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文明色彩与历史真相——欧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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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西征之前，欧洲不过是阿拉伯人的牧场与奴隶捕猎场，和大航海运动时期的非洲没什么两样。那时的欧洲，基本上没有什么国家，更谈不上什么文明。在阿拉伯世界的奴隶市场中，白人和黑人一样，都只是用来交易的活体商品。

　　蒙古西征之前，整个中东、欧洲与北非，都是阿拉伯帝国的领地与势力范围。

　　蒙古西征，粉碎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基础。蒙古人，是欧洲人真正的解放者与拯救者。

　　在蒙古人西征的刺激之下，欧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但蒙古人的帮助不止于此，为了彰显蒙元作为世界帝国的文明中心，蒙元效仿中央帝国册封藩属国与汉唐“遣唐使“旧例，对欧洲进行“从0到1”式文明的启蒙与教化。

　　曾在元廷任职翰林学士的小亚细亚人爱薛和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马可波罗，就是这类“遣唐使“式的欧洲留学生。这一时期蒙元主导的东西方交流，是欧洲事实上的启蒙运动。由于不符合“西方中心论”的现行秩序，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缄口不语。

　　有兴趣的话，可以深入研究一下这个爱薛（感谢陈大漓先生的研究与提醒），他本是阿拉伯的学者，却又是欧洲基督教派的重要奠基人，他研究过华夏文明的典籍，还主管过元廷的司天台和医药局，回到欧洲之后开创了欧洲天主教的神学院。后来利玛窦、汤若望这些爱薛的徒子徒孙都扎堆朝中国跑，根源就在这里。

　　不要因为此人担任过元廷的翰林学士，就觉得此人有多么了不起。水平高低与否，是相对而言的。在欧洲人眼中，他的确非常伟大，自他之后，欧洲再也不是世界边缘的井底之蛙。但在中国人眼中，他不过就是在元廷实习过几天的留学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且不说蒙元本身的蛮夷本色所能理解的文明上限。“取上得中，取中得下”。山大、厦大培养的各种杂色蛮夷博士，真实的水平，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尽管爱薛带回欧洲是“画虎类犬”式的文明范本，但欧洲总算有了一点文明社会的底子。

　　与六次东渡日本的鉴真相对应的，则是被欧洲宫廷奉为上宾的中国人沈福宗（1657-1692，路易十四的顾问，法国东方学会顾问，牛津大学文献学奠基人，较早将儒家经典与诸子作品翻译成拉丁文，并向罗马教廷捐赠了一批华夏典籍，这批典籍后被收入梵蒂冈图书馆。他还把包括《字汇》、《海篇》等辞书在内的书籍送给牛津大学） 、黄嘉略（1679-1716,第一部法汉字典总编、巴黎皇家图书馆馆长，孟德斯鸠的启蒙老师）、樊守义（1682-1735，梵蒂冈教皇亲自册封的神父，在梵蒂冈工作9年，后接任康熙的拉丁语翻译，著有《审鉴录》）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精通华夏文化的天主教徒。

　　这些人的到来，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场名为“东方主义”的文化思潮。

　　欧洲天主教会组织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传播文化的活动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后，1861年，秀才出身的太平军小卒丁敦龄随在华传教士约-玛·卡莱回到巴黎，协助其编纂《汉法辞典》。丁敦龄后来遇到法国作家戈蒂耶，受邀教导戈蒂耶的两个女儿学习中国文化。这段经历完全改变了丁敦龄的人生，他成了蜚声法国文坛的文艺明星，在他的教导之下，女弟子朱迪特·戈蒂埃也出版了介绍中国古典诗词的著名作品《白玉诗书》。

　　从爱薛、马可·波罗到沈福宗、黄嘉略、樊守义，再到丁敦龄，我们已经可以粗略还原欧洲“文艺复制”的整个过程，它的源头，它的路径，它的种子，它的园丁。

　　在这期间，蓬佩奥的祖先、西方传教士们一直没有停止其在神州大地“撒谎、欺骗、偷窃”的荣耀之旅。制图师卫匡国、生物学家卜弥格和柏应理在中国积极活动，完成教皇指派的任务时，它们得到了一些中国官绅家族的大力帮助，比如徐家，比如徐光启的孙女许徐氏。

