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那些“不爽”的年轻人 - 为什么自由派“失去”了一代青年人？

lameihua

（1）

　　自由派已经失去了对中国新一代青年的大部分影响力。很多自由派朋友认为是因为政府的舆论管制、政治宣传，以及青年没有独立思想。他们错了。真正的原因是：自由派本身自己高高在上的“启蒙”心态；过去二十年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以及他们对青年人政治倾向的误解上。

　　1、

　　最近一段时间，持自由派的立场的朋友对当代中国青年思潮的变化忧心忡忡。他们觉得，中国今天的青年，95后00后都成了红旗下的蛋，变成了最红最支持体制的一代人。青年的主流变成了小粉红，有些人更为激进，有些信奉“入关学”，有些成了“毛左”青年。这些自由派的朋友对今天的青年人非常不爽，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为啥今天的中国青年，没有追随他们这些自由派的脚步？

　　一位著名的媒体人，在2020年底，写下了这样的语句：““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地说一句，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 那么，为什么启蒙会失败呢？

　　自由派的朋友，把这种失败归咎于对媒体的强力监管。他们认为，新一代年轻人在强监管的舆论环境下成长，政府干预塑造了他们的政治思想。

　　他们还认为：“今天的年轻人是巨婴，是‘妈宝男’，在蜜罐中长大。今天的年轻人屈服于父母对他们人生的安排，没有独立生存的欲望和能力，也没有独立思想和反抗精神。所以，他们屈服在政府的力量面前，成为体制的乖宝宝。”

　　看到他们的这些言论，我忍不住想起了，那些老战争片里面的，打了败仗垂头丧气的国军将领。“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或者“不是我们无能，是士兵怯懦愚昧。”

　　自由派的朋友，如果还是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监管，归咎于学校的政治教育，或者归咎于年轻人自身，他们就还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斗争，能靠监管封堵言论就能打赢。政府对舆论的管理，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从1949年以来，舆论始终是在被监管的状态下。监管根本不是青年思潮转向的主要原因。至于学校里的政治教育更不是原因。我的观点是大学中学的政治教育，特别是大学的政治课，几乎没任何正面效果。

　　自由派的朋友，你们需要好好想想，为啥你们失去了青年一代？

　　2、

　　任何一个社会中，富二代是少数，青年和中老年人相比，是穷人。他们一无所有，有的是热血，激情和无处宣泄的荷尔蒙。青年向往自由，反抗权威，痛恨不公，思想激进。青年啥都看不惯，天生就感到不爽。

　　在任何社会中，青年，青年学生都是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素。

　　青年的思想是迷茫的，是多变的。在理想和现实间能快速转变。

　　1980年有一封非常有名的文章《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文章作者潘晓在事业、英雄、书籍、组织、爱情、家人中寻找人生的意义，然而，还是摆脱不了迷惘。

　　这是非常正常的。迷惘、不爽、愤怒、逆反，都是青年应该有的情绪。

　　在二十世纪60年代，那时全球掀起了青年运动的高峰。

　　1967年，法国南泰尔大学的男生为了争取进入女生宿舍的正当权利，发起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学生领袖柯恩邦迪组织了占领女生宿舍的行动，随后在1968年3月22日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大楼。一个在二十世纪影响力巨大的，参与人数达到千万量级的学生群体事件+大罢工的导火索就是男生想进女生的宿舍。五月风暴的高潮时，戴高乐，这个法国的二战英雄，一度逃离总统府，跑到法国军队驻地争取支持。

　　日本1968年的全共斗声势也不比法国差，东大的学生们占领了安田讲堂。与日本警方机动队展开激战。

　　然而，青年的思潮也是多变的，可以瞬间从从热血街头切换到冷酷现实。

　　记得之前看过一本日本小说，里面有60年代全共斗的一些事情。其中两个场景我印象颇深。

　　第一个是全共斗被镇压后，那些和机动队拼的头破血流的学生，纷纷剪去长发，穿上西装，奔波在各大会社的面试场。第二个场景是毕业几年后，男主和他大学学长在银座的高级会所聚会，学长是全共斗的学生领袖，冲在第一线扔燃烧瓶那种。毕业后，学长却进入大企业迅速成为精英阶层，变成了学生时代所最痛恨的那种人。

