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从珠海到大同：中国城市的雄心与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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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有两个城市，其改革主导者，在不同时期，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评价。一个是珠海，一个是大同。

　　在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头一个十年，当珠三角群雄竟起，珠海日益落后的时候，不少人将珠海发展的滞后，归因于梁广大当初的科技与旅游立市，责其抛弃工业化战略；而当近年珠海得益于粤港澳大战略，重新崛起，并逐步归队的时候，身处一个宜居又发达的珠海，不少人又开始怀念梁广大当初为珠海留下了青山绿水，并且规划城市卓有成效。

　　十年前，大同在耿彦波主政时期，曾大搞造城运动，花费巨资将大同古城彻底改造，为此背负上十年的债务，为此，耿彦波在当地留下了巨大的争议；而在2020年，大同步入高铁时代之后，大同又开始畅想未来向旅游业的转型，耿彦波又成为敢于改革的代表。

　　此一时，彼一时。

　　中国的城市在崛起过程中，总是怀抱各种雄心，但是，也容易出现战略迷失。

　　从珠海与大同的摇摆之中，或可窥见中国城市战略的天机。

　　（1）变化难测的时势

　　在中国的特区中，深圳珠海，早期犹如双子星座，在深圳的袁庚、吴南生、李灏、厉有为等早期改革家蜚声国内，而此时的梁广大，也被视为改革闯将。至四十年后，珠海深圳，却逐步拉开距离。

　　珠三角核心城市群崛起的本质，乃在于改革开放初期，引领内地制度变革先声，承接香港及欧美产业转移。这一过程，从改革伊始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其真正的高峰期，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

　　珠三角的黄金时代，梁广大却主张优先发展服务业，搞旅游和会展、高科技等产业。梁广大在任时，珠海超前搞了三个大工程，一个是高栏港，巨大的吞吐量与珠海当时的进出口落差，使当时的港口几乎成为空港；一个是珠海机场，一个是珠海航展。当时的航展，收支也严重不对称，几乎是大亏本。

　　在梁广大的同僚继任者中，不少人主张开发工业。

　　为此，珠海发展旅游业还是工业争议不休，一直持续了将近20年。

　　在珠海犹豫的时期，珠三角其它城市已风潮千里。至90年代中后期，深圳，广州、东莞、惠州，中山，佛山，江门等群体崛起，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制造名扬天下，珠三角城市大局已定。制造业的滞后，使珠海超常发展的梦想落空，在第一轮的发展中，珠海逐步落后，特区光芒消失殆尽。

　　但是，时势在变。

　　以港珠澳大桥建设为标志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重新将珠海带到风口浪尖。

　　交通连为一体的粤港澳，使珠海曾经不饱满的港口，变得忙碌起来，而珠海拥有独立的机场，更使佛山、惠州和东莞等借用广深机场的经济重镇羡慕不已；近年来随着中国航空产业的发展，珠海的航展，也逐步成长为全球性的著名航展，尤其是2018年航展，使珠海航展跻身全球五大之列。至2020年，珠海重回广东五虎系列，并且人均GDP位居第二，人口增速位居第二。

　　从天而降的国家战略变化，却突然使梁广大当年的战略选择，变成了一种超前战略。珠海的发展后劲充足，同时，由于没有大规模破坏环境，成为宜居城市，未来可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与环境保护兼顾的新型城市。

　　谤之者，谓梁广大好高骛远，在珠三角群雄并起的时候，过早以服务业和旅游作为珠海的主导产业，错失承接产业转移的良机，忽视了工业攻坚，导致珠海今天不仅落后于深圳，更一度在珠三角诸雄中垫底。

　　赞之者，称誉当年的梁广大眼光超前，高起点高要求，奠定了珠海宜居城市的基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今日的大同，也面临与当年珠海类似的处境。

　　耿彦波的大举举债造城，假如没有后续的产业勃兴，将是典型的寅吃卯粮。事实上，大同近年的发展，也确实有这个方面的隐忧。

　　2008年2月耿彦波出任市长后，从2008年到2012年，城建投入共达1000亿元，约等于大同十年的财政收入。2013年2月7日，耿彦波前往省城太原担任市长，留下的古城却一片荒凉，多年都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大同又是幸运的，默默前行几年之后，突然被纳入了中国高铁版图。而这个变化，也改变了大同的战略态势。北京至大同从前六到七个小时，在高铁时代，被缩减到两个小时。