　　许徐氏生于公元1607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教名叫许甘第大。天主教会称赞许甘第大，说她：“虔诚敬主，勤修圣德”。许甘第大婚后劝化丈夫及家人，虔诚崇信天主教，她还经常资助一些清贫的传教士，曾委托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将钱财转赠给分布在全国二十五个耶稣会的传教士。

　　徐家与西方天主教会关系密切，徐光启本人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首，另外两人为李之藻和杨廷筠，西方传教士专门为许甘第大树碑立传。徐光启第十二世孙徐宗泽则成为近代上海耶稣会机关报《圣教杂志》的主编，在满清覆亡之际，中国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这个邪恶家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如此。徐氏家族精通华夏文化，通晓如何让权力发挥作用，没有人比它们更懂得勾结蛮夷，用宗教载体，用体制力量，用变异的文化病毒，让这个生他养他的伟大民族万劫不复！

　　社会组织形态是判断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从马可波罗、但丁时代的威尼斯、热那亚，包括更晚时期的德意志城邦来看，其发展水平基本相当于中国商周时代的诸侯城邑。

　　如果这是历史规律，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雅典斯巴达是不是以威尼斯，热那亚为蓝本的文明再创作。古罗马是否真正存在过？《罗马史》、《希腊史》是不是经过大量注水的文学作品？因为从欧洲文献记载这些城市的社会发展程度来看，雅典与热那亚明显处于同一水平，究竟是从雅典到热那亚，欧洲一直没有发展进化，还是古希腊只是欧洲人渴求掌控人类文明主权的梦呓？

　　脱离了真实的社会生活环境，那些没有灵魂的希腊神像，我们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还是空洞。

　　被欧美吹捧为民主秩序的议会，与蒙古的部落首领议事、满清八旗联席会议，实质上是同一个文明层次的东西。它是游牧民族多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恰恰是落后文明的标志。

　　中国并非没有类似的秩序，从晋国的六大姓、楚国公族在朝廷中的势力，我们都能依稀看到议会的影子。在中国，它实际上是宗族秩序向王道秩序、从血缘秩序向礼乐秩序、从简单系统向复杂系统进化过程中的产物。所谓议会，是中央集权发展不成熟的产物，是文明发展不充分的体现。

　　现实社会留下了丰富的细节，让后人有可能还原真实的历史。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日本效仿长安城建造了他们的京都。

　　在学习先进文化方面，落后文明的表现是类似的。

　　欧洲近代意义的城市建设，罗马（17世纪，人口约10万）、巴黎（1600年，人口约22万）、伦敦（1600年，人口约20万）表现出很强的历史同步性，都不约而同的重建于文艺复兴之后，著名的凡尔赛宫（建于1661年）、白金汉宫（建于1703年）则出现的更晚。

　　豪华气派的外在表象掩盖不了这些宫殿厚重的内在韵味。长期自由散漫形成的生活习惯与缺乏城市管理经验，让当时的法国贵族无法解决豪华宫殿使用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路易十四无奈的发明高跟鞋以躲避宫殿中无处不在的生化地雷。

　　18世纪的英国贵族作家霍勒斯。渥波尔曾在描述凡尔赛宫时说：（宫殿）像一大池粪坑，四处全是脏污、排泄物，整个空间臭气弥漫。臭气甚至把外衣、假发，内衣也染上污秽的气味。更糟的是，仆人与贵族宾客都会在阶梯、门廊，或是宫殿里的任何一处方便。走廊、庭院、侧翼还有回廊全是屎尿，大庭院、小花园与宫殿本身，全都臭得令人作呕。

　　在渥波尔写下这段话不久前，也就是在1715年路易十四过世前，凡尔赛宫才刚颁布一项规定，要求相关负责人每周都得将门廊中遗留的排泄物清掉。

　　英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伊丽莎白女王素来以生活奢侈闻名世界，为此遭到欧洲贵族的强烈批评。其中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谴责——女王一月洗一次澡实在太奢侈了。

　　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当时的欧洲贵族的个人卫生与生活习惯非常糟糕；其二，在凡尔赛宫和白金汉宫之前，欧洲贵族没有使用此类豪华宫殿的经验。这两座宫殿只能是抄袭或者是模仿之作。

　　阿拉伯有句谚语：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往求之。

　　西欧也有与之对应的谚语：中国人的头、阿拉伯人的口、法兰西人的手。

　　从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谚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明扩散的真实痕迹。