　　青年人的心态发生变化非常正常。2004年，美国民主党约翰克里，和小布什竞选总统。克里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出身上流社会，富家子弟。大学时就介入政治，结识了当时的总统肯尼迪。1965年，他大三的时候，他激烈的批评了美国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里面有这样的语句：“让非洲与亚洲人民更惧怕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西方帝国主义，因此（越南）战争终将失败。”

　　然而，1966年，当克里毕业的时候，他自愿加入了美国海军，并加入了他之前认为必定失败的越南战争。在越南，克里获得了多枚勋章，并三次负伤。按照美军规定，三次负伤即可以申请回国，克里在第三次负伤后，马上提出了回国申请。

　　回国后，克里马上加入了越战老兵反战委员会，反过来激烈的抨击美国政府的越战政策。1971年，克里参与组织了越战老兵在国会山的游行。同时，27岁的他做为证人，出席了美国参议院的关于越战的听证会。听证会上，他非常激烈的指责了美国政府发动越南战争，同时揭露了美国军队在越南骇人听闻的强奸、抢劫、虐杀无辜的行为。国会听证会让克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子一夜之间变成了美国的反战英雄。其后他就走入了美国政界。

　　从1965年到1971年，从21岁到27岁，克里从反战到从军参战，再到反战，两次180度转弯。但这对青年来说，再正常不过。青年人一方面怨气十足，充满反抗精神，一方面很现实，不爽的同时考研考公。这个也很正常。

　　今天中国的青年，并不缺乏独立思想，心里也充满着抗争精神。今天青年的反美反西方情绪，反资本家，都是反抗精神的表露。这就让自由派的朋友格外不爽了。

　　自由派认为，青年人反抗精神，应该是反政府反体制呀？为啥变成了反西方反资本的小粉红了？他们找不到原因，只好说是因为政府洗脑，青年妈宝了。

　　很明显，他们错了。自由派的失败，不是对手太狡猾，而是他们自己犯了错。

　　3、

　　很明显，今天自由派的朋友没有认识到真的的问题是什么。直到今天，“启蒙”还是自由派的常用词。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正是自由派的“启蒙”思维方式激起了今日青年的逆反心理。

　　几年前，参加过一次政府部门举办的培训讲座，除了我这样滥竽充数的人之外，其他参加者都是很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讲座的讲师中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做了一次关于中国科学发展的讲座。这位教授是自由派，上来就是中国教育不行，文化不行，体制不行。说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具有创新精神的真正人才，中国的文化和体制无法诞生革命性的技术创新。

　　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另说。但做为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我听着就非常不爽，凭啥说我们这些中国教育培养的人就是啥都不行，不是人才。当场就有人听不下去，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

　　我相信，中国教育培养的出来的，经过十余年寒窗苦读，千辛万苦考入清华的学生，听到这种讲课内容，也会和我一样不爽，会产生逆反心理。

　　启蒙里面的蒙是什么意思，是蒙昧，是愚昧，是无知。

　　启蒙，就是启蒙者一方高高在上 被启蒙的一方就是蒙昧无知。

　　要启蒙，就得打击听众，要把听众打击到自认为自己蒙昧无知的状态。只有先蒙了，才能被启。自由派知识分子习惯的叙事体系，首先就是打击。说你不行你愚昧你要完。必须把你打击得体无完肤，才能开始启蒙。

　　这个是不是和PUA很像。PUA就是要打击自信，彻底毁灭受众的自信，才能做到绝对服从。PUA方式并不鲜见。我们看美国战争片，美国军队训练新兵，就是先要骂得狗血淋头，彻底毁灭新兵的自信和自我，这样才比较容易被训练好，建立绝对服从上级的习惯。水浒里面也有杀威棒，犯人来了，先不分青红皂白打一顿，这样才能建立服从性。然而，军队，监狱，都是需要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这种方法别的场合就不一定合适了。

　　这种启蒙的思路，过去很好使。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呈现完全的压倒优势，那时候，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的西方，引入西方的理念和世界观，确实能对中国民众形成碾压式的优势。启蒙这种方式挺好使的。先打击，再宣教。

　　但现在，不与时俱进不行了。今天的青年，有互联网，是能看到真实的外国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好的，也能出国，看得到外国光辉的一面，阴暗面也看得到。自由派知识分子喜欢用的先打击再宣教的“启蒙模式”，不但无法建立绝对服从性，往往适得其反。