　　时间距离的缩短，将彻底改变大同与外界的链接方式，将大同彻底纳入中国庞大的高铁版图之中。未来旅游人数急剧攀升，有可能使旅游产业成为大同的支柱产业。

　　时势之变，使耿彦波的评价截然不同。

　　昔日讽之者，则认为大同的产业转型，应该先搞实业，引进企业，延伸煤炭相关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等有实力之后，再改造古城。提前改造古城，而且疾风暴雨，把未来十年的财政都花光了，有点急功近利，且不分主次。

　　今日誉之者，谓大同的转型，势在必行，迟早要建立文旅产业的主导地位，不如利用大同得天独厚的历史风景名胜资源，提前改造古城。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耿彦波很幸运。

　　张大高铁，拯救了他。

　　时势变化，至关重要。

　　但是，凭心而论，有时候时势来自上位，珠海无法操控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这是广东乃至国家战略的安排，珠海在延误工业化之后多年才出现转机。大同纳入国家高铁体系，也是在亏空财政造城开始之后的十年才落定。

　　对于个人，也不得不说，造化弄人。

　　青史流芳与遗臭万年，操之偶然，操之外物。

　　城市的战略选择，有时候并不在自己手中。

　　回溯时光，命运总有定数。

　　但是在当时，却充满不确定。

　　到底是巧合，还是洞察先机？

　　（2）求功当世，还是求功后世？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在现代国家的体系下，主政者都存在任期制，地方官员在主政期间，急迫建功立业，有时候做出一些短视的事情。

　　吊诡之处在于，有时候地方的发展，不怕无为，最怕地方官雄心勃勃，希望毕其功于一任。

　　（图为贵州独山“天下第一水司楼”）

　　此前传出的贵州一独山县水司楼，就是急切建功的产物。

　　独山水司楼占地面积5900平方米，楼高99.9米，共24层，被称为“贵州的布达拉宫”。水司楼已经申报了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高的水族建筑、世界最高的琉璃建筑、世界最大的牌楼。人称天下第一水司楼。为此耗资2亿。而当地财政收入，每年不过10亿。

　　对于独山县原书记潘立志来说，水司楼不过是小试牛刀，他还投资135亿大搞独山大学城。可供10万师生使用，而当时的独山只有两所职校。在其任内，小小独山县，竟举债400亿，约等于其财政收入的四十倍，未来不吃不喝还债就需要半个世纪。而独山县户籍人口也不过35万，等于每人凭空多出10万以上的债务。

　　这种超前投资的模式，不是独山一家，而是在部分地方成为普遍的模式，只是轻重不同。

　　而超前大举债的潘立志，大有来头，他是贵州分两批从江苏、浙江引进的12名优秀外地干部之一，当地对其寄予了厚望，而他本人，也希望有一番大作为。

　　独山在当时，除了旅游之外，没有其它支柱产业，而贵州普遍的大规模工业转移，则需要时间培育，显然，培育新的产业，等待其成长，是一个栽树的过程，潘立志等不及，等到产业成熟，也许已经调走，成为他人的成果。他要的是立竿见影。

　　天下第一水司楼，就这样在一位急切建功的地方官的疾风暴雨中建立起来，最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烂尾楼。

　　耿彦波在大同惹起的争议，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此。

　　耿曾对外称，如果大同当时不进行古城改造，就会失去最佳机会，以后也许再也无法完成转型。为此，大同决心在本任期完成这一“丰功伟绩”的动力，驱使大同在当时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举债造城。

　　问题是，事实并非如此。

　　也许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先为大同打下实业基础，等条件成熟了，一样可以再规划。但是，建功心切的耿彦波等不及。

　　在珠海的蛰伏期，梁广大经受了考验。

　　与耿彦波鲜明的正反评价不同的是，纵使在珠海排名最低潮时期，在珠海市民中间，梁广大的总体评价非常高。

　　能够在珠三角整体大搞三来一补的时候，坚持技术立市，坚持走得慢一点，虽然使珠海失去了与当时的兄弟城市比肩的发展速度，但是珠海几十年以来的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还是比较令市民满意，此外，珠海虽在珠三角不够强势，在国内也尚算发达地区，市民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缺憾，能够在其它领域得到弥补。

