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汉城：刚刚，政治局会议信息量巨大，天价学区房真的要凉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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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主要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该重要会议基本都是在四月十几号的时候召开。这一次却是在4月的最后一天召开，很出乎意料。

　　无独有偶，中国每隔十年的人口大普查通常也是在4月上旬公布，如今却尚未有明确时间表，比以往年份延迟了很久。

　　除了时间上的耐人寻味，本次政治局会议还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提法。由此释放出了几个极其重要的信号。

　　非常年代，往往有非常动作。

　　今年一定不要碰学区房。

　　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

　　房价问题不是新问题，但这次出现了新面孔——“学区房”。

　　政治局会议非常罕见地提出，要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这说明高层对民生的重视，也侧面说明了当前解决学区房问题的紧迫性。

　　去年4月，北京教育资源最丰富、学区房最贵的西城区就动手了，出台“多校划片”“六年一学位”政策，小学将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

　　舆论普遍认为，“多校划片”有房子也不一定能上对应的好的学校，让很多家长放弃购买学区房的机会。六年一学位，导致房子的换手率相对较低。

　　当时我在接受新浪财经采访的时候就指出，这相当于“学位房”变成“学区房”，打破了住宅附加学位的唯一性，最顶尖的学区房价格会降温。

　　不过，现实情况依旧严峻。纵观全国，学区房的炒作并没有熄灭。

　　今年1月，有房产大V暗访了一套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面积27平的老破小学区房，价格560万，一平超过20万。魔幻的是，该房子一天就秒涨50万到到610万，每平变成了23万。

　　市民不仅怨声载道，有关部门也忍无可忍。3月16日，上海教育局放了个大招，实施“名额分配综合素质录取”。此举被普遍解读为对高价学区房釜底抽薪。

　　上海之于全国楼市，包括学区房，总有风向标的意义。

　　学区房就像楼市当中的地王，世上每多一个天价学区房，落实“房住不炒”的难度就会多上一分。

　　在贪婪的资本下，房子所附带的教育属性被无限的放大了。天价学区房不仅侮辱性强，伤害性也极大。如果任由学区房的火再烧下去，就会有更多的孩子被剥夺公平的教育权。随之而来的，是更进一步的内卷和阶层固化。

　　而且，学区房的金融属性比一般的房子强，更高的杠杆代表着相应更强的金融风险。

　　因此，强调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意味着未来要对炒作学位房下一剂猛药。

　　曾经的一句“房住不炒”，让最赚钱的房地产行业告别黄金时代。如今的一句学区不抄，又会掀起什么样的巨浪呢？

　　有很大的可能，北京上海的学区房改革将蔓延到全国。而且还会是进一步的加码、补漏洞，不是小打小闹。

　　数十万一平的学区房走到末路了。

　　今天的会议听取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情况汇报。

　　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尚未公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调查反映出来的问题一定不轻松。

　　早在去年1月，自然资源部就通报了2019年度国家开展耕地保护督察的有关情况，结果可以说令人触目惊心：

　　全国违法违规占用耕地114.26万亩，其中，占用永久基本农田14.34万亩。

　　全国有28个省份出现补充耕地数量不实，像现有耕地面积少于验收入库面积、实地现状为非耕地等。涉及土地16.98万亩

　　“景观工程”过度化。2017年以来有1368个城市景观公园、沿河沿湖绿化带、湖泊湿地公园、城市绿化隔离带等人造工程未办理审批手续，违法违规占用破坏耕地，涉及耕地18.67万亩，永久基本农田5.79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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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农办原主任陈锡文曾表示，在2008年之前的11年里，中国耕地总面积减少了1.25亿亩。

　　此后，这个下降趋势整体上就没有停止过。

　　2013年末，中国耕地总面积是13516.3万公顷。2018年末，已进一步下滑至13488.1万公顷，五年时间减少了28.2万公顷。

　　或许，这正是简报中为何会用接近1?4的篇幅强调国土问题的原因吧。

　　“要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优化调整农村用地布局，确定各地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确保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总量不再减少。

　　要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实行党政同责，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行为，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对在耕地保护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当前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地缘政治可能推倒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我们维护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命根子。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相比工业，农业是一个生产力进步甚慢的领域。作为相对封闭的系统，工业体系可以尽可能地排除大自然的干扰。因此，新工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能够出现颠覆性的效果。

　　19世纪40年代，一个女工一天只能缝制一件衬衣，缝纫机发明之后一天可以缝纫11件。1914年一战开打时，福特公司组装一辆T型车要14个小时，十年之后每10秒就能有一台走下生产线。

　　工业技术的改进和优化永不停息。相比之下，农业农业的生长周期是固定的，几乎不可更改的，尽管我们可以大量使用化肥，尽管我们在杂交水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粮食的增产是有限度，并不像工业那样有几何式的提升。

　　因此，保持耕地面积非常重要。否则，中国谈何粮食自主，又谈何国家安全？

　　今天的会议提出：要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首次在这种规格的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地方上的财政紧箍咒，更严了。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就提出，“为了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需要再帮一把，将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

　　为此，中国早在年初就制定了一系列让利的措施。比如说，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等等等……

　　一方面，地方税源被进一步的压缩了。

　　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在全球施虐，世界经济处于下行通道，各地日子都不太好过，刚性支出是一点也少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很容易就重新走上债务驱动型经济。

　　据联讯证券2019年数据，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率只有70%，低于IMF提出的政府债务率控制标准区间（90%-150%）。但在全口径债务率口径下，有21个省份超过了150%的警戒线。

　　中国目前的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280%。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债务占比高达一定程度后都会迎来经济奔溃。

　　所以，举债之路是不可继续持续下去的。

　　尽管中国也在改变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的游戏规划，今年历史性的压缩中央级财权，想方设法将财政资金下沉到了地方去，去缓解地方上的财政紧张，但是熟悉国情的人都知道，它并不能完全保证能百分百的抑制住地方对于无效GDP的冲动，地方不会悄悄举债扩张。

　　金融委最近的会议，已经讨论了好几次地方金融风险暴露。

　　所以，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就是要把责任落实到具体的领导干部身上，给各地带上牢牢的紧箍咒。

　　这实际上是一种未雨绸缪。防止地方债务这只中国最大的灰犀牛横冲直撞，最后搞得鸡飞狗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