　　其实，我们大学中那套传统政治教育，多少也有点这个意味。倒也没太多打击自信，但基本就是纯的说教式。大学那套政治教育，往往也是适得其反的。自由派知识阶层把他们的失败，归因于大学政治教育，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想影响青年，感染青年，现在这个时代，要靠共情 而不是说教。

　　举一个例子，当年党是怎么影响青年的。

　　解放战争中的诉苦运动是一个政治工作的成功案例：国民党俘虏往往经过一次诉苦后，他们的服装还未来得及更换，就能立即投入战斗，杀敌立功。因为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俘虏曾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在提高了阶级觉悟之后，便能成为重要的战斗骨干。

　　这些俘虏兵（时称解放战士）原来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甚至深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被俘后短期内却被塑造成勇猛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场规模宏大的信仰转化是影响解放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东北野战军中超过50%的士兵，是转化的原国民党军队俘虏（解放战士）。而西北野战军，比例高达70%以上。

　　诉苦运动的巨大威力甚至发展到“即俘即补”的程度。战斗激烈时，很多俘虏兵经过短暂但触及灵魂的“战壕诉苦”，立刻被编入解放军部队参加战斗。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师长看到许多还没来得及换下国民党军服的战士已经站在解放军队伍中参战，无可奈何地说：“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么！”

　　诉苦运动核心就是共情，不是说教。基本形式就是，开大会，让战士在会上讲自己过去的受苦经历。一个人受苦的经历很容易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共鸣，最后达到一种触及灵魂的震撼性的群体情感释放。诉苦是一种悲愤交集的场面，诉得好的，常泣不成声，并感动得全场落泪。许多部队的诉苦，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痛哭。

　　同一个人，在国军是怯懦畏战，在解放军中就变得勇猛无畏。解放战争胜利时，解放军总人数的65-70%的国军俘虏，这是世界战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这个奇迹靠的不是政治宣传，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完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共情。

　　如果今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抱着一种“开启民智”的态度，希望用启蒙的方式去影响中国的民众，他们的失败就是注定的。

　　未完待续……

lameihua

（2）

　　青年思潮的改变，还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其中中美抗疫的不同结果，是主要原因之一。美国体制在青年心目中失去公信力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自身。青年对资本反感并非只在中国存在，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是一样的。

　　续上一篇

　　那些“不爽”的年轻人 （1）  - 为什么自由派“失去”了一代青年人？

　　4、

　　自由派失去新一代青年的第二个原因，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这种变化彻底的改变了青年的思想。

　　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吧，这20年，我自己也从青年变成了中年。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出国。大二就开始准备考托福GRE，把超过60%的学习时间都放在背GRE单词上。俞敏洪老师的红宝书，天天随身携带。

　　从中学到大学，我最厌恶的课就是政治课。大学的那几门政治课，老师上的无精打采，完全靠每节课点名来逼迫学生上课。中学大学政治课的效果，对我来说完全是负面的。政治课只会让我加倍厌恶传统的那套政治叙事体系。

　　然而我的英语一直不够好，GRE分数不够，本科毕业时出国未遂。

　　毕业后，我第一个工作是体制内的，考上了比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领导动员我入党，当时我心里想的是：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才不能堕落到要去入党。

　　那时还是一心想出国，上班偷偷背单词，下班每天晚上做一套GMAT题，一心要继续努力出国。在体制内呆了一年多点就离开了，现在看起来，那个工作其实挺不错的。当时年轻气盛不太珍惜。以后，就再也没在体制内待过一天。

　　那个时候，我对体制是充满着厌恶的，对西方国家是充满憧憬的。

　　其后，经过了出国读MBA，看到了真实的西方，又在外企工作多年，比较成熟了，认识到西方的那一套确实不适合中国国情，原封不动的照搬会出大问题。但当时，我的思想还是认为西方民主体制是优越的，是历史的终结。中国因为经济落后，人口素质差，所以不能马上应用西方民主的体制，需要很长时间，几代人来过渡。那时我这种思想已经算是保守派了，那时的自由派恨不得马上就来个休克疗法，马上就全盘照搬西方的体制。

　　西方民主体制明显更优越，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是那时候（10年前）社会的主流思潮。

