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琴螺：2013年12月16日点评参考消息

大参考

　　《“关说风暴”再袭台政坛》，《台湾苹果日报》12月15日报道，台湾《中国时报》12月15日报道。有关报道称：“全案起因于9月间，特侦组举行记者会指控法务部长曾勇夫、陈守煌，受王金平、柯建铭请托，向承办柯建铭上诉案检察官林秀涛要求不上诉，曾勇夫被迫请辞，王金平被国民党撤销党籍，引爆‘九月政争’及违法监听立法院总机案，黄世铭因泄密遭检察官起诉，并移送检评会。”

　　台湾武装割据势力被汉奸卖国势力捧为民主样板，然而，这个民主样板总是以各种出乖露丑来扇汉奸卖国势力或“果粉”的耳光。马英九利用非法监听手段搜集政敌的罪证，进而以非法证据来排斥异己——以便为其所主张的改革运动扫清障碍，王金平、柯建铭等人则凭借自己的权势通过干涉司法来谋取相关利益。尽管，马英九等人至少——仅就目前被揭发出来的情况而言——还没有下作到用伪造证据、制造冤案的手法来进行政治斗争。但是，“关说风暴”彻底暴露了台湾政坛漆黑一片的这个事实。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马英九利用反腐运动来为其推行汉奸卖国政策开路的这一问题。此次，我们要谈则是王金平等人缺乏历史感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稍微关心一点台湾问题的人都知道台湾政坛存在大量的“关说”事件，因此，很容易理解的是，对王金平这样的有着那么高地位的人来说，“关说”这种事已经成为了他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是潜规则，但是，当潜规则常态化之后，约定俗成的观念就会让人们对某些潜规则本身与明规则之间的冲突有所忽视，以至于最后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就是我们现在能够从美国及中国大陆身上所看到的那样——统治集团在改革的名义下把那些已经给其带来了巨大利益的潜规则合法化了，并且，不仅不追究此前违反相应明规则的那些人，相反还将这些带头破坏法治的人物界定为功臣闯将，因而也就将那些被潜规则损害利益的人群置于统治集团的对立面。与此同时，也正因为统治集团肯定了那些公开否定既有秩序的人物，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体民众宣告了一条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原则——造反有理，而这个逻辑正好与统治集团反复向民众灌输的“法治社会才是正道”的原则相对立。

　　所谓的历史感就是要遵守明规则。不同的公开立场就意味着不同的明规则。之所以说某些伟大的政治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就是因为这些政治家能够在遵守明规则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至少能够让他们的各种举措——在表面上看起来——都很符合明规则，由此达到历史正确与政治正确的同一。毛主席讲，“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我认为，其中就有这样一层意思。要言行一致，不要“说一套，做一套”。那种靠政变上台、靠制造冤案来维持政权的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在历史上站得住，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争取到民心。历史上，王莽、武曌等人固然取得了一时的成功，其所推行的改革也很具有新意，但是，私有制经济与生俱来的周期性危机必然使得这一来路不正的政权更容易陷入政治危机，而且，越是以政变后的时代来否定政变前的时代，政治危机到来的速度就越快，因为在这一逻辑下，政变本身具有了政治正当性，而这个政治正当性正好与任何一个政权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原则相敌对。由此就必然使这个政权始终活在悖论中，并且使该政权处于这么一个颠倒的状态——即对它而言，政变比革命更可怕，因而，该政权日益增加的各种旨在防止政变重演的举措会在客观上起到为革命的早日到来开辟道路的作用。

　　王金平等人之所以被惩处，并不是因为台湾只有他们在“关说”，而是因为马英九——这个王金平的政敌——要用此事来整倒王金平，换言之，马英九——至少在目前看来——不会用“关说”这个罪名来整其他人（这些人的问题可能比王金平更加严重）。这种“定向式反腐”在中国大陆这里已经屡见不鲜了，而且往往出现“无罪的被判，轻罪的重判，重罪的不判”这些怪象，当然，这些怪象也是要通过一番分析才能见到，一般是不能直观到的。现在，这个怪象只不过在台湾地区以如此露骨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罢了，也正因为它暴露了政坛潜规则，所以才惊动了四方。四方对台湾的愤怒不是源自台湾政坛的黑暗，而是源自台湾在保护政坛潜规则一事上极其不力的表现。很明显，在民主样板被爆出了这一系列的黑幕之后，其他民主国家或以民主样板为自身改革目标的政治势力岂能安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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