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吉军：司马南张捷“新四人帮”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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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联想事件处于舆论焦点状态，共同探讨联想问题的司马南、张捷、李肃、饶瑾被某些媒体和舆论冠以“新四人帮”的名号。

　　从舆论战的角度看，这是有人有意在政治上进行污名化。

　　某位著名学者对于这种现象深感痛心，公开呼吁不要把正常的问题探讨搞成互泼脏水的行为。

　　一般人对于“新四人帮”之类的帽子并不在意，但对于专家学者而言，这个帽子不小。要是放到1960年代，估计就会被搞成XX集团了。

　　中国古代，不论是皇权还是官僚阶层，普遍忌讳结党。所谓结党，就是拉帮结派打群架。在斗争中用结党去污名化对手，杀伤力巨大。

　　从古到今，凡是成功的给对手扣上政治意义上“结党营私”帽子的势力，基本上都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中国古代史，充满了各种形式的权力斗争，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僚结党，还是唐朝后期才出现。在此之前，秦朝严刑酷法，汉朝门阀兴起，一直延续到隋唐，都是世家士族通过各种合作和交易来共同分享权力，不存在互相结党争斗的普遍现象。

　　从唐朝开始，唐宋明三个汉人大一统的朝代，几乎都是亡于党争内斗！尽管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结党内斗确实是关键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中国古代政治领域真正意义上的“结党”，开始于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到了唐朝后期，科举制已经兴起，门阀士族对权力的垄断逐渐弱化，士大夫们开始分化，结党就成为朝廷内部维持权力平衡的常见现象。

　　从唐宪宗开始持续到唐宣宗时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首的李党，两大官僚集团互相斗争了40多年，最终双方两败俱伤，被宦官集团彻底击败。

　　安史之乱，导致唐朝中央权威下降，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唐德宗开始，宦官掌管禁军成为定制，从此宦官势力越发膨胀。

　　唐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害，宦官王守澄立文宗为帝，开启了宦官拥立皇帝的先例。

　　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27岁的唐文宗策划诛杀宦官，以夺回权力。11月21日，唐文宗以观露为名，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禁卫军后院欲斩杀，被仇士良发觉，双方激烈战斗。

　　支持唐文宗的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都被宦官杀死，然后灭门，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后，持续了四十年党争的牛李两派官僚，完全依附于宦官势力之下。

　　宦官集团可以任意废立皇帝，这不仅是皇族的悲剧，也是唐朝后期整个统治集团的悲哀。

　　到了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朱温在诛灭了宦官集团之后，又杀光了李唐皇族，随后中华大地进入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时期，持续了70年，最后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乱世进入大治。

　　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功业平平的小军阀，说了句千古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说这句话的人叫安重荣，一辈子干了啥事基本没人知道。但是这句话可是害死了无数武将！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首先防范的就是武将造反，解决手段就是杯酒释兵权；其次戒备的就是大臣结党，解决手段就是权利制衡！

　　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

　　客观来看，这是真正的群贤毕至，众正盈朝。绝不是明朝后期东林党自诩的“清流治国”能比的！

　　范仲淹为首推行新政，试图改革朝政，解决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的弊端，同时提升军力，解决辽和西夏的威胁。

　　但是，新政触犯了一部分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破坏。

　　对立势力编造谣言，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宋仁宗对朋党的说法比较忌讳。

　　范仲淹在政治上或许是过于单纯，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大文豪欧阳修更幼稚，写了《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大谈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的不同，主动坐实了范仲淹和富弼等人“结党”的问题。

　　新政的反对者，丞相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这一阴谋直接导致仁宗皇帝更加忌惮范仲淹等人，也就意味着范仲淹在政治上彻底失败了。

　　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庆历新政彻底失败。新郑因为政治阴谋而失败，埋下了北宋党争的隐患，成为北宋灭亡的关键原因！

　　从此，“结党营私”成为典型的政治污名化手段。

　　到了明朝后期，东林党排斥异己，对抗皇权，靠文字愚弄天下，后果就是明朝内忧外患灭亡。汉唐曾经专门写过文章探讨明朝的制度缺陷和内斗的悲剧性后果，在此不再重复。

　　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已证明，党争内耗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祸根。