　　有一幅绘制于中世纪的古老地图，西方世界一定是不想让中国人看到的。在这幅地图上，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而在世界的边缘，有一个地方叫伊甸园，那是中国的位置。

　　再回到明初的欧洲，在经历了蒙古人的解放之后，欧洲人通过宗教战争，完成了对欧洲社会的整合，从伊斯兰文明世界中独立出来，但此时的欧洲仍无法穿过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伊斯兰世界，与世界文明中心建立联系。

　　郑和之前，欧洲人只能驾着小船，在地中海和欧洲沿岸进行短途航行。

　　在大明舰队到达欧洲之后，这一切都被改变了。

　　仅仅几十年之后，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们已能横渡重洋，到达大洋彼岸的大陆了。

　　上图为《坤舆万国全图》欧洲部分，请留意“小西洋”、“大西洋”的标注｜

　　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世界舆图、水手在欧洲的扩散，是否为大明远交近攻，制衡奥斯曼帝国的手段，还是官僚资本集团为方便走私贸易而进行的技术输出，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

　　前文说过，澳洲与美洲对当时的大明帝国没有开发的价值，殖民澳洲与美洲也不符合华夏文明的传统价值。

　　欧洲则完全不同，因为它要解决的，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要不要面对道德审判的问题。它面临的是劫掠落后文明壮大自身实力的大好机会，对于一个半开化的野蛮民族而言，又有什么道德约束可言呢？

　　经历了中世纪宗教战争的欧洲，无异于鬼城与地狱。走的再远，经历再艰难，还有什么比此时的欧洲更恐怖的所在么？所谓热爱冒险的航海家，不过是在监牢与地狱等死的囚犯，有了一个可以重新选择的机会，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若非一心求死，没有谁会傻到拒绝。

　　没有人比强盗更擅长抢劫财富，没有人比曾经的奴隶更熟悉奴隶贸易。在获得了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海图与先进的火器之后，非洲与美洲，原本蛮荒的化外之地，变成了可以交换东方奢侈品的金银矿场与奴隶产地。

　　在殖民者书写的历史中，欧洲人试图证明其是历史悠久的航海民族，那“坏血病”怎么解释呢？

　　很多历史爱好者只看到珍妮纺纱机与传统纺织大国之间的技术渊源，但实际情况却超乎每个人的想像。文化典籍、造船术、航海术、全球测绘、商品、器械与人员流动带来的是技术、交通、信息、制度、管理等领域的认识革命、技术革命与制度革命，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升级。一本“汉语—拉丁文”词典，足以完成一个近代文明的概念体系构建，一套《天工开物》，足以攒齐开启工业革命的全部技术，一卷《乐律全书》足以构建近代西洋乐的全部内容。

　　尽管欧洲把中国“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制度学的不伦不类，即便这样，也是跨维度的文明升级。如果没有这些，仅凭目前非洲部落与阿拉伯国家的酋长制度，大不列颠是难以实现其日不落帝国长久统治的，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了欧洲文明水平与未完全实现大一统的商周时期形成的制度在某些地方是匹配的。

　　在明代之前，欧洲不掌握蔗糖的产地与加工技术，经阿拉伯商人中转到欧洲的少量蔗糖是价比黄金的稀缺奢侈品。如今，掌握了美洲的甘蔗产地与制糖技术，甘蔗种植园就成了欧洲殖民者生产财富的造币工厂。土地，是从土著那里抢来的，奴隶，是从非洲运来的。

　　欧洲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并非源于自身，其始作俑者，却是汉唐以来，特别是两宋时期丝绸之路繁盛商品贸易的刺激与变异。

　　在古老的华夏文明这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始终被“士农工商“的王道秩序所束缚，而在欧洲，一旦获得机会，它会用杀戮和奴役来打磨劫掠财富的镰刀。

　　近代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在西方快速发展，是西方极化的社会竞争机制造成的，也是缺少文明的约束造成的。

　　在传统中国，一项新技术的成就与推广，并非只从技术本身考虑，还需要综合考虑它的道德影响与社会生态。

　　在西方，船舶技术与火器的发展，则只是单纯实现“攻坚浮远“这一目标。不用考虑技术发展与扩散带来的生灵涂炭，不用考虑技术变现与利益驱动带来“涸泽而渔”式的生态灾难与社会灾难。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备竞赛的结果，是人民的死难、典籍的流失与文明的断层。尽管在技术上，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华夏文明整体而言，仍是一场深重的灾难。