　　举个例子。2010年底，爆发了阿拉伯之春。2011年，埃及穆巴拉克下台，叙利亚内战爆发，10月，利比亚变天，卡扎菲被杀。现在看起来，阿拉伯之春，是一场美国影响下的颜色革命，对这些阿拉伯国家，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彻底的悲剧。叙利亚十年内战，利比亚陷入分裂泥潭，埃及政治强人重新统治，而第一个爆发革命的突尼斯，经济停滞10年。

　　但那时，中国的主流看法不是这样。2012年3月，当记者问一位国级领导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时，这位领导的回答是：“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这个采访百度可以查到，没被限制，所以应该可以写吧）

　　这位领导当时的判断无疑不太正确，阿拉伯人没有得到民主，也没形成什么不可阻挡的追求民主的趋势。但我相信当时这句话是这位领导的真心话。说真心话是无可非议的。那时，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明显优越的体制，只是对这种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中国有分歧。

　　10年前，党的形象和今天比，也差了很多。2011年，某顶尖大学党支部给某副国级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党员被社会歧视，被社会嘲讽，党员过街，人人喊打，不情愿亮党员身份。信里面写了一个这样的小故事 ：“今天一个女大学生去面试，经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这些大学年轻党员感到迷惘，该不该在外界自称党员，亮不亮党员身份？

　　该领导看了后去大学和学生交流上党课，交流主旨是虽然党犯过错误，但还是有纠正能力的，虽然有腐败问题，也在努力解决，大家还是要对党有信心，党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要敢于在外面说自己是党员。会场上当场有学生递条子，问“对党的未来怎么看，党有没有未来？” （这个事件百度也能查到）

　　10年前，社会的主流思潮中，党、政府和体制的形象，远远不如今天。

　　今天的美国政客和媒体，认为美国人被中国骗了。美国原以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国最终会皈依美国，采用西方的民主体制。其实，中国没忽悠美国。十几年前，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美国的体制优越性，也认为在未来，中国需要过渡到类似美国的那种体制。区别是右派认为应该马上变天，温和左派认为稳定第一，需要几代人努力之后才行。我当时算是温和左派，认为稳定第一，美国虽好，不能着急。

　　真正让中国人对美国的体制失去信心的，是美国自己，不能责怪他人。

　　我个人对美国体制产生质疑，起始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民主，居然选出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总统。随后我开始认真思考美国的体制问题，并在19年写了那篇《民主的黄昏》。

　　我个人真正彻底转过来，得到2020年疫情之后。

　　当我了解到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和传播力后，我对中国能控制住疫情其实是没有太大信心的。当时我写了一系列疫情的文章，从来不敢说中国必胜。主要就是表达如果疫情发生在西方国家，也会完全无法控制的观点，就算中国输给了疫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天塌不下来。20年2月时，我是不敢拍胸脯说中国一定能战胜疫情的。

　　当时，我和武汉当地朋友，去武汉的媒体记者，一些医学和传染病学的朋友也交流过。因为新冠的潜伏期，隐蔽性和传染力，他们私下里的观点也都是控制疫情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个观点管轶公开也表达过。其实，他们的判断不算错，今天的世界，除了中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控制住了新冠疫情。

　　当时，国家说要一定要坚决战胜疫情，我当时的感觉是忧心忡忡，觉得话说的太满了……但中国，在全体民众和政府的努力之下，完成了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控制住了疫情。这件事，回想起来，至今我仍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对我个人认知的冲击相当大。

　　5、

　　我的思想经历，应该还有些代表性。我有不少自由派的朋友，就是在这两三年，改变了原先的看法。

　　我认为，所谓的舆论监管，其实效果不是那么好，很难单纯靠监管改变民意思潮的主流。舆论整肃只能让青年面上不说，心里照样不爽。12-16年，青年人主要的不满还是针对体制的，那时小粉红是贬义词。

　　真正民意思潮的改变是18年才开始有的。民意主流思潮彻底转变，是疫情后的事情。客观环境的几点变化，导致了这个转变：

　　16年特朗普上台，美国选了个不靠谱的总统。中国人开始对美国体制有了一些怀疑。18年贸易战关税战。当时很多人是没信心。中国对美出口远大于进口，进口又有很多必需品，关税战后面也没有办法继续对等报复了。18年美国打压华为，11月孟晚舟事件。当时骂华为的人不少，说华为活该的人也不少。当时舆论场有很多人主张贸易战尽快妥协，体制内这种观点也为数不少。

