人口回升，但这是统计口径问题，以前很多藏在角落中的流民，被大数据搜出来了。全国多数城市，在2020年这年，统计数据都升了，并非北京一城。

　　常住人口逐步下降，外来人口猛烈下降，北京的开放度急剧萎缩，已不再是北漂的梦想之都。

　　在代表中国繁荣与庞大的北京人口萎缩的同时，中国的县城人口出现了巨大回流。

　　县城绞杀大都。

　　（1）北京的外地人去了哪里？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北京的外来人口来源地，依次是河北、天津、河南、山东、山西，以及东北三省。集中在地理和文化接近的区域。

　　此前，北京的拥堵问题严重，北京集中了中国最多的公共资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中央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2017年设立雄安新区，并有意开始了疏解北京的部分功能。

　　2019年以来，北京市共疏解提升市场和物流中心66个，其中市场50个、物流中心16个，累计涉及从业人员24448人，商户10285户，建筑面积约97.7万平方米。

　　2019年北京市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399家。仅顺义区就累计疏解一般制造业82家，其中已退出的企业包括金属制品、塑料化工、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

　　一边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同时北京高昂的房价如泰山压顶，一边是各地兴起的抢人大战，两下夹攻之下，不少人离开了北京。

　　在北京疏解的人口，呈现两极分化。一是流向了其它的繁荣城市，如沿海发达城市，各地省会，二是流向了县城。

　　2021年人口增量排名十大城市（数据，如图）

　　可以看出，人口流入地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沿海发达城市，内陆省会城市。

　　东部沿海城市，仍然是中国当下最开放，最有包容能力，也最发达，最有发展机会的城市。历史指向未来，无数人的选择，已经说明一切。

　　没家庭背景，就好好混市场，别想去北京混，和权贵比横？和巨富比壕？广东和江浙是天下穷人和草根的最优选择。劳动不一定致富，但足以糊口。

　　中国的东部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未来潜力最大区域，在于广大内陆腹地。主要集中在内陆省会城市。

　　人口流入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武汉、成都、西安、南昌、长沙，郑州，贵阳都是内陆省会。十个占了七个，比例惊人。

　　市场与权力两种力量共同主导资源配置。中国的省会，无论经济是否发达，在公共资源的拥有上，都是非常杰出的。只要不是太落后，绝大部分人的故乡省会，都是一个中策以上的选择。

　　武汉在长江经济带正中间，处于“龙腰”地位，2021年，武汉一年就增加120万人口，可谓迅猛。成都是成渝经济区的双核之一，郑州也是新晋国家中心城市，近年吸人也很厉害，西安作为西北中心，且户籍改革力度大，近年人口流入也很多。南昌近年发展高速，也吸引了不少人才。

　　在东部沿海城市，以及内陆省会城市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存在。就是内地县城。

　　（2）梦想在大都市，乡愁在小县城

　　梦想在大都市，乡愁在小县城。地级市在哪里？被架空。

　　近年来，房价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个趋势。

　　以疫情之前的2019年为例，全国房价上升的城市，基本都是直辖市，省会、计划单列

　　市，以及少数沿海繁荣城市。

　　内地一般地级市房价虽有上升，但是，内地的县城更狂飙多年，直到近年熄火。

　　从人口统计看，也与此轨迹基本一致。

　　人口流入的城市，一线城市中除北京之外都在列，沿海多数繁荣城市（除南通等少数受上海吸附的城市之外），以及内陆省会城市，基本呈人口流入趋势。

　　内陆接近两百个地级市，人口呈流出趋势。

　　湖北的13个地级市，竟然就有8个人口流出。河南也是多数城市流出。

　　但是在内地的县城，却有不少人口流入。说明地级市被架空。

　　本地人要不去省会大都市，要不去了沿海繁华城市，本土地级市的城区，难以吸引人口。而回乡人员，又直接到了县一级。

　　2019年中国县城人口净流入县

　　在京津之侧的河北、山西、是人口流出大省，但是，这几年有近十个县人口流入。保定以前是人口流出大市，近年涿州人口开始流入；山西忻州人口外流，但是底下的县级市原平，人口却在回流。

　　东北是中国著名的人口流失地，但是，去年辽宁通化市的梅河口、辽宁葫芦岛市的新城人口也回流。

　　安徽金寨、福建龙岩、江西吉安是革命老区，人口流出数十年，但是，底下的县金寨、上杭、井冈山2019年人口也回流。

　　河南是中国的人口流出大省，2019年周口户籍人口1166.15万，常住人口只有866.22万，流失人口近300万，但是周口底下的商水县和鹿邑县，也在2019实现人口回流。

