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锐评：前有阿里，后有腾讯，反垄断一个都不能放过！

lameihua

　　2020年12月14日，阿里、阅文、丰巢三家公司因垄断被各罚款50万元。明眼人都能看出，罚的就是阿里，至于阅文、丰巢不过是陪绑。

　　果然，2021年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处以182亿的巨额罚款处理。

　　但这只是反垄断处罚的开始，后续行动必定源源不断。

　　今天，2021年4月30日，反垄断的新一波处罚来了。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腾讯企业作出罚款50万元的处理。罚款名单还包括滴滴、苏宁等知名企业。

　　50万元对这些超级企业而言不过是毛毛雨，但其背后的意义和指向是明确的：垄断行动与国家利益相悖，必须加以惩处。实质性的巨额处罚随时将会降临！甚至对阿里的182亿罚款，也并不是最终过关的表示。如果阿里巴巴继续其野蛮的垄断行为，甚至采取种种对抗国家监管的措施，那么更严厉的处置也并非不可想象。

　　在去年，笔者就反复指出中国未来的行动方向是“外抗强敌、内惩豪强”，老的粉丝应该都记得。这并不是依据胡乱猜测，而是通过逻辑推理得出。

　　目前全球已经处于大危机时代，越是危机越要集中力量。但是豪强林立，各行其是，巨头们甚至借机发国难财（比如人民生活困难，花呗借呗们诱导更加厉害，让老百姓陷入债务深渊），已经严重阻碍国家行动的有效性。这是有无数历史教训的。两汉两晋走向崩溃、王朝终结，很大程度上与豪强占有资源，百姓生活无着、挨饿冻毙有关。直到唐代以后，逐渐建立有效的制度，才相对避免了两汉两晋那样的恶性状况。

　　历史的教训值得警醒。如今，一些现代豪强的“豪言壮语”也令人极为震撼，比如马云说过：“如果银行不改变，阿里就来改变银行”、“中国的金融监管缺乏系统性（暗指中国整个的金融体制是乱来）、应当废除老旧的巴塞尔协议，（任由阿里向全国老百姓放高利贷）”。这，难道是要向国家权力叫板？难道国家还会容忍两汉两晋的局面重演吗？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建立中央威权体制的国家。这个体制始于秦始皇，定型于汉武帝。而欧洲威权体制的建立则要晚1500年以上，其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法国路易十四的政治模式。

　　汉武帝对威权政治模式的塑造，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与其向国外寻求反垄断的例子，来作为证明今天中国反垄断的依据，不如从汉武帝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寻找智慧和依据。

　　由于今天系统性的写文章时间已经不够。下面引用《何新经济学思想述评》一书中对于国家治理的评论。以下内容节选自该书第四编的一篇文章《论治理流通梗阻》。

　　面对大危机，历史上大体有三种办法。

　　一是对外侵略、向外倾销（其变种包括金融劫掠）；二是闹革命，大幅度地调整生产关系（其中包含减少人口，减少资源消耗）；三是搞凯恩斯主义，多印钞票，灌溉实体经济。

　　第一条牵涉到政治道义问题，本文不讨论。对于第二条，何新在《我的困惑与忧虑》一文中指出，现代主要发达国家，如美、英、德、法、日，之所以能够跻身强国行列，都有赖于国内长期保持稳定，极少发生国内革命。反观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形成：贫穷落后财富不均——于是暴力革命——于是动乱——于是更加贫穷落后——于是再动乱、再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

　　如果要更加全面和辩证地解释，也许可以这样说，暴力革命的确可以成为国家富强的条件之一，能够打开奋起变革之门。但经济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用经济的手段解决，暴力革命之后依然要尊重经济规律，通过和平时代长期艰苦的建设，使国家走向富强。例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就绝不仅是单纯进行了暴力革命这个缘故。无论在革命或和平建设时期，中共都领导实施了巨大的、不断的经济变革，使经济状况不断适应新的形势，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所谓革命，实质就是变革生产关系。人们常常会生出一个愿望，能不能在不那么血腥的情况下，或者不波及过多领域的情况下，相对温和地实现生产关系变革？

　　应该说办法确实有。只要牢牢扭住金融这个牛鼻子，首先使金融活跃起来，往往就能带动经济有序健康发展。

　　所谓金融，可以理解为“转圈的钱”、“循环流动的货币”。金融枯竭是经济运行中的根本性问题，必须作为经济治理的焦点。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着力点就是克服金融枯竭，推动金融循环。国家增发货币或从银行借出富人的存款，将其投入基础设施等实体经济，带动经济发展。这一方法经过长期的经济实践证明有效，直到现在仍为各个国家所用。只是为了避免过于强烈的后遗症，目前一些重要国家纷纷转向温和凯恩斯主义，采取保守疗法，或者说由不顾长期预后的西医疗法转为注重长远效果的中医疗法。