　　18年美国的极限施压，在中国青年中引发了压抑、愤怒、被欺负的情绪。这种情绪，和99年炸馆事件后的青年情绪是很类似的。只不过，那次之后，发生了911，中国入世，中美关系迅速改善。这次就没那么简单了。

　　19年香港风波，大陆这边意识形态实际上拿到了很大的加分。大陆人对香港的心态是很复杂的。认为香港人有经济优势，对大陆居高临下，社会也更自由。结果香港人还不满足。同时香港问题是一个身份政治问题，让大陆青年对香港对西方产生更大的不满。西方媒体的双标报道也让很多中国青年感到愤怒。

　　但直到20年初主流思潮还是没转过来。20年2月初，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大家估计都还有印象。各种神仙鬼怪都跳出来了。一段“说实话，是病毒杀死了医生，不是传唤的人也不是医院也不是zf。现在我们还是要冷静，真正的敌人是病毒”这样的非常正常理性的发言，在网上被骂的狗血淋头。

　　西方媒体那时说新冠是中国切尔诺贝利时刻，那段时间真有这个感觉的。

　　结果呢。新冠不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反而变成了西方的切尔诺贝利。之前被西方打压积累的愤怒，特朗普对中国的恶狠狠的攻击，中国战胜疫情的自豪，对发达国家抗疫失败的鄙视交织在一起，才有今天的思潮。小粉红，这个词也就翻身了。

　　疫情，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的冲击国会山，美国对中国歇斯底里的抹黑和攻击。让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觉得，也许中国的体制真的不比美国的体制差。

　　今天的青年人所谓的“爱党爱国反资本主义”的主流思潮，实际上的历史只有1-2年时间，大概从香港风波开始，抗疫胜利后形成。

　　即使在2020年初，民意思潮和现在也完全不一样。民意思潮的转变的主因，不是政府的监管，也不是宣传部门的引导和管控，核心原因还是客观事实。中国打赢了抗疫这场战争，美国打输了。这个对比太强烈了。如果中国抗疫和美国一样垮，上亿人感染，几百万死亡，民意思潮根本不可能转过来。

　　在中国疫情严重时，自由派的那些文章成为了笑柄。

　　张千帆教授的那篇《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在互联网上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张教授的那段：“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把自由派的公信力，直接打到了谷底。

　　自由派在疫情期间的种种行为，让中国的青年人怎么能再相信你们？你们说民主国家不会有疫情，但结果呢？你们自己犯了错误，怎么能把失去新一代青年人的责任都推给监管呢？

　　今天中国的青年，看到美国的乱象和拉胯，看到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种种可笑言论，自然而然就不会跟着自由派走了。

　　未来人类的命运充满未知，传染病危机，气候危机、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危机都可能爆发。如果世界陷入混乱，那究竟是西方民主体制还是中国式体制更适应一个混乱的世界？我无法给出一个答案。但至少在抗疫方面中国体制明显优越。也许中国式的体制更能适应乱世。

　　6、

　　古往今来，无论中国外国，青年都是最有反体制倾向的群体。青年反体制再正常不过了。中国今天这么多青年维护体制，才是异常现象。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青年反资本但不反体制？

　　自由派的朋友需要深入理解全球青年人的主流政治立场。

　　西方定义下的自由派/左派（Liberal），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经济上是干预主义。主张：大政府，结果公平，偏向弱势群体。西方定义下的保守派/右派（Conservative），政治上是保守主义，经济上是自由放任。主张：小政府，低税收，机会公平，减少福利。

　　西方的右派是更纯粹的更传统的资本主义。但青年通常是偏左的。青年逆反不服管，政治上喜欢自由主义，经济上比中老年人穷，积累的财产少，所以追求公平。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是几乎所有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美国的反战运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日本的全共斗都是很激进的学生运动。

　　中国的左右和美国定义不同。中国的过去的官方意识形态（16年以前）里：经济上其实是偏自由放任的，至少比欧洲更接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美国差不多。政治上是保守主义，稳定第一。

