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担当自由贸易旗手，中国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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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商务工作会议决定中，从“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到“建设开放平台，加强多双边经贸合作”，这两个关键词本质上是一体的，体现的都是中国在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惊涛骇浪中努力维护开放经济发展的意愿，体现的是至迟从2013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一以贯之的政策取向，这种政策取向经受住了2018年爆发的中美史诗级贸易战的锻打，也经受住了2020年新冠肺炎的冲击。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1990年代至本世纪前10年的全球经济贸易高增长时期，几乎其它所有国家都搭上了经济贸易快速增长的便车，但只有中国在2012—2014年以来的全球经济贸易下行趋势中表现出了举世无双的担当：

　　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同比增幅仅有0.86%，近乎零增长；2013、2014年同比增幅分别为2.47%、0.08%，2015、2016连续下降两年，以至于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甚至低于次贷危机陡然全面升级前夕的2008年。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虽然反弹10.61%，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11—2014年间的水平。在更大背景和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世界经济周期运行的长波，可以判断，自2012—2014年起的大约10—15年里，全球经济贸易持续快速增长的好时光无法全面重现。

　　在这样的环境里，是在形形色色既得利益集团压力下随波逐流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不惜对本国和国际经济重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覆辙的风险置若罔闻；还是迎风而上，顶着压力也要为本国和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开创当前更费力但更可持续、更宽广的道路？

　　美国等西方大国选择了前者，中国选择了后者。从2013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从力保世贸组织多边贸易平台正常运行，到顶着中美史诗级贸易战、新冠肺炎冲击也要努力建设开放平台，加强多双边经贸合作，中国在事实上已经承担起了全球自由贸易旗手的角色，中美双方的不同抉择，正在日益明显地决定两国国运的分流。

　　美国的选择，貌似追求自身利益，实则有损自己长期利益；中国的选择，貌似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实则利己利人。因为自由贸易体系对全球经济长期稳定与增长至关重要，对中国这个蝉联10余年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尤其重要。

　　回顾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1933年大危机，是什么急剧放大了这场危机的杀伤力和传染性？是贸易保护主义。1929年，正值华尔街投机狂热引爆的金融危机阴风凄凄之际，美国国会通过极端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爆各国竞相报复的关税战，触发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终于将在危机边缘挣扎的世界各国推向创纪录大危机的深渊；今天，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作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顺差大国，作为1990年代至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一旦成为现实，对中国的潜在杀伤力更大，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付出更大努力去努力维护自由贸易？

　　何况今年我们又亲身体验了外贸出口强力反弹拉动中国经济迅速摆脱疫情冲击的效果，国内外市场对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对明年中国外贸出口继续强力增长的看多。

　　奥巴马执政时期，我曾提出，从政治体制来看，在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高涨的时期，中国体制更有助于其发挥自由贸易倡导者作用；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检验，我对这一判断更加确信。不必指望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就会迅速重新成为全球自由贸易旗手，这个期望必然会被事实证明为不仅too young、too simple，而且naive。

　　同时，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和发展多双边经贸合作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因为为了应对外部政治、乃至军事挑战，我们需要打破极端势力组织围剿中国新冷战联盟的图谋。

　　所以，国运方兴，奋斗吧，商务少年！