　　在广东的珠三角之外，多数城市人口流失，南端的湛江和最北边的清远都是贫穷的城市，但是所属的雷州和英德人口回流。

　　云贵川也是人口流出大省，但是，纵使偏远的贵州毕节市，云南的德宏州，底下的大方县、瑞丽市人口也回流。旅游的兴起，居功不小。

　　在大西北，渭南市的大荔县、合阳县，新疆巴音格楞州的库尔勒市，都出现了人口回流。

　　地级市人口减少，地级市底下的县的人口却增加。

　　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也符合逻辑。

　　大都市繁华且公共资源丰富，机会广阔。县城则承载了外流人口的乡愁。

　　梦想在大都市，乡愁在小县城。

　　离开北京的人口，就去了这些地方，一部分回了当地省会，一部分越过地级市，直接一插到底，到了乡镇老家，

　　而随着其他繁华大都市步北京后尘，逐步因为高房价等原因减缓吸引人口的脚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口，都回流到县城。

　　以湖北黄冈为例。2019年黄冈户籍人口737.81万，外流104.5万，黄州区城镇化率达到75%以上。但是下面的县城镇化率比较低。以红安县为例，城镇化率44.8%，假如红安县的城镇化率达到60%，就意味着县镇增加10万人口。

　　近年，好几个朋友已经离开北京回乡创业，未来随着京九高铁的开通，这一趋势将加速。

　　（3）为什么是县城？

　　在故乡买房，在北京工作。

　　这是很多北漂以前的生存状态。

　　但是，疫情之后，情况巨变。

　　在故乡工作，在故乡生活，成为一体。

　　此前很多人在故乡县城买房，在北京租房工作，疫情中不少人失业或降薪，纷纷离京，老家闲置的备用房变成常住了。

　　同时，国家近年来振兴乡村和脱贫攻坚两大战略叠加，也促成了县和乡镇的巨大变化。

　　中国全面告别绝对贫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告别绝对贫困的区域，也是未来消费的巨大增长极。

　　当下大城市被高房价压制消费，2020年全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比重仅为38.6%，北京上海更低，深圳甚至不到30%。县乡村消费，成为中国消费保底的基石。当下，县级消费占比普遍在50%以上。

　　2021年春节，中国沉寂的县城，重新变得热闹起来。

　　不少人中断了在北京等大都市多年的闯荡生涯，扎根本土。

　　他们以前或者在大城市从事互联网、或者其它服务业，或者是在工厂搞技术与管理，有的是开餐馆或者送餐。

　　瞭望智库讲了一个关于小镇青年毛蜜蜜的故事，他从北京撤退，回到老家山西临汾洪洞县，给支付宝做云服务。

　　图（2）统计中出现的山东泰山，其人口回流，与新兴产业下沉县城关系密切，据瞭望智库报道，泰山2018年曾统计，在小镇做云服务的青年达1160人，占泰安新增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

　　广东的塌陷区，也借助新兴行业逐步崛起。揭阳市成为中国快读业务量第七的城市，令人震惊。揭阳的揭东，一个叫军埔村的小镇，8名从一线城市回乡的青年创立一家淘宝店，发展到每日订单4000的企业。一个村的交易额就达到数十亿，带动就业10万人。

　　淘宝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1年内，中西部淘宝镇、淘宝村增势迅猛，其中淘宝村达到300万个。美团也推出了“新起点在县”扶贫的运动，推进县域经济的数字化，推进乡村振兴。蚂蚁研究院的统计，蚂蚁云客服平台迄今共有3.8万兼职者。他们主要生活在中部县城。在互联网铺天盖地的扩张中，连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西藏墨脱，都出现了外卖小哥。

　　无数的县镇青年，将在北京等地的新兴行业，移植到家乡，为当地的产业，注入新鲜血液。

　　人口数据统计也支持这一趋势：2019年，中国进城农民工首次出现下降，人数高达204万，他们多数人越过地级市，直接到了老家县乡。

　　据相关机构统计，近几年，现场购房人口，从原始的1%飙升到20%，增幅惊人。

　　主力就是从大城市回县的青壮年。拿着与大城市相差不大的薪水，但是生活成本却大幅降低，能攒的钱翻倍。

　　这些见过世面的青年，将外面的业态带到故乡，同时，扁平化的世界，也拉平了县城与大都市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别。进一步吸引了青年的回流，带来更大的消费需求，创造更多的产业，形成良性循环。

　　世界改变了他们，他们改变了家乡，也与家乡互相成就。

　　也许，这就是中国未来新的城镇化发展之路。

　　县城围猎北京，值得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