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邦：为什么华为就是打不死？托尼·波德斯塔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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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公司官宣，在9月中旬左右，将会发布一款新型手机，而比这款手机发布更重要的是，这款新机将搭载高通的骁778g 5G芯片，这可能意味着美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允许恢复高通对华为的全面供货；其实，从去年8月开始，高通公司为了抢到华为那接近80亿美元的芯片订单，即已开始动用自己的资源，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呼吁取消限制，其时，因此事事关美国的政治正确，媒体认为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凑效，如果游说能成功，最快6个月后才能见效，当时可能没人会想到，这一拖就拖到了今年9月。

　　华为P50手机因为芯片的“难题”不得不改为4G制式

　　不过，即使如此，这对高通和华为的生意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虽然华为一直期望于自己设计的麒麟芯片也能从美国的魔爪下解放出来，但说实话，生意毕意是生意，苍蝇腿上的肉也是肉啊。

　　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消息更让人听了为之一振，据美国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内部人员透露，美国政府已批准供应商，可以向中国华为公司出售价值达数亿美元的汽车芯片，美国媒体的口风是，此举“似乎给此前密不透风的实体贸易清单撕开了一个小口子”。

　　什么叫“一个小口子”？这话耐人寻味。让人想起此前美国总统和财政部长一直在暗地里商讨是不是要取消执行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中美经贸协议，那份协议还有一个定语，是“第一阶段”，是特朗普交给下任政府的一个接力棒，但现在看，美国政府已经没胆量再跟中国打贸易战了。

　　在受到美国全方位打压之后，尤其是其手段极其凶残的芯片断供令，让曾经作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提供商的华为公司的包括5G、网络设备以及智能手机等在内的关键业务，受到巨大影响，而不得不转向发展其他较不容易受到贸易禁令影响的业务。其中一个非常关键方向就是智能汽车，但在智能汽车领域，华为坚持的战略是自己“不造车”，而是聚焦于ICT技术，成为面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世界级的零部件及软件供应商。

　　相比之下，汽车的智能芯片一般不被认为是尖端产品，此次美国已经授予供应商许可证，供应商可以向华为出售用于视频屏幕和传感器等汽车零部件的芯片。此外，此次同意向华为出售的芯片许可证中，也可能包括具有5G功能组件车辆中的芯片。这也就是说，美国看似对于没那么重要的汽车芯片可以开个小口了，但其他关键领域仍然持续封锁。

　　又据外媒，听说华为公司了解到供应商已经获得许可，可以卖给自己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芯片之后，立刻向供应商再次提交了申请，这一出手就是20亿美元，希望能增加采购价值可能为1亿到20亿美元的芯片。

　　这气魄！看出来了吧，尽管有美国的严厉封锁，中国华为公司在全世界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

　　几年来，美国对华为公司的连续打压，终于在今年上半年“见效明显”，8月初，华为公布了2021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上半年实际销售收入是3204亿元，比去年同比居然下降了29.4%。这也是5年来华为公司半年营业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在美国的“芯片禁令”困境下，华为现在已经把业务重点放在软件、生态、云服务、智能汽车等非硬件类业务上，正在酝酿在其他业务上的大爆发，这也很能体现出华为顽强的企业精神。

　　但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华为在自力更生的同时，其实，也一直在利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谓游说公司，开展积极的公关游说，以下部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

　　华为公司与美国与游说公司打交道，最早要追溯到2009年，那时与华为保持合作关系的有华盛顿世强律师事务所（Steptoe & Johnson LLP）、众达国际事务部（Jones Day）和和总部设在芝加哥的盛德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而它们游说的目标一直是华盛顿政府。

　　除此外，美国之音也曾报道过，华为公司在美国曾先后雇佣了多家游说公司，而且，这些游说公司都是美国退休的议员或者官员创立的，包括前共和党众议员里特（Lee Terry）、熟悉国会运作事物的格兰·雷诺尼昂（Glenn LeMunyon）、以及以及精通白领犯罪的律师史蒂芬·本哈克（Stephen Binhak）。里特主要有美国电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人脉优势，本哈克则在贸易、经济制裁等方面为华为公司开展游说活动。

　　另外，还有一家名叫J.S.Held的全球咨询服务公司，为华为公司提供外国投资、电信、出口法案等方面的游说服务。

　　与我们中国人的普遍认知不同，美国游说公司的游说业务是合理合法的，在华为公司之前，大约在2010年之前，我有印象，许多曾有意在美国大张旗鼓开展业务的中国国有大型企业，都曾经雇佣过华盛顿的那些游说公司。

　　在2021年1月拜登新政府上台后，华为就积极聘请民主党说客，对美国政府展开游说，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民主党说客托尼·波德斯塔（Tony Podesta），此人在白宫可谓人脉深厚，认识拜登的亲密顾问斯蒂夫·里凯蒂，是华盛顿举足轻重的说客，曾为民主党筹集过数以百万计的资金。

　　托尼·波德斯塔

　　已经年近八十的知名政治说客托尼·波德斯塔的弟弟，正是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希拉里竞选团队的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而在2017年，当时美国政府里负责调查美国政界“通俄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在调查特朗普前竞选团队主席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的财务状况时发现，波德斯塔集团曾参与了马纳福特几年前在乌克兰发起的一项政治公关活动。

　　马纳福特曾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为乌克兰一个名为ECMU的智库提供公关顾问服务，该组织受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领导的亲俄政党“地区党”支持，旨在提升乌克兰在西方世界的形象，马纳福特当时召集了多家公关参与这一活动，波德斯塔集团正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托尼·波德斯塔的新闻是，特朗普曾经说过，托尼·波德斯塔曾收到过17万美元，为俄罗斯的最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做代理人，游说美国政府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波德斯塔集团的一个负责人，叫戴维·马林的，当时立马回应称，“我们与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合作，从未涉及撤销对俄制的游说。我们的工作仅包括评估，该客户在美分行受到对俄制裁的影响有多大。”

　　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华为公司向托尼·波德斯塔付出的游说支出，已经从之前的每月18万，增加到7月到8月的这一个月为100万，当然，这些都是难以求证的媒体传言。虽然现在不能说华为采取的这种纯粹美国式的游说，对美国政府解除禁令真正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以100万或数百万美元的成本，来换取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大订单，在商言商，不得不说，这也是华为公司必须走出的一步棋。

　　而从刚刚美国政府同意解除针对华为公司的汽车用芯片禁令来看，应该说，华为的这些游说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甚至也可以说收到奇效，引用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Cordell Hull的话说，与华为做汽车芯片的生意，对美国来说，不但不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且还会获得贸易收益。

　　美国游说公司，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面向国内为各利益团体服务的，另一类则是面向外国政府，为其利益集团服务，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有2万多名专职和兼职的说客，他们大部分都曾在美国联邦政府或国会办事机构供过职，正因如此，他们才有机会和白宫以及国会里的两党工作人员拉上关系，为背后的金主说话。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官员，即使是前官员，利用潜在的人脉资源，为商业实体在政府内部展开游说，以改变政府政策，纯粹是一种灰色，甚至是黑色的工作业务，是上不了台面的，但在商业立国的美国，一切的资源和脉都可以货币化，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说，华为的游说不仅对其自身境遇改善起到了作用，也为更多的中国企业未来如何走出去，给予了提示，我们在与外国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时候，也要学会利用资本主义自身的制度特色，上下其手，无所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