　　改革开放后，自由主义者在各个领域以“言论自由”“理论探讨”之名，大兴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不管怎么说，“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当然，在“言论自由”之外，我们还需要基本的“政治正确”。

　　如今，面对司马南和张捷等人的观点，有人辱骂有人攻击有人批评有人威胁，还很激动的给几个人扣上“新四人帮”的帽子，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忘了“言论自由”。

　　不过也很正常，因为很多人在攻击别人的时候高举言论自由的招牌，在被攻击的时候就开始气急败坏高呼自己被迫害。

　　在汉唐看来，司马南和张捷对联想本身并无明显的恶意，而是对过去的一段历史有些质疑，对某几位实际控制人的言行不一表示不满。这种主观观感，似乎也并无不妥。

　　中国有几个企业家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即便是任正非老先生，在舆论层面同样也有质疑他的声音，更何况其他人呢。联想的实际控制人何德何能不容任何声音质疑？

　　其实，质疑声音的出现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关键节点。

　　未来的发展模式是依靠私营和外资主导的互联网平台，推动虚拟经济成为主流，还是依靠中国传统的银行和制造业主导的实体经济为主流，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选择。

　　从2020年蚂蚁上市被叫停开始，全民参与探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成为这几年的时代特色。

　　进入2021年之后，从百年庆典滴滴赴美国上市开始，联想成为话题中心。

　　很多人陆续质疑联想，似乎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力，司马南的加入成为话题升温的转折点。联想话题的始作俑者，并非司马南，也不是张捷，更不是李肃饶瑾。

　　从这个角度看，联想话题成为热点，是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而然，并不是人为炒作和操纵的结果。

　　那么，有的学者有意抹黑攻击司马南、张捷、李肃、饶瑾是“新四人帮”，无视了前期挑起联想话题的人，显然非常不客观。

　　几个非主流非官方的民间学者，对同一个话题发表一些看法就被定义为帮派结党，实在是笑话。

　　抛出此类言论的人，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资本家组织起来的各种形式的俱乐部，算不算“小圈子”？有没有结党嫌疑？前几年舆论关注的焦点“泰山会”和“湖畔大学”的组织形式，是不是比司、张、李、饶等人更加紧密？

　　中国的顶级资本家，公开组建排他性的封闭圈子，定期开会交流思想，互相扶持合作项目，即有形式又有实质，这算不算资本结党？

　　只许资本“搞会”，不许学者“共鸣”？谁定的规矩？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军事实力不断提升，保证了中国社会强烈的制度自信，没有出现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性危机。

　　但是，多年以来，资本和媒体联手控制话题走向，进而影响政治决策的现象屡见不鲜。在某些重大话题的争议中，我们多次看到资本利用媒体，对特定人物进行舆论狙杀，对特定目标集火抹黑攻击。

　　比起名流汇集的“泰山会”，司、张、李、饶这几个人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赶不上任何一个资本家的零头。

　　比起“郑爽”“吴亦凡”“薇娅”等顶流明星，司、张、李、饶这几个人的收入少的可怜。

　　这几个人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庞大的资本资源，更没有顶流明星的影响力。这几个人能“结党”，简直是令人笑死当场啊！

　　公众舆论的可悲之处在于，绝大部分人只有追随意见的机会而没有影响舆论的能力。

　　学者们对现实的批判很容易被污名化，然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财富分配的机制问题，依然如故。

　　作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关于未来的重大决策，最大的参考因素的就是民意。

　　中国社会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在百年大变局的关键时刻，没有发言的机会，或者没有表达的欲望，意味着出局。

　　几个非主流学者们的观点，至少可以看作代表了一部分中国社会普通人的民意。

　　某些资本和媒体鼓捣出来的污名化手段，注定不得人心。

大成

企业家的趋利性如果太过执着，必然会罔顾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从而走上资本家的不归路，须知钱财再多，如果德不配位，必然难以长久持有，正如老子所言：“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