　　中国的自由派/右派是政治上自由主义，经济上也是自由放任主义。中国的左派定义就不清晰了。经济上肯定是干预主义，政治上就有分歧了。主流左（中左）是政治上保守主义，维护权威，维护体制，经济上干预主义。另一种左（极左）政治上是无政府自由主义，反体制，经济上干预主义。文革的左派就是后者。极左其实在中国是与官方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

　　一般所说的青年人喜欢自由派，是西方语境下面的自由派，政治主张自由，经济主张公平，而不是中国语境的自由派。

　　青年真正最关心的，还是经济上的问题。18-29岁的年轻人中，有55%在最终大选中选择了希拉里，37%选择了特朗普。但是，在民主党初选中，71%选择了桑德斯，28%选择了希拉里。至少，在选择民主党的青年人中，在经济方面更激进的桑德斯明显更受欢迎。西方的青年，本来就有强烈的反资本倾向。

　　提到民营企业，一个常用的数字就是，民营企业提供了中国80-90%的就业。今日中国的青年，估计也有差不多80%在民营企业就业吧。

　　这些青年日常接触的“权威”是企业老板，企业中的上级，而不是体制。青年和政府体制的互动，虽然肯定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青年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主要矛盾，是面对代表资本的老板、公司、上司。青年天生有反抗性，天生不爽。他们因此产生反抗资本的情绪，不足为奇。

　　我的个人感觉是：体制外青年反而对体制怨言更少。比如，对国企是否有效率的看法，反而是国企自身员工，对国企的问题更多微词。因为在体制内的人，反而看到体制的缺点更多，受到体制的直接压力会更大。

　　今天的青年，工作的重压之下，对资本产生反感，不是很正常的吗？即使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信念最根深蒂固的国家，也有高达一半的青年，对社会主义抱有更大的好感。更不要提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了。

　　还有最后一部分，未完待续。

lameihua

　　（3） - 和自由派的朋友说几句

　　自由主义者也要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观点可以不同，但要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上。这两年，自由主义者过得不是很爽，但不要变得极端。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用开放的心态，看看未来中国社会的变化。

　　这篇拖了很久了，总算写完了。

　　那些“不爽”的年轻人 （1） - 为什么自由派“失去”了一代青年人？

　　那些“不爽”的年轻人 （2） - 为什么自由派“失去”了一代青年人？

　　7、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言论自由与大是大非》。里面引用了普利策的一句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 瞭望者要在一望无际的海上瞭望一切，审视海上的莫测风云和暗礁，及时发出警告。然而，新闻记者也是船上的一员，瞭望者绝对不希望这艘船沉掉。新闻记者可以报道负面，批评政府，但其不能站到国家的敌人一面，不能希望船沉掉。

　　对于自由派的朋友，其实也一样。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其中批评的声音也必不可少。但批评归批评，不能心怀要把船凿沉的恶意。船沉了，所有船上的人利益都会严重受损。

　　我们应该反对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主义，而是坚决反对要把船凿沉的极端思想。同时，我们也应该反对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简单的，非黑即白二分法无法描绘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对事不对人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政府做的对的地方，我们要支持，错误的地方，该批评也要批评。对目前看不出对错的政府行为，要理解行为背后的动机，在没有想清楚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

　　大部分政府决策，就是权衡利弊的决策（tradeoff），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受损。我们在判断时，要脱离自己的立场，思考决策背后的原因，而不是张口就骂。对tradeoff类型的决策，一定会有人受损，想喷总能找到角度。

　　今天，极端二分法充斥在互联网上。比如某作家的，反对我的都是极左，和我观点不一样的都是被洗脑的五毛，文革余孽。再比如某些网上左派的，反对我的都是汉奸美分。对今天的青年人，我们也不要把他们简单的分成支持体制和反对体制的两派，不要用带有轻蔑态度的“小粉红”这种词语来形容。

　　我写这三篇文章，就是希望自由派的朋友，能仔细思考过去几年为什么青年思潮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不要简单的把原因推给监管和宣传。

　　8、

　　从某种意义上，自由派朋友在最近两年过得不爽是很正常的。美国这个灯塔蒙上了灰尘，偶像幻灭了。互联网监管更严格了，发声不如以前那么顺畅了。本来崇拜自由主义的青年人也不再信奉他们了。