　　然而由于凯恩斯主义未能深入触及生产关系，导致其拯救经济的条件范围有限。遇到真正深不见底的大危机，国家本身又没有特殊的条件和优势（例如缺乏外部市场和资源的支持），凯恩斯主义往往束手无策，必须从历史上寻找更加深刻的案例。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化解超级危机的例子，分别是汉武帝时代、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分别产生了桑弘羊、刘晏、陈云三位天才级的理财专家。三次化解危机的根本要诀就是强化国家经营（如实施食盐专卖、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并由国家掌控金融资源。从深层意义上说就是改变大生产关系，并实施计划经济。

　　这里着重讨论国家掌控金融资源的问题。汉武帝时代曾经实施过算缗告缗的政策，又曾经搞过多次货币改革，最终将铸币权和金融资源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任何私人包括地方王国都无法染指。汉帝国的特大经济危机由此解除。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断然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投机商200余人逮捕法办，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从而将金融资源牢牢掌握于国家手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得以迅速稳定，并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所谓“转变生产关系”以应对大危机，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抑制乃至杜绝私人染指金融系统，甚至要不惜开动国家机器，采用暴力手段，夺取投机者和巨富手中持有的金融资源，由国家全面控制金融系统，从而使经济重新有效循环运转起来。

　　肯定会有人将国家全面控制金融的行为戴上“破坏市场秩序”的帽子，加以无限斥责。其实，在超级大危机时代，往往面临着经济崩溃、社会动乱、国家分裂等严重问题，绝难有更好的办法逆转形势。搜寻古今中外的案例，汉武帝时代、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就是最为典型的三个成功例子。笔者至今也没有找出比这三个例子更典型的案例。运用强力手段，由国家掌控金融资源，排除私人染指，这本身就是将国家暴力限制在最低程度的有效办法。如果不这样做，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千百倍的恶果。

　　简单来说，在遭遇超级经济危机时，所有的常规手段都已失效，如果不想发动战争搞侵略，那就必须深入触及生产关系变革，全面重新分配财富。然而，这样也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以至残酷的国家分裂和内战。如果从改善金融秩序入手，没收金融寡头的金融资源，禁止私人染指金融运作，而由国家全面掌控金融，则往往是解救超级经济危机最温和、最有效、负面影响最轻微的办法。

　　以上文章写于2017年5月。汉武帝的治理对于今天的启示是什么呢？一是要铲除垄断，二是要在金融上下功夫。前文已经讲到了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对腾讯等企业的50万元罚款，这个罚款是针对垄断作出的。

　　但金融问题恐怕更触及国家力量的核心。因此，国家一定会在金融上下功夫。

　　昨天4月29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四大金融管理部门对13家网络平台企业进行约谈。这些企业是：腾讯、度小满金融、京东金融、字节跳动、美团金融、滴滴金融、陆金所、天星数科、360数科、新浪金融、苏宁金融、国美金融、携程金融。

　　下面对这次约谈内容进行简单解读。

　　管理部门指出：普遍存在无牌或超许可范围从事金融业务、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监管套利、不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严重违规问题。

　　【解读：金融业务十分敏感，这些东西归结在一起，简单来说就是互联网金融已经严重损害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这不光是违法的问题，而是在利益损害程度上，金融行业天然就比其它行业更厉害、更敏感。】

　　管理部门：要求各网络平台企业……全面自查整改。开展金融业务要以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为本。对于违规经营行为，金融管理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

　　【解读：金融高利贷不是什么好东西。今后恐怕都要整改。之所以允许平台企业搞金融经营，那是为了让你们服务实体经济，让老百姓能够改善就业和生活。如果脱离了这些，还不如关门。】

　　管理部门：坚持从严监管和公平监管，一视同仁对各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零容忍”，保障数据产权及个人隐私，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秩序。

　　【解读：很可能会建立一些新的规范，细化各项要求。将平台金融活动导向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实体经济、有利于国家经济向外开拓、有利于老百姓的轨道。这就是新的“金融市场秩序”。】

　　风雨锐评认为，金融管理十分复杂、敏感，而历史上的相关具体经验并不多。因此，从管理理念到实施行动，有一个不断探索和调整的过程，对互联网平台金融的规范和整顿不会一蹴而就。现在只是刚刚开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