　　基于强盗殖民秩序，欧洲蛮夷的技术进步，建立在偷窃、屠杀与奴役别的文明与种族的基础之上，大明的技术、非洲、美洲的人口与资源成为欧洲迅速膨胀，不断巩固与加强其强盗秩序的养份。

　　我们不能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观点来解释西方的工业革命，一定要回到它当时的实际情况。

　　工业革命没能发生在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远离新生市场，不具有地缘优势。中国的体量与生产能力，不构成新技术推广应用，提升效率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官僚资本集团为对抗国家资本与国企，垄断与转移技术以取得优势。这对大明帝国是相损相害的过程，而对于新生的欧洲，则是相加相益的过程。

　　为什么葡萄牙会在澳门开办造炮工厂？是大明的军工技术落后欧洲么？如此关系国家安全的事情为什么要假手外番？这恰恰是官僚资本的用心所在，皇权越弱，它们就越强。所以它们鼓吹“造不如买“，把军事工业外包给了葡萄牙人，为了证明造不如买，技术转移也就成了合作伙伴各取所需支付的必要代价。

　　我们可以从万历年代江南“改稻为桑”事件和同时期广东走私海商与西班牙大帆船的密切交往看出买办官僚资本与西方强盗的合作程度，虽然影视剧《大明王朝1566》把江南丝绸的买主处理成了阿拉伯商人。

　　在这里，改稻为桑事实上是大明版的圈地运动，这一运动的失败，本质上是王道秩序对资本秩序的阻击。

　　历史教科书对工业革命的解释是机器生产带来的效率提升带来的社会变革。这是对西方中心论巧妙的掩盖。 实际上，效率提升与社会变革是现象，而非原因，如果认同教科书的说辞，人们的认知就会停滞在这种解释上，而不会发现真正的答案。

　　工业革命真正的原因是地缘供需失衡之下的社会资源再平衡，这里的社会资源包括人口资源与技术资源。

　　由于自身体量原因，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中，葡萄牙、西班牙缺少足够的人口与资源保障急速膨胀的需求，它只能就近解决问题。葡萄牙、西班牙致力于殖民扩张、荷兰配套运输，英国就成了西班牙的后勤保障工厂。

　　这是欧洲第一次基于特定需求的大规模的资源配置与社会组织变革，它用技术与需求孵化了一个极化了的“文明”形式。

　　英国作为西班牙的配套市场，原有社会的供需平衡被打破，巨大的外部需求对生产效率与生产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人口不足的劣势，它必须要用技术革新的方式来实现效率的提升。先进的机器，先进的技术，在这里有了最好的施展空间。当英国成为工业强国，并用战争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之后，技术与生产效率反过来形成扩张压力，扩大的产能倒逼着国家用炮舰开拓市场。

　　欧洲式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以功能性的，极端化的举国之力满足特定的外部需求。若非如此，其单薄的人口、资源、市场都无法构建一个可以自我内循环发展的文明。它只能用这种方式，用其能掌控的全部资源，来实现特定的任务需求，这是它的体量与结构决定的。

　　英国模式的成功，又带动法、意、普、奥、俄欧洲诸国的的效仿，最终演变成了春秋战国式的军备竞赛与技术竞赛。

　　汉初，中原王朝收复河西，以河西之地作为帝国的养马地。对于当时殖民半个地球的西班牙王国来说，英国就是它的养马地，只不过这些马表现为工业能力与工业产品。

　　由于绝对的人口数量，华夏帝国完全可以通过组织数百万甚至更多“匠户”等技术工生产海量的各种物资，足以保障整个帝国甚至整个世界的需求。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中国社会仍表现为多元和谐的健康社会结构。

　　但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荷兰与英国，它们已经发生了完全的质变，或者变异。在野蛮蒙昧的基础上，在加持了技术与部分文明的基础上，由于其不是主要依靠自身资源与需求循环的健康社会形态，由于缺乏王道秩序的制约，它们异化为杀人盈野的殖民者，商品拜物教、金融拜物教、技术拜物教的信徒与推动者。