　　等到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落实，珠海近年的腾飞与后劲，又使梁广大当年的坚持，获得了更多赞同。也算是留功于后世。

　　功成不必在我。

　　说来容易，做到太难。

　　但是，如果贻误了发展机遇，当地会产生不满。

　　特别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国城市系列中，处于后发地位，追赶沿海，不仅是地方官的抱负，也是当地民众的心愿，经济发展了，生活条件才能好，这是一个很朴素的信条。这种现实，也迫使每一任主政者，在任期内尽量发展快点。

　　求快，也是一种贫穷的基因。

　　这也是近年来，突击举债发展，更多出现在中西部城市的原因。

　　更大的落差，催生更大的抱负。

　　发展的雄心，就是改变的决心。

　　（3）十年市长，百年市民，谁的城市？

　　鉴于现代国家的城市，都普遍实行任期制。

　　一任市长按惯例五年，有时候任期没有被调任的也不少，至于干满十年的，更是凤毛麟角。

　　一位本土市民，如果生长和工作都在本市的话，七八十年的人生历程，都坚守在一个地方。

　　十年的市长，百年的市民。

　　从行政主导权而言，市长似乎比普通市民强势，但是，从长期角度讲，市民比市长，更了解和热爱所在的城市。

　　对于市长来说，一个城市可能是其政绩所在，以及社会政治理念的试验田。

　　对于市民来说，一个城市，却蕴含了一生的悲欢离合，贫穷或者富贵，血肉不可分割的亲友爱人。

　　十几年前，本人还在广东工作，多次去往珠海，巨人倒塌之后的珠海，其时最为落寂。不少打工阶层的珠海人，对于珠海不同于珠三角其它城市的发展战略，颇不认同。

　　在那个时代，求富裕是第一位的追求。

　　对于今日的很多一般城市，后发城市来说，也有普遍的启发。

　　主政者认为自己看到的是远方，而市民要求脚踏实地的满足。

　　梁广大与耿彦波，在满足市民的当下需求方面，一度是有缺失的。在珠海沉默的几十年中，虽然有良好的环境，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认为珠海发展太慢，富裕太慢。

　　耿彦波的改造古城，更引起强烈反弹，不少的当地市民认为，更新产业，招商引资，补课制造业，是大同在上个十年最应该做的事情。

　　在不少富裕地方已经开始不再追求GDP的时候，江西的殷美根大声疾呼：不要GDP，难道喝西北风去？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隔空对话。

　　事实上，不同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诉求也不同。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重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个境界，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看起来似乎一样？但是，一个出生就夭折的婴儿，与一个经历五彩缤纷的人生之后行将就木的老人，其生命的本质截然不同。

　　很多后发区域，就处于“看山是山”的阶段，十年前的贵州可谓遍地桃源，人间仙境，但是很穷，如果你问贵州当地人，到底要山水，还是要钞票时，恐怕多数人选择是后者。20年前，我的家园山清水秀，但是每到盛夏抢收二季稻的农忙季节，白天在近40度高温的水田里插秧，晚上在没有电灯的黑夜喂蚊子的日子，让人极度想逃离。对于穷人来说，繁华世界比青山绿水的吸引力大多了。

　　尊重市民在不同阶段的需求，不实现市长本人的宏图抱负，有时候更为重要。

　　繁华富庶的广东，并非满地黄金，珠海之外，还有一些天赋异禀的城市，并没有抓住机会，曾经的第二大港口城市湛江，在广东起飞阶段，当时的主政者，也是因为个人想法太多，抱负太大，恰恰没有遵循本地市民最原始，最迫切的求富愿望，在该大搞工业的时候去发展农业和旅游，坐失最佳发展时机。

　　眼睛向下，遵从民心，有时候赛过地方官的所谓宏图大略。

　　满足市民的要求，不仅是基本的为官伦理，也是最朴素和保险的发展战略，机会来自需求，连市民普遍愿望中蕴含的机会都抓不住，哪里总会有超过民众，领先时代的所谓先见之明？

　　雄心，往往隐藏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