　　但我仍然希望自由派的朋友不要变成犬儒主义者，更不要变成极端主义者，应该秉承着开放的心态，接受社会的变化。

　　今天，自由派的朋友，对民意思潮的变化普遍愤愤不平。觉得变化的原因都是监管拉偏架，限制自由派的言论，而不去管左派的言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监管拉偏架，他们就能赢得青年一代的支持。他们这个判断是错的，在没有监管，甚至反向监管的海外互联网，他们也没能赢得大多数海外留学生的支持。

　　监管拉偏架肯定是有的，但根本原因不是这个。以海外留学生群体为例，留学生群体的爱国情绪，一点不比国内的青年差多少，甚至出了国更爱国。国外没有监管吧，相反，推特等海外媒体上，倾向中国的言论更容易被封禁。海外英文和中文媒体，“反华反共”言论占绝大多数。在微博上被禁言的各路神仙，纷纷去推上开账号，不过好像效果也不好。

　　试问，在没有国内监管的海外，自由派的朋友也没有赢得留学生的压倒性支持呀？为啥他们就这么有自信，认为国内要是没有监管，就是他们的天下呢？

　　人的天性是“功归于己，过诿于外。” 把失败的原因推给其他人或事，自己心里就会好过一些。但这种态度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自由派的朋友，你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掉你们的优越感。1999年炸馆事件之后，就有一次青年国家主义情绪的爆发。自由派的朋友没有仔细思索背后的原因，而是发明了一个网络热词“愤青”。愤青这个词是贬义的。把国家主义立场的青年贬低为愤青，然后就觉得自己优越感满满了。

　　这一次，在自由派知识阶层看到思潮开始变化时，仍然没有去思索变化背后的原因，而是再次创造了一个词“小粉红”。然后用“家境贫穷”、“三四线城市”、“智商低”、“无知”等带有阶级和地域歧视的方式羞辱小粉红，再次觉得优越感满满。这种态度，很难获得青年人的喜爱和支持。

　　今天这个社会里，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与公众沟通的渠道，也不再被知识精英阶层所垄断。要和青年沟通，就不要自居什么“精英阶层”，“意见领袖”，不能抱着“启蒙”两字不放，不能“爹味”太浓。

　　自由派的朋友，需要回归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古典自由主义。你们要认识到，和你们观点不同的人，同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不要认为，和你们观点不同就是被政府洗脑。

　　君子和而不同。观点针锋相对，仍然可以做朋友。

　　9、

　　自由派，保守建制派是按观点划分。但就算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有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就算作者本人已经不是中国人了，至少你写文章发声的目标受众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站在什么立场还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认为自己应该中立超脱，不愿意站在中国立场，要中立。这个也没什么，但至少不要站在美国的立场吧。你可以认为船的行驶方向不对。但不要抱着船走错了方向，船就应该沉掉的想法。

　　世界大同是理想，但现实世界还是分为一个个国家。假如一个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却事事都站在白人的立场考虑，他也许能得到白人的称赞和认可，但很难得到黑人的支持和信赖。

　　今天的一些自由派朋友，处于对中国目前某些事情的厌恶情绪，把自己的立场完全代入大洋彼岸那一边。美国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中国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错的。抱着这种心态，如何能赢得中国人的支持？我前文中提到要“共情”。大多数国人还是认可自己身为中国人的身份的，自由派要影响国人，首先还是要认可自己身为中国人的身份，站在中国的利益一边。

　　有些因为观点不同，出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异见反共，变成仇中反华，进一步变成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都充满着仇恨，这种仇恨之深，几乎到了反人类的地步。这种极端心态的人，永远不可能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

　　我衷心希望，抱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朋友，虽然这两年你们心里不爽，但不要变得极端。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用开放的心态，看看未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能够目睹一个古老文明从亡国边缘，触底反弹，重新崛起的过程。至于船向前的方向是否正确，让时间去证明吧。

　　我们知道的就是，苏联的道路走不通，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道路也有很大问题，至于中国怎么走，就还是那句老话，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小心踩到坑里再调整。世界上并没有能照亮我们的灯塔，我们能做的，就是吸取不同国家的经验教训，走出自己的道路。

　　今天的中国，有一批自由主义者不算啥坏事，不需要担心。即使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支持自由派的力量远比今天大，他们也没能做出什么事情，不需要过份担心。观点不同，大家该辩论就辩论，该批驳就批驳。没有他们，舆论场也太无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