　　春秋战国式的军备竞赛，极大地刺激与推广了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在中国，被人冠之文化盛况的“百家争鸣”，实质上却是文明的破碎、分裂与消亡。虽然自秦以降，大一统帝国一直在修复道统的基础，但华夏文明再也回不到三代之治的理想状态。

　　名教、权术、律法、资本、技术，把国家与文明切割的面目全非。

　　被西方人津津乐道的法治社会，不过是用法律的形式包装的强盗秩序与资本秩序，是以尊重法治的名义抛弃人类道德。

　　在西方，由于缺少真正的文明基础，被概念、权谋与技术等包装的“治世之用”被推向了极端，这些盗窃来的文明，这些破碎的文明，这些被肢解的文明，被重新封装为科学与技术，哲学与文化。被当成完整的，健康的，可以建构健康社会生态的全套人类文明。

　　在这种低劣的蛮夷秩序之下，真正的大道隐而不显，它需要更高的智慧、更高水平的道德与植根于家国情怀的集体主义精神来呈现与实践。

　　500年来，整个西方世界，除继承自华夏的技术有所发展之外，对人类文明又有什么真正的贡献呢？原子弹、细菌武器，基因武器、气象武器、种族屠杀……技术的指向与服务的对象，可以窥见文明的底色。

　　明末以来，华夏文明王道秩序势弱，资本秩序反过来限制了中央帝国发挥世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与树立真正的文明秩序。

　　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华夏帝国与华夏文明的缺位造成的。

　　然而，地球再大，也有瓜分完毕的时候。欧洲是殖民秩序与资本秩序的混合体，当一个个未完全进化的欧洲小国扩张到极限，就不可避免陷入存量竞争的内卷中。一战、二战，都是这种低等文明内卷的必然结果。

　　缺少大一统的王道秩序，整个欧洲就无法摆脱战争与内耗，这是欧洲的宿命，也是所有未能进化到终极秩序的，所有低维文明的宿命。

　　若真如利玛窦、汤若望、邓玉函等“热心”向中国“传授”知识与文明的传教士所言，西方产生了先进的技术与科技，为何它们要等到二三百年后才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难道是因为他们热爱和平？

　　不是它们不想，而是它们做不到。1624年，荷兰侵占台湾，1636年，英国舰队进犯虎门，都是强盗们迫不及待的本色出演，都是其鲸吞华夏的野心展现。大明最后的王师用战舰与大炮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与尊严，荷兰与英国的殖民强盗不得退出大明边境，赔款认输。

　　到了满清，这个由官僚资本与中外蛮夷联合孵化的文明黑洞，自始至终，都基于自私自利的狭隘目的，维护其黑暗统治，甚至不惜对华夏文明进行技术与文化的全面降维，其既无意对外输出华夏文明秩序，也无意发展科学技术，甚至致力阻止平民读书认字。

　　为什么欧洲不能像中国一样产生一个大一统的文明国家呢？

　　这是文明的维度决定的。

　　从“礼运大同“篇，我们不难看出，华夏文明是人的文明，平等的文明。而保证人平等需要一种共同遵守的秩序，这种秩序表现为王道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道惟一，王道惟一，代行王道秩序的天子，天子所管理的国家自然也是惟一的。

　　这种惟一，表现为大一统，表现为中央集权。

　　大一统，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秩序，这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共识。

　　百川汇海，万物归一，这是天道，也是人道。王道秩序，是真正的文明的秩序。

　　西方文明的认知基础，是动物世界与丛林法则。

　　用什么把欧洲整合为一个整体呢？文化？制度？共识？现实中的西方并不存在这样的统一基础。

　　文明有其自身的规律，华夏文明的基础建立在广土巨族，以及形成广土巨族的内在秩序之上，这种内在秩序表现为技术与资源驱动的社会分工，社会治理。在这种复杂的分工与治理体系之下，华夏文明呈现出系统性、现实性与稳定性的特点。

　　文明的系统性源于技术密集型协作方式，表现为士农工商的协作分工，这种复杂性孕育了华夏文明丰富的社会生态，使得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的、相对平等的生存与发展资源、发展机会，而这种基于技术与分工的社会协作生产，有效保障了整个社会生活资源与物质财富的自给自足，有利于保证社会生活水平、技术水平与治理水平的整体稳定提升。

　　这种全社会的系统协作进化出一种文明的秩序，这种秩序即是全社会协作生产的内在需要，也是个体融入社会的现实需求。君主集权，就是这种秩序在国家层面的最高体现，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这种秩序在个体身上的实现方式与行为程序。

　　有了这种文明秩序，认同这种文明秩序，整个国家民族有了共同的目标与方向，集中力量实现家国的富强，人口的繁衍，最大限度的避免布朗运动式的内耗。

　　文明的现实性表现为华夏文明是不依赖于宗教，不寄望于轮回与彼岸，通过劳动的双手，通过宗族与同胞的协作分工不断改善家庭生活，改变此生命运的现实文明。这种务实的文化与生活态度不大容易形成借助宗教寄生的食利剥削阶层，或者更容易从宗教蒙昧催眠中清醒，回归现实世界。

　　基于文明的系统性与现实性，华夏文明成为一个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有风险意识，在抗灾御侮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文明，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文明，这使得其能够最大限度避免社会生产波动形成的动乱根源，避免受到宗教的蛊惑而危害社会的信仰危机，更由于每个人受到的文明秩序，社会环境的教育而成为秩序的维护者。这是华夏文明稳定性的原因所在。

　　华夏文明表现出来的系统性、现实性和稳定性，有助于理解华夏文明是大一统的文明，为什么华夏族群更多用道德而非法律来约束自身，为什么华夏族人普遍表现出很高的道德水准，为什么华夏文明追求和平而非四处侵掠。

　　中央集权是文明成熟的标志，基于统一的天道秩序，中央集权可以最大程度的配置资源，集中力量进行基础设施、精神文明与国防建设。

　　船山先生评价始皇帝，说他“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

　　秦朝以郡县取代封地封国，表面上是私天下，然而就国家与民族而言，却是真正的天下为公。秦国一统天下，法律法规逐渐健全，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民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起来，奠定了现代文明国家的真正基石。

　　由于华夏文明系统性、现实性与稳定性的特点，使得华夏文明成为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和平守护者。

　　王道秩序与国家主义，既是华夏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华夏文明存继与复兴的基础。

　　因为文明维度的天然缺陷，西方缺少先进文明的内生机制，在失去技术优势之后，就再也无法把自己的奢华生活建立在剥削奴役他国的基础之上，它的衰落坍缩就成为必然。

　　在中国，朝代更迭之际，由于王道秩序失效，也会陷入类似的存量竞争，其实质是文明秩序的降维。以人为本的文明架构，家国主义的传统，心怀天下、学以致用的文化基因，使得华夏文明在社会重启之后，能重新恢复健康的社会运行程序，迅速呈现出繁荣与复兴的景像。

　　西方用蒙昧宗教、抢掠殖民驱动的技术文明，由于先天不足，其自身难以自力更生，也不具备自给自足的协作基础与管理水平。发动战争，弱肉强食就是它们的生存之道。

　　为了自身的存续，西方把整个地球变成丛林世界，华夏衰弱了五百年，它们抢掠了五百年。对于华夏文明和西方以外的世界而言，这是五百年历史最残酷的真相。

　　自光武帝赐日本“汉倭奴国王印”，或者从更早的“徐福东渡”始，日本学习了两千年的汉文化，制度、科技、甚至文字，这些并没有改变这个民族骨子里的残忍与野蛮，日本在历次侵略战争中的表现出来的无耻行径，展现了什么叫衣冠禽兽。

　　傅奕曾劝唐太宗远离佛徒，“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他没有想到，千年之后的西方夷狄把佛徒的狡黠与诈术学的炉火纯青，登堂入室，负匮揭箧、担囊而趋，把数千年积累的华夏文明尽收囊中。

　　无怪乎蓬佩奥会为“撒谎、欺骗与偷窃”的光辉历史为荣耀。

　　对于强盗民族而言，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夸耀的成就了。

　　然而，偷来的财富终究有花光的一天，靠着榨取被“民主、自由、平等”的凡尔赛香水麻醉的技术奴隶也无法维持技术优势的时候，西方终将迎来自己的末日。

　　如今的华夏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国度，世界也不再是强盗为所欲为的天堂。

　　如果不能适应用自己的劳动赢得生存与发展，如果不主动对过去的罪恶进行反思与改正。那个到处发动战争，给世界带来贫穷与灾难的西方，那个用谎言与欺骗，用霸权与贪婪统治全球的西方，面临的将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